可是联共（布）中央还是在他生日到来时授予他列宁勋章。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在授勋的决定中称他为“杰出的无产阶级诗人”，肯定他在文学创作方面作出的贡献。党中央和人民委员会分别称他为“无产阶级诗人”和“无产阶级革命的诗人”。《真理报》则称他为“布尔什维克诗人”和“老真理报人”，并重新开始发表他的作品。
由于他没有真正接受批评和改变自己的看法，在新发表的作品中又出了问题。1936年他在喜剧《勇士们》中对十世纪罗斯居民皈依基督教、接受洗礼进行嘲笑，把古罗斯的强盗写成正面人物，却竭力给真正的勇士抹黑。在剧本排演时，莫洛托夫奉斯大林之命前去观看。他观看后对剧本作了全面的否定。于是联共（布）中央政治局立即作出了《关于杰米扬·别德内依的剧本〈勇士们〉》的决定，严厉批评了作者的思想观点和他对俄罗斯历史的歪曲。后来斯大林于1943年会见宗教界人士时曾谈到罗斯接受基督教的问题，他说：“当然，我们不是很好的基督教徒，但是不能否定基督教在一定阶段的进步作用。这件事（指罗斯接受洗礼。——引者）具有很大的意义，因为这是俄罗斯国家向西方靠拢而不面向东方的转折。”他在谈到民族传统时提到别德内依，说道：“杰米扬·别德内依对历史前景的想法是不正确的。当我们要把米宁和波扎尔斯基的塑像挪得与圣瓦西里教堂靠近一些时，杰米扬·别德内依站出来反对，写文章说，根本就应当抛弃这塑像，把米宁和波扎尔斯基忘掉。我在就这个问题写的信里把他称为‘忘本的伊万’。历史我们是不能抛弃的……”应该说，批评是很严厉的。
为了表明自己与党保持一致，同时为了改善自己的处境，别德内依于1937年写了一篇反法西斯的作品，题目叫做《斗争或者死亡》，署名“康拉德·罗特肯姆菲尔”，注明由别德内依译自德文。诗中写道：“像新的但丁，我正行走在法西斯的地狱里。”时任《真理报》总编的梅赫利斯收到稿子后，向斯大林请示。斯大林读后写信给梅赫利斯，要他转告“那位新的但丁即康拉德，也就是杰米扬·别德内依”，说他认为“这个寓言或长诗在艺术上平平常常”，“对法西斯主义的批判苍白无力，也无创见，而对苏维埃制度的批判虽然非常明晰，不过是愚蠢的”。他指示不予发表。这说明，斯大林认为别德内依并未真正认识自己的错误，思想观点并未改变，最后决定把他的问题提交中央监察委员会处理。结果这位1912年入党的诗人于1938年8月被开除党籍，接着又被开除作家协会会籍。当时大清洗的浪潮还没有过去。据说曾任中央宣传鼓动部负责人的右派成员斯捷茨基在供词中对别德内依进行了揭发，列举了许多他同情支持右派集团和反对斯大林的言论，但是他没有因此而被捕。由此可见，斯大林对他还是手下留情的。
卫国战争爆发后，原来情绪比较低落的别德内依思想振奋起来，重新拿起笔作为武器，投入了保卫祖国的战斗。这时已不再重提他过去的问题，报刊发表了他创作的大量充满爱国主义情感，对法西斯侵略者进行无情揭露讽刺和鞭挞的诗篇。他在某种程度上重新得到了承认。
1944年7月10日联共（布）中央组织局通过了纪念俄罗斯寓言作家克雷洛夫逝世一百周年的决议，7月15日中央政治局批准了这一决议。塔斯社根据这一决议于7月30日进行了题为《关于纪念克雷洛夫逝世一百周年》的报导，其中说，苏联人民委员会成立了纪念“伟大的俄罗斯寓言作家克雷洛夫”逝世一百周年的筹备委员会，并说明筹委会主席为A.托尔斯泰，包括三十五名委员。在委员的名单中没有别德内依的名字。
别德内依得知后，觉得自己受到无端的冷落，很不高兴，便于8月5日给斯大林写信。他从作家的武器——语言的力量说起，举了自己的两篇作品作为例子来说明它产生的巨大影响。接着谈到他如何向古典作家学习技巧，说他学生时代的第一位老师就是“人民作家当中最人民的、天才的寓言作家克雷洛夫”。他说，他并不是毫无原因地作为一个寓言作家引起人们的重视和出名的。他还说：“大家都知道，寓言作为语言武器，作为一种最困难的文学形式，从逝世的克雷洛夫手中掉落后，没有任何人拾起它，而在诗歌理论教科书里这样说：‘寓言是一种死绝的文学形式。’
“我毫不畏惧地拾起了克雷洛夫扔下的武器，使这‘死绝的形式’复活，像现在所说的那样，把它用来武装工人阶级。在激进的‘大报’上出现一系列关于我的文章，其中之一的标题为《克雷洛夫爷爷的孙子》。
“而现在发生了这样一件意外事：上星期六在所有报纸上刊登了筹备克雷洛夫爷爷逝世百周年纪念活动的人员的大名单。但是没有邀请他的孙子参加。
“我本来决定忍受。但是遗憾的是，此事没有被人注意：在作家当中——不仅在作家当中——流传开了流言蜚语：说什么杰米扬还有问题，离开他远一点。”
信中接着说，他中风后已行动不便，言语不清，让他当筹委会委员已无必要，但是他将写纪念文章。最后他提到1938年被开除党籍的事，他说：“从党里可以从很多门出来，我就从其中一些门里出来了。但是要回到党里只有一条路：工作，立功。我这样看待自己的工作。现在突然出现我可能失去工作的情况，这说明我将失去回到党里的可能。这是主要的！”
别德内依说他是克雷洛夫寓言诗的传统的继承者和他的“孙子”，这是符合事实的。自从克雷洛夫逝世后，一直后继乏人，寓言诗这一体裁的创作没有得到明显的发展。别德内依确实继承和发展了克雷洛夫的传统，创造性地运用这位老前辈的经验，创作了大量短小精悍、尖锐泼辣的作品，深受群众喜爱，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因此在纪念克雷洛夫逝世一百周年时，忽视这位主要的传人，应该说是不对的。
斯大林收到信后，没有像以往一样给别德内依写回信。但有关部门采取了补救措施。8月9日，《真理报》发表报导说，苏联人民委员会批准别德内依为纪念克雷洛夫逝世一百周年活动筹委会主席（可能为副主席之误。——引者），决定出版由别德内依主编的克雷洛夫全集。在11月21日举行的纪念大会上，别德内依发了言。
根据别德内依的女儿柳德米拉的回忆，她的父亲曾与伏罗希洛夫谈过话，后者答应给“需要知道的人”讲一讲谁是克雷洛夫的继承者的问题。伏罗希洛夫当天就给斯大林打电话，说他不只一次地赞赏别德内依的作品。斯大林“含糊不清地说了一句什么，就把电话挂上了”。几天后，别德内依就被任命为筹委会副主席。1963年12月7日，伏罗希洛夫亲笔在柳德米拉的回忆上写道：“以上所说符合实际，我现在还清楚记得这整个‘故事’。”
由纪念克雷洛夫逝世一百周年引起的这件事，是别德内依与斯大林最后一次打交道。半年后，即于1945年5月，这位诗人和寓言作家就因病去世了。
别德内依去世后，他的作品不断结集出版。1950年国家文学出版社出版了他的选集，军事出版社出版了他的集子《亲爱的军队》。斯大林十分重视此事，他发现这两部文集在选材和编辑工作上存在很大问题，主要是入选的某些作品不是经作者修改过的最后的定稿，有的甚至是作者本人淘汰了的东西，这就使得出现一系列政治上的歪曲。联共（布）中央书记处于1952年4月24日专门通过决议指出这些问题，批评和处分了有关的人员，并责成国家文学出版社于1952～1953年在认真审订的基础上出版高质量的别德内依文集。而斯大林未等到这新的文集的出版就去世了。于是他与这位老诗人和老朋友的恩恩怨怨也就最后结束了。
三
最后讲一讲斯大林与高尔基的关系。根据目前所能看到的材料，斯大林与高尔基之间的直接交往大约始于上世纪二十年代末，到1936年高尔基逝世，前后约七八年。在这之前，斯大林想必早就知道和了解高尔基这位与布尔什维克党有着密切联系的大作家。1917年在十月革命前夕，当时高尔基在他主办的《新生活报》上刊登了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反对布尔什维克党中央关于武装起义的决定的声明并发表了他自己撰写的《不能沉默》一文，否定群众的革命热情，要求布尔什维克党中央公开驳斥关于近期内采取暴力行动的“传闻”，斯大林在《工人之路报》上发表《“有许多公牛围绕我”》一文，对高尔基进行了严厉的批评，称他为“吓得魂不附体的神经衰弱者”，并且指出，“俄国革命淘汰了不少权威人士”，“后来被革命抛弃的‘名人’有整整一大串”，“我们担心高尔基会被‘死命地’拖到他们那里去，拖到档案库里去”。当时文章没有署名，也许高尔基并不知道是斯大林写的。
斯大林在1922年当上总书记时，高尔基已到了国外。他与国内许多作家和批评家（例如费定、富尔曼诺夫、列昂诺夫、弗谢沃洛德·伊万诺夫、吉洪诺夫、马卡连科、革拉特科夫、恰培金、沃隆斯基等）保持着密切的通信联系，会见过一些出国访问的作家，与某些领导人（例如布哈林、加米涅夫、李可夫等）也有信件来往。1924年7月28日他写信给李可夫，对李可夫的关心和邀请他回国的好意表示感谢。1925年7月13日他在给布哈林的信中赞扬了俄共（布）中央关于党在文学方面的政策的决议。当时布哈林等人与斯大林的关系还比较正常，他们大概会把所了解的高尔基的情况告诉斯大林。
二十年代下半期，斯大林开始大力抓领导文学的工作后，对作家队伍处于涣散状态很不满意，觉得需要有一个在作家当中享有很高威望并与他们保持广泛联系的人协助他把他们团结起来。同时斯大林了解到高尔基这几年思想发生了明显变化，认为他是最合适的人选，便决定争取他的支持和合作。1927年，在斯大林的授意下，组织了庆祝高尔基从事文学工作三十五周年的活动，并为次年庆祝他的六十岁诞辰作准备。苏联各界表示祝贺的电报和信件像雪片似的飞向当时高尔基居住的地点意大利索伦托，这些电报和信件除了表示祝贺外，还希望高尔基能回到祖国来。正好高尔基也正希望回国看看，于是他在1928年5月28日回到了苏联。他回国时，苏联政府组织了盛大的欢迎，伏罗希洛夫、奥尔忠尼启泽、卢那察尔斯基等领导人亲自到车站迎接。在当天举行的庆祝斯维尔德洛夫共产主义大学成立十周年的大会上高尔基与斯大林见了面，也就是从这时起，两人开始了直接的交往。
格隆斯基通过与斯大林在不同场合的接触，觉得斯大林一直持有这样的看法：高尔基是一个大人物，他不仅是一个作家，而且是一个巨大的政治人物；不仅是一笔艺术资本，而且是一笔政治资本，需要爱惜。同时格隆斯基还在政治局和各种委员会的会议上听斯大林说过，高尔基是一个搞艺术的人，容易受情绪和感情的支配，感情可能使他偏向一边，无意之中做出损害党的事情来，因此政治局委员们应和他多接触，了解他对各种事情的态度，以便及时纠正他。应该说，斯大林对高尔基的看法是与列宁的看法相似的，当年列宁也在高度评价高尔基作为艺术家的才能和所起的作用的同时认为他“在政治上最没主见而且惯于感情用事”。斯大林根据他的这种看法，一方面重视和尊重高尔基，给了高尔基很高的荣誉，亲自提议把高尔基的故乡下诺夫哥罗德市改名为高尔基市，以高尔基的名字命名莫斯科的一条大街和莫斯科艺术剧院，隆重庆祝高尔基从事文学活动四十周年。他对高尔基的各种要求尽量予以满足，对高尔基提出的编写出版《国内战争史》《工厂史》等书籍和创办《我们的成就》《在国外》等杂志的建议给以大力支持，甚至当高尔基为反对派领袖求情，请求安排他们的工作时，虽然心里很不愿意，也表示同意，例如布哈林当上《消息报》总编，加米涅夫先后担任科学院出版社社长和苏联科学院世界文学研究所所长，在很大程度上是高尔基说项的结果。
而从高尔基这方面来说，他对斯大林实行的路线和政策是支持的。他赞扬当时正在开展的农业集体化运动，认为把个体农民组织到集体农庄里从事集体生产是改造农民的很好的途径。1930年1月8日，在农业集体化运动的高潮中他给斯大林写信说：“在党十分坚决地把农村转入集体化轨道后，社会革命具有了真正的社会主义性质。这几乎是一种天翻地覆的变革，这比党以前所做的一切要多得多，深刻得多，我们正在消灭存在了几千年的制度，这种制度造就了一种极其畸形的人，他们的那种本能的保守性和私有者的本性，令人吃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