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以上所述可以看出，斯大林是关心流亡出国的作家的，是欢迎他们回国的。他不再希望留着国内的作家再往外走。但是有的作家由于种种原因，特别是由于他们受到他们认为不应有的批评以及作品不能发表和上演时，便萌生出国的念头。老作家扎米亚京就是一个突出的例子。扎米亚京学生时代曾从事过革命活动，是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尔什维克派的成员。后不再过问政治，一心从事文学创作。十月革命后他写了长篇小说《我们》。这部采用科幻小说的笔法创作的小说当时被认为是一部怀疑和否定十月革命和新建立的苏维埃制度的作品，在苏联国内遭到禁止，却被译成英、法等国语言在国外广泛流传开来。后来写成的历史情节剧《阿基拉》也被禁止上演。报刊上发表了不少批判他的文章。文学界曾把他的《我们》与皮利尼亚克的《红木》放到一起，进行一场激烈的批判。各个出版社停止出版他的作品。于是他觉得通向读者的最后一扇门被关闭了，对他这个作家作了死刑判决。于是他给斯大林写信，要求出国。信中说：“在苏维埃法典中将犯罪分子驱逐出境是仅次于死刑的惩罚。即使我确实犯了罪和应该受到惩罚，我还是这样想，也没有严重到应判处文学死刑的程度，因此我请求将这一判决改为判处我从苏联驱逐出境，不过要允许我的妻子陪同。如果我无罪，那么请求允许我与妻子一起暂时出国，哪怕只去一年，——只要在我们文学界可以只为伟大思想服务而不必伺候小人，只要在我们这里对语言艺术家的作用的看法有所改变，我就可以立即回国”。信中还说：“我知道，在国外我的处境将很不容易，因为在那里我不能投身到反动阵营里去——我过去的经历可以很有说服力地说明这一点（沙皇时代我参加过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坐过牢，两次被流放，战争期间曾因发表反军国主义小说受过法庭指控）。我知道，如果说在这里由于我通常凭良心而不按照命令写作而被宣布为右派，那么在那里由于同样的原因我迟早可能会被宣布为布尔什维克。但是到那里后即使条件再困难，我也不会被迫保持沉默，那里我将设法写作和发表作品——哪怕甚至不用俄语。”这封信是在1931年6月写的。现在尚未见到关于斯大林对他关于出国的请求明确表态的材料，可能他是默许的。于是扎米亚京在高尔基的协助下于1939年出了国，定居巴黎。
扎米亚京在国外接受了记者的采访，关于自己的政治态度说了一些模棱两可的话。一家捷克斯洛伐克报纸报导说，扎米亚京正在变成叛逃者，正在滑向叛逃者的立场。他得知后，给当时任《消息报》总编的格隆斯基写了一封解释的信。根据格隆斯基的回忆，斯大林得知后给他打电话，问如何看待和处理这封信。格隆斯基在说明信的内容和扎米亚京的立场后说，他已下令不予刊登。这时斯大林就说：“您做得不对。把一个人变成敌人很容易。您得罪了他，就把他变成了敌人。而把一个人变成朋友则比较困难，把一个人变成自己人，这就困难得多。”格隆斯基坚持自己的意见，两人发生了争论。争论了大约十分钟，最后决定这封信先在《文学报》上发表，然后由《消息报》转载，好让国外的人知道。格隆斯基认为这是为留住扎米亚京、让他有朝一日能返回苏联所作的最大努力。由此可以作这样的推测，斯大林虽然并不赞同扎米亚京的政治观点和并不欣赏他的文学笔法，但还是希望他能回国的。可是扎米亚京没有这样做，于1937年在巴黎去世。
根据格隆斯基的回忆，斯大林还努力争取其他一些老作家。他举谢尔盖耶夫－倩斯基为例。这位着名小说家不承认苏维埃政权，蛰居克里木。斯大林得知后，要格隆斯基去做思想工作，把他从那里请出来。后来谢尔盖耶夫－倩斯基从那里出来了，斯大林几次问起他，向他表示关心。他的创作受到重视，长篇小说《赛瓦斯托波尔激战》于1941年获首届斯大林文学奖一等奖。1943年他当选为苏联科学院院士。
在老一代革命作家中，斯大林尊重绥拉菲莫维奇，但是两人之间直接交往不多。他与高尔基和杰米扬·别德内依之间的关系就不同了，显得非常密切而又复杂。他曾对两人所起的作用作了高度的评价。根据格隆斯基的回忆，斯大林在一次会议上曾这样说道：“我们国内有两位大作家——高尔基和别德内依，他们起着党的最杰出领袖的作用，也许还要更大些。”当然，斯大林的话不无夸张，把这两人并提也并不合适，而且不久他对别德内依的看法发生了重大变化，但可以看出，他非常看重这两人所起的政治作用。既然斯大林提到了别德内依这位诗人和寓言作家，那就先讲一讲斯大林与他的关系。
二
斯大林大概在十月革命前就认识了别德内依。他曾在谈到《真理报》的创办时说，别德内依是否参加了商量办报方针的会议，他记不清了。而别德内依后来成为《真理报》和《明星报》的经常撰稿人。十月革命和国内战争时期，别德内依发表了许多脍炙人口的讽刺诗、小品文和寓言，因而声名大振。他曾住在克里姆林宫里与斯大林为邻，常到斯大林家做客，而且还不断给斯大林写信。在二十年代党内斗争中他站在斯大林一边，1926年曾写过一首题为《任何事都有一个了结》的诗，指出托洛茨基派无人支持，该是结束这种“不成体统的现象”的时候了。这首诗在《真理报》上发表后，产生了很大反响。当然斯大林感到很满意，说过读这首诗的人比读反对托洛茨基的讲话的人要多这样的话，意思是说它产生的政治影响要广泛得多。由于思想政治观点的一致，两人的关系曾一度非常亲密。斯大林对别德内依非常关心。1928年当他得知别德内依患病时，专门给政治局委员们写信告诉他们别德内依的病情，在他提议下，政治局作出了让病人出国治疗的决定。而别德内依从国外治病回来后，向斯大林详细汇报了治疗的情况。从这件事可以看出，他们的关系非同一般。
可是到三十年代初，情况发生了重大变化。1930年别德内依陆续发表了小品文《从热炕上爬下来》和《毫不留情》，前者把懒惰和待在热炕上几乎说成是俄罗斯人的性格，后者则要求对策划暴动和企图暗杀斯大林的人采取断然措施，言下之意，苏联有人企图这样做。12月6日，联共（布）中央书记处作出决议，对这两部作品进行了严厉的批评，指责前者污蔑俄罗斯工人阶级，后者传播政治谣言。别德内依得知后，于12月8日给斯大林写信，说他的小品文曾得到莫洛托夫和雅罗斯拉夫斯基的肯定，正在等着斯大林的称赞，“听到一声召唤就高兴地奔向他”，竖起耳朵准备听赞扬的话。当他听到对他说《从热炕上爬下来》毫不中用时，觉得好像被人狠狠地揪了耳朵，使他处于瘫痪状态，往后再也不能写作了等等。信中拐弯抹角地称中央的决议为“绞索”，宣称他的“毁灭的时刻到了”。信的整个语气是抱怨的，表明他不接受批评。
斯大林收到信后，于12月12日给他写了回信。他首先指出别德内依对待批评的态度是错误的，这样写道：“你把中央决议看作‘绞索’，看作‘我的（即你的）毁灭的时刻到了’的标志。为什么呢？有什么根据呢？一个共产党员不去领会中央决议的实质并改正自己的错误，反而蔑视这个决议，把它看作‘绞索’，这叫什么共产党员呢？……
“在该称赞你的时候，中央曾多次称赞过你。当我们党内的个别集团和同志攻击你的时候，中央曾多次保护过你（其实是有些勉强的！）。当不少诗人和作家犯了个别错误的时候，中央纠正了他们。这一切你都认为是正常的和理所当然的。可是当中央不得不批评你的错误的时候，你就突然嗤之以鼻，叫起‘绞索’来了。有什么根据呢？也许中央没有权利批评你的错误？也许中央的决议对你没有约束力？也许你的诗超乎一切批评之上？你没有发觉你已经染上某种令人不快的所谓‘自高自大’的毛病吗？杰米扬同志，放谦虚一些吧……”
接着斯大林指出了别德内依的错误，反对他歪曲俄罗斯民族性格和丑化俄罗斯工人阶级，认为他那样写是对俄罗斯无产阶级的侮辱，也是对苏联无产阶级的诽谤。上面在讲斯大林的文学观点时已对此作过介绍，这里不再重复。信中接着说：“既然为此，你还想叫中央默不作声！你把我们的中央看成什么了？你还想叫我因为你原来对我有‘历史上的好感’而默不作声！你是多么幼稚，多么不了解布尔什维克……”信的末尾在引用了列宁关于大俄罗斯人民的民族自豪心的话后说道：“因此，无论如何你必须回到原来的列宁的道路上来。”
斯大林完全不顾老朋友的面子，话说得很不客气。主要原因恐怕在于思想观点上出现了严重分歧。后来莫洛托夫在被问到斯大林与别德内依的关系时回答说：“在一定时间前他们的关系是好的。大概正好是在集体农庄建设之前是如此。斯大林非常准确和及时地阻止了他。我记得是在1928年或1929年，在集体化之前，杰米扬写了悲观主义的《从热炕上爬下来！》。看来他产生了怀疑，不知我们布尔什维克能否坚持住。对工人阶级说：你怎么还在那里待着，事情进展得不顺利，爬下来吧！”照莫洛托夫的说法，《从热炕上爬下来！》不仅写了工人的懒惰和不关心国家大事，而且也写了对农业集体化运动的前景的怀疑。根据格隆斯基的回忆，别德内依在1931年底在回答他为什么不写集体农庄时曾经说道：“你们总是讲集体农庄，讲成绩，而人民在挨饿。还需要再看一看集体农庄运动会带给我们什么。”斯大林当然也不能容忍他对集体农庄运动的怀疑态度。
从此之后，两人之间关系发生了重大变化，变得疏远了。别德内依有时遇到问题还给斯大林写信，斯大林也作出回应，但态度比较冷漠。1932年9月别德内依和其他一些老干部一起将被迁出克里姆林宫。他就此事给斯大林写信诉说自己的心情，提出给他保留藏书室和书房的要求。斯大林回信说：“自然藏书室和书房需要留给您。至于说到个人的情况以及与其相关的迁出克里姆林宫的事，那么是为了不发生在克里姆林宫里不应发生的事端（当然不是由您引起的）。”信中还说：“如把迁出克里姆林宫一事看作是想让您‘脱离’或‘远离’党和事业的图谋，那是很奇怪的。您自己知道，有几百位负责的和受尊敬的同志（包括高尔基）住在克里姆林宫外，然而谁也不怀疑他们是靠近党、靠近克里姆林宫的。”从这些话中可以看出，斯大林认为别德内依是无理纠缠，显然对他是不满意的。
然而斯大林和联共（布）中央对这位长期在党的领导下努力进行创作、为革命事业做出重要贡献的老作家还是重视的。1933年，在他五十岁生日前，政治局在一次会议上讨论了庆祝他的五十诞辰的问题。事后《真理报》负责人萨韦利耶夫和《消息报》主编格隆斯基奉命拜访了别德内依。在谈话中两人向他传达了政治局会议上的有关发言。当他听到有人对他的某些言行提出批评时，他进行辩解，说他“从来没有离开过党的路线，甚至没有过动摇和怀疑”。他把自己的关于集体农庄运动的右倾言论说成是由于“诗人的特殊的敏感”。谈话中提到了关于普列津特的日记问题。这里要说明一下，普列津特原为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书记处工作人员，后到国家出版社工作。他经常与别德内依来往，并在日记里记下了别德内依的言论，其中有一些对斯大林和其他领导人的“不敬之词”。普列津特被捕后，从他那里搜查出了这些日记，此事引起了有关方面的注意。在这次谈话中，别德内依开头企图否认自己与日记有任何关系，最后才承认“日记问题是他的过错”，他说：“我曾与这个坏蛋（指普列津特）打过交道，让他与自己接近，大概在他面前说过一些多余的话。”他在这次谈话中强调他“不会离开党，将要按照党提出的任务和在党领导下进行工作”。最后他决定给中央写信表明自己的态度。
他给斯大林的信有未定稿和定稿两种版本。在定稿中他对自己的某些做法作了解释，提到了普列津特的日记，说其中主要是谎言，只有一小部分是“被歪曲的事实”，即使如此，也不能原谅自己。他说，人们认为他有“动摇”，过错也在于他自己，因为他没有发现自己的这些动摇，总是相信“党在任何情况下可以像信赖石山那样”信赖他。在谈到他的五十岁生日时他说，这日子来得不是时候，让政治局议论杰米扬好不好，感到不好意思，请他们不要为这个日子抹上什么颜色而操心。他还说，不一定需要授予他列宁勋章，因为产生了应该不应该授予的疑问，或者担心会不会有朝一日要加以剥夺。最后他表示要继续工作，说道：“将抱着坚定的信心工作，相信我的真正的节日不会消失，不会离开我。这节目将是这样的一天，那时许多污垢和尘土将从我身抖落掉，被风刮掉，——那时一切怀疑将会消除，党、中央和您，亲爱的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将毫不犹豫地对我说：‘你是我们的，我们相信你！’。”从他拐弯抹角的话可以看出，他并不承认自己有多大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