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的故事发生在国内战争时期克里木半岛某地。在红军和白军的争夺下，此地曾两度易手。小说既写了白军和马赫诺匪徒的残暴，也写了建立苏维埃政权后肃反人员的横行霸道。小说女主人公卡佳为帮助女友解决住房问题求告无门，说了一句“这蛮横无礼当道的世界什么时候才了结”，便遭到逮捕。这位勇敢的姑娘对审讯她的肃反人员说：“我曾经坐过沙皇的监狱，受过沙皇宪兵的审讯。我从来没有见过对犯人的这种野蛮态度，没有见过像你们那样糟蹋人。”小说由于有这样的描写，没有被审查机关通过。
1923年1月1日，加米涅夫和他的妻子在自己的住处举行了一次半正式的招待会，被邀参加的客人有斯大林、古比雪夫、捷尔任斯基、索科尔尼科夫以及文学家沃隆斯基、杰米扬·别德内依、科甘等人。晚会的主要内容之一是朗读魏列萨耶夫的上述长篇小说的部分章节。客人们听完后，纷纷发表各自的意见。这部小说和魏列萨耶夫的另一部小说《姊妹们》于1990年重新出版时，在后记里引用了作者对这次聚会的记录。后记说，当时加米涅夫听了朗读十分生气，指责小说家们不去描写国内战争前线的英雄业绩，却宁愿把精力花在虚构肃反委员会的所谓“兽行”上。杰米扬·别德内依和科甘等人也跟着对小说进行了批评。后记接着说：“然后斯大林发言了。他总的说来对小说持赞许的态度，说国家出版社出版这样的小说当然不适当，但是一般地说，应当出版。”值得注意的是肃反委员会主席捷尔任斯基的态度。他完全同意斯大林的意见，认为小说是真实的。他说：“至于说到能否责备作者似乎污蔑了肃反委员会，那么同志们想一想，我们当中什么事没有呢！”
斯大林没有讲他赞许这部小说的理由，显然他是同意捷尔任斯基的意见的，认为小说写肃反人员的过火行为并非作者的虚构和捏造，而是符合实际的，因而是真实的。也就是说，是符合他评价作品的一个重要标准的。
1924年4、5月间，斯大林在斯维尔德洛夫大学作题为《论列宁主义基础》的讲演，在其中最后部分即第九部分《工作作风》中提到了两部小说，一部是爱伦堡的短篇小说《共产主义的完人》（《Ускомчел》，是《Усовершенствованный k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ий человек》的缩写），另一部是皮利尼亚克的长篇小说《荒凉年份》。他在剖析“‘革命的’臆造主义和‘革命的’设计主义的病症”时举爱伦堡的这部小说为例，说道：“有一位俄国作家伊·爱伦堡在他的《共产主义完人》（完善的共产主义的人）这篇小说中描写过一些患有这种病症的‘布尔什维克’的典型，说他们立意拟定一个理想的完人的标准……结果竟在这个‘工作’中‘淹死了’。这篇小说虽然有过于夸大的地方，它正确地抓住了这种病症却是毫无疑义的。”爱伦堡的这一个短篇带有科幻小说的某种色彩。小说主人公沃佐夫一时心血来潮，根据完美的标准对一生的各个时期进行了精心的设计，可是后来他被由他的设计所产生的“替身”送进了火葬场。斯大林所说的他在“工作”中“淹死了”，大概指的是这个结局。斯大林在讲演里告诫人们应以此为鉴，不要迷信这种臆造主义和发号施令主义。
皮利尼亚克的《荒凉年份》写的是十月革命前夕到国内战争时期外省城市奥尔迪宁各阶级和阶层的人物，其中包括商人、旧贵族、市民、农民、神职人员、知识分子等在社会大变动时期的不同表现。其中也写到被称为“穿皮夹的人”的布尔什维克的思想、工作和生活。因此这部小说所描绘的生活画面是复杂的、多方面的。斯大林没有对整部小说作出评价，只是提到其中描写了某些布尔什维克的典型，反映了他们身上的“狭隘的实际主义和无原则的事务主义的病症”，说这些人“充满了意志和实践的决心，‘干得’很‘起劲’，可是看不见前途，不知道‘干工作是为了什么’，因而离开了革命工作的道路”。他还说，这种“无原则的事务主义”与上述“革命的”臆造主义一样，是和真正的列宁主义绝对相反的。也许斯大林并不完全赞同小说对其他各个方面的人物的描写，甚至有可能认为关于这个动乱时期的整个画面过于阴暗，但是从他的话看来，他认为小说描写的布尔什维克身上的病症是确实存在的，因此这种描写是符合实际的，真实的。
二
1929年2月2日，斯大林在《答比尔－别洛采尔科夫斯基》一信中对布尔加科夫的《土尔宾一家的日子》和《逃亡》这两个剧本发表了评论。先说《土尔宾一家的日子》。这个剧本是由作者的长篇小说《白卫军》改编而成的。剧情围绕土尔宾三兄妹在国内战争中的遭遇和命运展开，着重写了以长兄阿列克谢·土尔宾上校为代表的一批有自己的信念的白卫军军官的悲剧性结局。这位上校看到大势已去，知道败局已无法挽回，意识到人民不跟他们站在一起而是反对他们，便宣布不再顽抗，以避免无谓的牺牲。最后剧情是在远处传来礼炮声和《国际歌》声中结束的。作者显然是以同情的笔调写以土尔宾上校为代表的白军军官的。剧本于1926年10月上演后，受到了一批文艺界着名人士的尖锐批评。许多观众也不接受。这并不奇怪。因为当时国内战争结束才三四年，人们对白军军官的暴行记忆犹新，还不能对那些参加白卫运动的人采取冷静的分析的态度。
斯大林在给比尔－别洛采尔科夫斯基的回信中提到这个剧本时却说：“至于《土尔宾一家的日子》这个剧本本身，它并不那么坏，因为它给我们的益处比害处多。不要忘记，这个剧本留给观众的主要印象是对布尔什维克有利的印象：‘如果像土尔宾这样一家人都承认自己的事业已经彻底失败，不得不放下武器，服从人民的意志，那就是说，布尔什维克是不可战胜的，对他们布尔什维克是毫无办法的。’《土尔宾一家的日子》显示了布尔什维主义无坚不摧的力量。”这里斯大林没有单纯根据作者对自己的主人公的态度来评论他的剧本，而主要看它产生的客观效果和社会影响，断定剧本的益处要比害处多，留给观众的印象是对布尔什维克有利的印象。
同年2月12日，斯大林在与一批乌克兰作家座谈时，再一次提到了布尔加科夫和他的这个剧本。他说：“再以大家都知道的布尔加科夫和他的《土尔宾一家的日子》为例。毫无疑问，他不是自己人。他未必掌握苏维埃的思想方法。然而毫无疑问，他的土尔宾一家毕竟带来了很大益处。”接着他进一步展开说：“关于《土尔宾一家的日子》我已经说过，这是反苏维埃的东西，布尔加科夫不是自己人……但是既然这是反苏维埃的东西，那么从中可以得出什么呢？可以得出作者不愿意说的东西。留给观众的主要印象是共产主义具有摧毁一切的力量。那里描写了俄罗斯人……土尔宾一家和他们一帮人的残余，所有这些人像加入俄罗斯军队一样加入了红军。这也是对的。（有人插话：是希望东山再起。）有可能是这样，但是您应当承认，土尔宾本人和他的一帮人的残余这样说：‘人民反对我们，我们的领导人背叛了。除了屈服，再也没有什么办法了。’没有另一种力量。这也应当承认……我反对笼统否定《土尔宾一家的日子》中的一切，反对把它说成只产生负面结果的剧本。我认为基本上它的优点多于缺点。”斯大林还指出，不能要求布尔加科夫写出真正的布尔什维克，也不能要求他成为共产党员。
再说一下布尔加科夫的剧本《逃亡》，它写于1928年。全剧由八个梦组成，暗示白卫分子的逃亡生活如同一场悲惨的噩梦。斯大林在谈到这个剧本时说：“《逃亡》是企图引起人们对某些反苏维埃流亡者阶层怜悯（甚至同情）的表现，也就是企图为白卫分子的活动做辩护或半辩护的表现。像现在这个样子的《逃亡》是一种反苏维埃的现象。”不过他又说：“但是我决不会反对上演《逃亡》，只要布尔加科夫给自己的梦再加一两个梦，描写出苏联国内战争的内部社会动力，使观众能够了解，所有这些自称为‘诚实的’谢拉菲穆之流和各种各样的编制以外的大学讲师被赶出俄国，并不是由于布尔什维克的任性，而是因为他们曾经骑在人民的脖子上（不管他们如何‘诚实’），布尔什维克把这些剥削的‘诚实’拥护者赶走是体现了工农的意志，因此是做得完全正确的。”
《土尔宾一家的日子》和《逃亡》是姊妹篇，可以说均发端于长篇小说《白卫军》。斯大林在评价前者时，如上所说，作了一定的肯定，而他认为后者是一种“反苏维埃的现象”，而加以否定。其实，在《逃亡》里直接写到白军被红军赶出了克里木，写到白卫分子在国外噩梦般的流亡生活，其中有人受到良心的谴责终于自杀，有人则决定不再与布尔什维克作斗争。尽管作者对他的主人公抱同情的态度，但是他这样写实际上也像斯大林在评论《土尔宾一家的日子》所说的那样，客观上显示了布尔什维克的无坚不摧的力量。因此，《逃亡》这个剧本即使没有像斯大林要求的那样再加上一两个梦，留给观众的印象也是对布尔什维克有利的印象。
同样是在1929年，在这一年的7月9日斯大林在给当时担任《工人报》编辑的费里克斯·康写信，反驳有人对他为之作序的米库林娜的小册子《群众的竞赛》的全盘否定的评价。他承认作者“由于受了某个讲述者的蒙蔽而写了一些很不确实的东西，这当然是不好的和不可原谅的”，但是他反问道：“难道这本小册子的价值是由个别细节而不是由它的总的倾向决定的吗？”他认为价值“在于它传播了竞赛的思想，以竞赛的精神感染了读者”，“最重要的就在这里，而不在于个别细节上的错误”。在评论米库林娜的小册子的同时，斯大林谈到了肖洛霍夫的长篇小说《静静的顿河》，这样说道：“当代名作家肖洛霍夫同志在他的《静静的顿河》中写了一些极为错误的东西，对塞尔佐夫、波德焦尔柯夫、克利沃什吕柯夫等人物做了简直是不确实的介绍，但是由此应当得出结论说《静静的顿河》是一本毫无用处的书，应该禁止出售吗？”
斯大林这里提到的塞尔佐夫、波德焦尔柯夫、克利沃什吕柯夫等三人，都是真实的历史人物，其中塞尔佐夫于1917年～1918年间曾任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顿河区委委员、顿河苏维埃共和国人民委员会顿河局副主席；波德焦尔珂夫和克里沃什吕柯夫均为顿河地区革命哥萨克的领导人之一，1918年分别当选为顿河哥萨克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和秘书，后被哥萨克白军俘获，被处死刑。斯大林说肖洛霍夫对三人作了“简直是不确实的介绍”。
斯大林关于《静静的顿河》说这几句话，主要是以这部小说为例说明评价一部作品应根据它的总的倾向，而不能单看它的缺点和错误。
斯大林对《静静的顿河》的前两部作出评价后不久，《十月》杂志编辑部不同意小说第3部对维约申斯克暴动的写法，要求作者作重大删改，肖洛霍夫不同意，该杂志从第4期起停止连载。肖洛霍夫通过高尔基求助于斯大林。斯大林和高尔基一起会见了他，了解到他是根据从档案馆得到的材料写的，而且他的写法并不有利于白卫分子，于是同意小说在《十月》杂志上继续连载。
别泽缅斯基的诗剧《射击》和长诗《我们生活的一天》发表后，受到了批评。他给斯大林写信，寻求支持。斯大林在1930年3月19日给他的信中，同意根据作品的总的倾向来评定他的《射击》和《我们生活的一天》这两部作品。他写道：“《射击》和《我们生活的一天》我都读过了。这两部作品中既没有任何‘小资产阶级的’东西，也没有任何‘反党的’东西。这两部作品，特别是《射击》，可以认为是目前革命的无产阶级艺术的范例。
“固然，这两部作品中有些青年团先锋主义的残余。没有经验的读者读了这两部作品，甚至会以为不是党在改正青年的错误，而是相反。但是，构成这两部作品的主要特征和基本思想的并不是这个缺点。它们的基本思想在于尖锐地提出了我们机关的缺点问题，并且深信这些缺点能够改正。不论是《射击》或是《我们生活的一天》，其中主要的东西就在这里。它们的主要价值也就在这里。这个价值大大地盖过了而且深深地淹没了它们那些很小的、在我看来是正在消失的缺点。”
三
1931年3月《红色处女地》杂志经法捷耶夫同意发表了普拉东诺夫的中篇小说《有好处（贫农纪事）》，引起了一场风波。这部小说是写农业集体化运动的讽刺作品。主要人物“赤诚的主人公”走访了中央黑土区的十多个单位，了解运动发展的情况。小说揭示了运动中干部强迫命令、赶进度的做法以及过火行为的种种表现，但是也写到个别干部根据贫农的心灵状态来决定集体化发展的速度。小说里有这样一个的细节描写：铁匠村的能工巧匠制造了一个只会鼓掌的自动化装置，经常在群众性活动的场面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