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章将按照时间顺序，结合斯大林领导文学的具体活动讲他实行的文学政策。第一节讲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到三十年代上半期的情况，重点将讲他作出的解散拉普成立统一的苏联作家协会的决策以及实施这个决策的过程，同时还将介绍扶植文学事业的各种具体措施。第二节从三十年代下半期讲起，一直讲到五十年代初，其中将讲到大清洗这个全国性的政治运动给文学界造成的后果以及在文学艺术界开展的历次思想批判（包括1946年对《星》和《列宁格勒》两杂志的批判）产生的影响。斯大林在领导文学的过程中密切注视文学创作的情况，读了许多作品，对其中的某些作品发表了评论，他的这些评论既反映了他的文学观点以及他的审美理想和审美趣味，也在很大的程度上体现了他的文学政策。本章将专设《斯大林的文学批评》一节加以介绍。
第一节二十年代至三十年代上半期的文学政策
二十年代上半期文学界的情况。——1925年俄共（布）通过《关于党在文学方面的政策》的决议的过程及其主要内容。——斯大林具体抓文学工作的开始。——1932年4月23日联共（布）中央通过《关于改组文艺团体》的决议及其引起的反响。——第一次苏联作家代表大会的筹备过程。——第一次苏联作家代表大会的召开和斯大林对这次大会的看法。——大会前后采取的一系列扶植文学的措施。
斯大林是在1922年4月3日俄共（布）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和中央委员会总书记的。斯大林担任总书记后的最初一个时期，大概由于各种原因，其中包括他的地位还不稳固，党内斗争十分激烈，而且当时正处于社会经济状况比较复杂，需要制定各种应变的方针和政策，工作千头万绪，因此暂时没有更多地具体抓文学工作，但是他对文学界的情况还是注意的。这几年他就社会主义条件下的民族文化问题发表过几次意见。到二十年代末，情况才发生了变化。各种具体的政策都是在这之后制订和实施的。
一
1922年夏天，政治局根据托洛茨基的提议，开会讨论了如何支持年轻作家和艺术家的问题。托洛茨基在6月30日的信中对党中央可能对从事创作的年轻人丧失影响力表示担心，他写道：“对他们没有或者几乎没有表示任何关心，更确切地说，对个别人的关心是由个别苏维埃工作人员偶然地表示的，或者说是用原始的方法表示的。从物质方面来说，我们甚至把最有才华的和革命的人推向资产阶级的或与我们敌对的出版社，在那里年轻的诗人被迫向他们看齐，就是说隐瞒对我们的同情。”托洛茨基建议由莫斯科和彼得格勒两地的书刊检查总局机关对年轻的诗人、作家和艺术家进行严肃认真的登记造册，为每个诗人设立一个专门的文件夹，收集有关他的传记以及文学关系和政治关系等方面的材料，为书刊检查机关审查通过他的作品和党的批评家进行评论提供依据，同时根据这些材料提供物资上的支持。托洛茨基还提出实行“个性化的”稿酬和创办非党的纯艺术的刊物，为发表具有个人“倾向”的作品提供园地等。
斯大林对托洛茨基的建议作出了响应。他在7月3日给政治局委员们写信，信中说：“在我看来，托洛茨基同志提出的通过物质上和精神上支持的办法争取接近我们的年轻诗人的问题，提得很及时。”他认为苏维埃文化现在刚刚开始形成，“看来这种文化应当在倾心于苏维埃的年轻诗人和文学家在新的领域与形形色色反革命的流派和团体进行斗争的过程中成长起来；把具有亲苏维埃情绪的诗人团结成一个核心，并在这场斗争中千方百计地支持他们，任务就在于此。”不过斯大林不同意托洛茨基提出的把文学家托付给书刊检查机关或另一个国家机关来管理的做法，主张让作家们成立自己独立的组织来管理自己。他说：“我认为团结年轻文学家最合适的形式是独立的、譬如说‘俄罗斯文化发展协会’那样的组织，或这一类的团体。试图把年轻作家拴在书刊检查委员会或某个‘公家的’机关上，就意味着把这些年轻人推开，把事情搞坏。最好让一位必须是党外的、但是亲苏维埃的人士，譬如说弗谢沃洛德·伊万诺夫，来领导这样的团体。物质上的支持，直至这样或那样形式的资助是绝对必需的。”
这是斯大林第一次明确提出不赞成由国家机关直接领导和管理作家的做法，而主张成立独立的作家组织，通过它实行领导和管理。后来他就实行这样的方针。
二十年代苏联文学界的一个特点是流派众多，团体林立。从二十年代初开始，陆续成立了一些新的文学团体，如“锻冶场”（1920）、“谢拉皮翁兄弟”（1921）、全俄农民作家联盟（1921）、“工人之春”（1922）、“青年近卫军”（1922）、“十月”（1922）、莫斯科无产阶级作家协会（简称莫普，1923）、左翼艺术阵线（简称列夫，1923）、构成主义者文学中心（1924）、“山隘”（1924）、拉普（1925）等。其中“十月”是由“工人之春”、“青年近卫军”以及从“锻冶场”分裂出来的一部分人组成的，并以它为基础成立了莫普，这是拉普的前身。到1925年1月全苏无产阶级作家代表会议后，拉普才正式成立。各个团体都分别发表了自己的纲领或宣言，陈述了自己的文学观点。其中一部分团体主要由知识分子组成，它们的成员都在不同程度上拥护革命，但受到资产阶级文艺思潮和美学观点的影响，如“谢拉皮翁兄弟”曾宣扬过艺术不问政治，反对任何倾向性和功利主义；列夫坚持未来派的某些观点，又提出“建设生活的艺术”和“生产的艺术”的口号，否定艺术的特点，把艺术创作等同于物品的制作；构成主义者文学中心则宣扬技术第一，忽视社会矛盾，鼓吹“苏维埃的西欧主义”等等。“山隘”从其成分来看，既有工农作家，又有知识分子出身的人，其中有些成员曾接受了托洛茨基否定无产阶级文学的观点，在艺术创作上夸大直觉和下意识的作用。由少数老革命作家和大批出身工农、多数参加过革命斗争的年轻人组成的最大的文学团体拉普提倡无产阶级新文学，大方向是正确的。但是他们当中的不少人患有“左”派幼稚病，思想上妄自尊大，理论上受庸俗社会学影响，组织上搞宗派主义和关门主义，这无疑是不利于文学的健康发展和作家队伍的团结的。各个团体都通过自己创办的刊物宣扬自己的观点，对不同观点提出批评，在一些重要的文学问题上展开了激烈的争论，整个文学界处于各行其是的涣散状态。斯大林担任总书记后面对的就是这样一种情况。
当时俄共（布）中央领导和有关部门看到了文学界的状况和存在的问题，开始进行引导和加强领导。1923年4月，俄共（布）第十二次代表大会关于宣传鼓动和出版的决议中，正式把加强党对文学工作的领导问题提上日程。为了加强出版工作（其中包括文学）的领导，1924年俄共中央专门设立了出版部。同年5月9日中央就党在文学艺术领域的政策问题召开了专门会议，党的一些着名活动家和各大文学团体的代表出席了会议。会议的任务是起草《关于出版的决议》。这个决议写进了不久召开的俄共（布）第十三次代表大会的决议，其中说道：“党在文学方面的主要工作应该面向在苏联广大人民群众提高文化过程中成为工农作家的工人和农民……工农作家成长的基本条件是在党的、尤其是在党的文学批评的全力帮助下在艺术上和政治上更加认真地进行自我修养，摆脱狭隘的小团体主义。
“与此同时，必须经常不断地支持那些从学校里以及通过与共产党员一起同志式的工作培养出来的所谓同路人中最有才华的人。必须进行始终不渝的党的批评，这种批评要在突出和支持有才华的苏联作家的同时，指出这些作家可能由于对苏维埃制度的性质不够理解而产生的错误，促使他们克服资产阶级偏见。
“代表大会认为任何一个文学流派、派别或团体都不能和不应代表党说话，强调必须调整好文学批评问题，按党的观点对苏维埃的和党的刊物上发表的文学样板作品作尽可能充分的说明。”
这里基本上说明了党对各派作家的看法以及对他们的态度，而强调任何派别都不能代表党说话，主要是针对常常以党的代表自居、企图取得文学中的领导地位的拉普的。代表大会的决议使用了“同路人”这个术语。根据一些学者的考证，这个术语是从十九世纪德国社会民主党人那里引进的。究竟谁首先使用，说法不一。有人认为卢那察尔斯基在1920年就使用了，有人则认为首先使用的是托洛茨基。它用来表示那些大多不出身于工农，同情和支持革命，但是思想复杂并处于变动状态的党外作家。二十年代经常使用这个术语，后来虽然不怎么用了，但是这一类型的作家依然存在，继续在文学生活中起着作用。
1925年初，俄共（布）中央决定制订一个关于文学问题的正式文件。为此政治局成立了一个专设委员会，由布哈林、加米涅夫、托姆斯基、伏龙芝、古比雪夫、安德烈耶夫、卢那察尔斯基和瓦列依基斯（当时任中央出版部部长）组成。从这个名单来看，委员会由一些党的重要领导人和知名人士参加，甚至还有一位着名的红军将领。斯大林没有直接参加这项工作，他将其托付给当时还是他的朋友、思想观点还比较一致的布哈林。专设委员会于1925年2月13日召开会议，经过讨论，决定由布哈林起草决议，草案先由瓦列依基斯、布哈林、伏龙芝和卢那察尔斯基审议，然后提交委员会讨论。在专设委员会3月3日召开的会议上伏龙芝发表了讲话，他说：“在文学领域里，也像在所有艺术领域里一样，无疑应当努力使无产阶级争得牢固的地位，这一原则性路线我认为是正确的。”他对岗位派提出了批评，说道：“他们所推行的实际上是行政强制的路线，是通过打击的途径把文学抓到自己手里的路线，这条路线是不对的。通过这样的途径是不能建立无产阶级文学的，倒是有损于无产阶级的政治。”
布哈林起草这项题为《关于党在文学方面的政策》的决议草案经过讨论和修改，成为俄共（布）中央的正式决议，于7月1日在《真理报》和《消息报》上同时公布。尽管斯大林没有具体参加决议的制订，但是通过时应该是征求他这位总书记的意见，求得他的同意的。因此可以作这样的推断，他是认同这项决议的，或者虽有保留，但没有明确地提出反对意见。决议关于文学界形势的估计，关于文学艺术的本质问题、关于无产阶级作家和“同路人”以及各个流派的政策问题，关于加强党的领导问题等，都作了说明。决议指出，“正如一般阶级斗争在我国没有停止一样，阶级斗争在文学战线上也没有停止。在阶级社会中没有而且不可能有中立的艺术，虽然一般艺术的阶级本性，特别是文学的阶级本性，其表现形式拿政治来比，要更为无限地多样”。决议接着指出，在实行无产阶级专政时期，摆在无产阶级政党面前的任务之一是从思想上把技术知识分子和其他一切知识分子从资产阶级那里争取过来，使他们为革命服务。决议强调“文学方面的领导权是属于整个工人阶级的”，“无产阶级作家的领导权现在还没有，而党应当帮助这些作家赢得掌握这个领导权的历史权利”，“在用一切方法帮助他们成长，并千方百计地支持他们及其组织的同时，用一切手段防止他们当中出现摆共产党员架子这种最有害的现象”，“用一切方法与那种对旧文化遗产和文学专家的轻率和蔑视的态度作斗争”。决议还提出“农民作家应受到友好的接待和享有我们无条件的支持”，帮助他们在创作上不失掉农民文学特色的前提下转移到无产阶级思想的轨道上来；对“同路人”的总的要求是“得体地和谨慎地对待他们，即采取为保证他们尽快地转到共产主义思想方面来提供一切条件的态度”。决议强调“在正确无误地认清各个文学流派的社会阶级内容的同时，党总的说来绝不能因对文学形式方面的某一流派有好感而使自己受到束缚”，提倡“各个集团和派别的自由竞赛”。
在当时实行新经济政策的条件下，决议的精神总的说来是比较民主和宽松的，允许创作的多元化和不同流派的自由竞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