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提出后，得到许多人的赞同。在1932年11月29日至12月3日召开的苏联作家协会筹委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与会者一致支持这一方法。在这之后，文学界展开了讨论。居于讨论中心的问题之一，是世界观与艺术方法的问题，人们在论述两者的关系时，继续对拉普的辩证唯物主义方法进行批判。再就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作为一种新的创作方法的特征问题、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与革命的浪漫主义的关系问题等等。许多文学界的着名人士都参加了这次讨论并发表了自己的意见。
在这些人当中，卢那察尔斯基的意见引起了广泛的注意。他在1933年2月举行的苏联作家协会筹委会的第二次会议上做过一个题为《苏联戏剧创作的道路和任务》的报告（后来发表时改名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其中谈到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首先他指出这也是一种现实主义，是忠于现实的，这种现实主义“富于动能”，它“把现实理解为一种发展，一种在对立物的斗争中的运动”。他认为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并列的还可以有一种“社会主义浪漫主义”，这种浪漫主义跟资产阶级的浪漫主义截然不同等等。他对拉普的辩证唯物主义创作方法进行了有力的批判。他不否认一位作家掌握社会学和哲学方面的辩证唯物主义是一件好事，但是“这绝不是说，艺术家应该先花很多功夫去考虑怎样用辩证唯物主义的方法写作，怎样把辩证法的规律应用到艺术创作上，然后才写作。假如在创作过程中只是死死记住辩证唯物主义的个别原理，也要犯错误”。
根据格隆斯基的回忆，是政治局指定卢那察尔斯基做那个报告的。事先格隆斯基向他介绍了政治局讨论的情况和最后的意见，并审核了他的报告提纲。因此报告的内容与中央的精神基本上是一致的。斯大林曾给它以高度的评价。
在拉普领导人当中有人立即放弃了他们原有的辩证唯物主义创作方法，接受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其中法捷耶夫表现得最为突出。他在系列文章《旧与新》的第四部分《艺术创作的问题》（发表于1932年11月11日的《文学报》，后改名为《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中批评了他原来提倡的辩证唯物主义创作方法，说“现在大家已经很清楚，这样提问题是死啃书本，是教条主义的，给苏联文学带来了不小害处”。他赞成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承认它是苏联文学中占统治地位的流派，认为它是当代“真正的现实主义”，因为“我们国家是正在胜利前进的社会主义的国家，因为按照我们时代的基本倾向真实描绘现实的当代艺术家是以社会主义观点来描绘这个现实的”。后来，1935年4月10日，他在给那位与他一起共同进行创作方法的理论研究的“战友”利别进斯基写信说：“很遗憾，在拉普时期只有你我两人试图深入研究艺术特性的问题。我感到震惊，我们离真理是那么地近！但是十分可惜，这一切都由于我们缺乏知识、教条主义和派别斗争受到了歪曲。”这实际上是在进行自我批评。法捷耶夫参加了将要成立的苏联作家协会的章程的起草。在章程草案公布后，他曾和另一位起草人尤金一起联名发表题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是苏联文学的基本方法》的文章（见1934年5月8日《真理报》），对这一创作方法进行解释。可以说，法捷耶夫是转变得最迅速和最彻底的人。
第一次苏联作家代表大会经过两年多的筹备，终于在1934年8月17日开幕了。这次大会历时两周，于9月1日闭幕。关于这次大会筹备和召开的情况下面还要作具体介绍，这里只讲会上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是如何被正式确定为苏联文学的基本创作方法的。斯大林没有出席大会，由联共（布）中央委员会书记日丹诺夫代表党中央和苏联政府向大会致词，他在讲到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时是这样说的：“斯大林同志称呼我们的作家为人类灵魂的工程师。这是什么意思呢？这个称号给你们加上了些什么责任呢？
“这就是说，第一，要知道生活，以便善于在艺术作品中把它真实地描写出来，不是繁琐地、不是死板地、不是简单地描写‘客观的现实’，而是要从其革命发展中描写现实。
“并且，艺术描写的真实性和历史具体性，必须和那以社会主义精神从思想上改造和教育劳动人民的任务结合起来。这种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的方法，就是我们称之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方法。”
高尔基在他的报告中只一般地提了提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说它“认定存在是行动，是创造，它的目的是为了人之征服自然界力量，为了人的健康和长寿，为了住在大地上的伟大的幸福，从而不断地发扬人的最有价值的个人的才能，人根据自己的需要的不断增长，要把整个大地改造为联合成一家的全体人类的美妙的住宅”。布哈林在其关于诗歌的报告里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作了理论上的论证，不过他的报告和其他报告一样是经联共（布）中央审定的，并不完全代表他个人的意见。
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作为苏联文学的基本方法，写进了大会通过的苏联作家协会章程。章程里是这样写的：
“在无产阶级专政的年份中，苏联文学和苏联文学批评，与工人阶级一同前进，由共产党所领导，已经创造出了自己新的创作原则。这些创作原则，其形成一方面是由于对过去文学遗产的批判地摄取，另一方面是根据对社会主义胜利建设经验与社会主义文化成长的研究，已经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原则中找到了自己主要的表现。
“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作为苏联文学与苏联文学批评的基本方法，要求艺术家从现实的革命发展中真实地、历史地和具体地去描写现实。同时艺术描写的真实性和历史具体性必须与用社会主义精神从思想上改造和教育劳动人民的任务结合起来。
“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保证艺术创作有特殊的可能性去表现创造的主动性，选择各种各样的形式、风格和体裁。”
这段话讲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形成过程、它对艺术家和艺术创作的基本要求以及艺术创作的社会作用。
尤金在关于作家协会章程的报告中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作了详细的说明。他说：“对现实进行描写的真实性并不意味着自然主义地反映现实，不是经验主义地再现随时随地遇到的和每天碰到的东西。对现实的真实描写要求艺术家了解社会发展的历史前景、倾向和规律，在观察到的所有东西中揭示典型的、基本的和有代表性的东西。”他强调指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就其实质来说是批判的。批判和摧毁旧的东西，批判地对待一切与我们敌对的以及与社会主义精神格格不入的、可是却还扎根于我们生活之中的东西，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重要任务之一。”尤金还谈到不能把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归结为艺术创作中的一种风格，他说：“风格是从属现象，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中的个别因素。在作为方法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中，允许有无限多的风格、体裁、形式、手法等。”大会专门成立一个审议章程的委员会，该委员会对章程草案理论部分有关创作方法的条文提出了一个意见。草案中原来是这样写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保证艺术创作有特殊的可能性去表现创造的主动性，选择各种各样的形式、方法（黑体字是引者改的）和体裁。”委员会建议把“方法”（“метoд”）二字改为“风格”（“стиль”）。这个意见接受了。
就这样，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写进了苏联作家协会的章程，正式确定为苏联文学的基本创作方法。
综上所述，斯大林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确定为苏联文学的基本创作方法方面起了主导作用。他在如何表述这新的创作方法上进行了深入的思考和反复的掂量，最后敲定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这一术语。然后充分发扬民主，亲自参加讨论和争论，做大量的解释和说服工作，终于取得了绝大多数作家的同意和支持，最后写进了第一次苏联作家代表大会通过的苏联作家协会章程，成为作家们应该共同遵守的准则，因此格罗莫夫称他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之父”，这是有一定根据的。某些西方人士把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说成是第一次苏联作家代表大会把共产党的这一指示强加给苏联作家的，这样说是违背事实的。
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被确定为苏联文学的基本创作方法后，曾对苏联文学的发展起过积极作用，这可由在这之后出现的一大批优秀作品来证明。这个事实是否定不了的。不过后来由于种种原因，也曾产生过一些消极影响。这也是事实。问题在于作家当中有的人对这个方法的指导原则没有正确领会，也有一些“过分热心的”拥护者抱着“宁左勿右”的想法，在实际行动中做得过了头。举例来说，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自从提出后直到写进章程都称之为苏联文学的“基本方法”，这意思是说，这不是苏联文学唯一的创作方法，它还有别的创作方法，尤其是许多人指出革命的浪漫主义也是方法之一。可是在实际上，有的人“独尊”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贬低和排斥其他方法。这种倾向也波及到艺术表现手法的选用上，只重视写实，而轻视其他手法。这不能不影响苏联文学创作的丰富性和多样性。另一个问题是如何描写现实的问题。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要求艺术家从现实的革命发展中真实地、历史具体地描写现实。现实的革命发展充满新与旧的斗争，因此在描写现实时必须肯定和颂扬新事物，否定和批判旧事物。上面提到尤金在他的报告中强调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就其本质来说是批判的。可是有的人忽视现实生活中新与旧的矛盾和斗争，把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描写真实的原则片面理解为主要是肯定和歌颂新事物，不重视揭露现实生活的阴暗面和批判各种阻碍社会前进的旧事物，甚至宣扬“无冲突论”，走上粉饰生活的道路。这不能不歪曲现实，给文学创作造成损害。所有这些做法是违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初衷的，造成的损失不应归罪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本身。
上面讲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形成的全过程和基本原则。这样把它的来龙去脉说清楚，把它的基本要求讲明白，对客观地评价这种方法以及总结和吸取经验教训是必要的，有好处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