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完了《罗亭》，又完成了《贵族之家》，屠格涅夫如释重负，他长长地舒了一口气。许多年来，那些往事，那些旧日的朋友的影子，总在他的眼前浮动；那些割不断的柔情和愁绪，也总在他心头萦绕。现在好了，他总算在这两部长篇里有所交代了。在他的心中，还有另一些人物在激动着他，虽说他对他们还不是那么熟悉，但他总觉得在他们身上有某种新的、和往日的人物大不相同的东西，关于这一点，他一时还说不清楚，不过他却认定这些人物对时代和社会有着更重大的作用和价值。于是他便开始了新的思考和探索。
新的思考和探索首先在他的一篇论文中表现出来，这就是他1860年在《现代人》杂志上发表的著名论文《哈姆雷特与堂吉诃德》。在这篇文章里，他把文学史上两个著名的文学典型——莎士比亚笔下的哈姆雷特和塞万提斯笔下的堂吉诃德进行分析比较，他多半是把这两种性格作为两种根本对立的人性来认识的，并且还认为“所有人多多少少属于其中一种类型”。他批评了哈姆雷特的怀疑主义、软弱性格和消极的人生态度，他似乎是以此对他过去作品中的人物作一个总结。他高度赞扬了堂吉诃德对理想的忠诚和自我牺牲精神，他感叹道：“要是这样的人绝了迹，那就得把历史书永远合上了，那里面没有什么可读了。”他这番话不仅是对文学史上这个著名的典型而发的，他显然是在生活中发现了这种坚强的、为理想而献身的人物。
为什么要给这部长篇小说冠以“前夜”这样一个有象征意义的题名呢？屠格涅夫解释说：“我给这部中篇定这样一个名称是因为我考虑到它出现的时代。那时，俄罗斯开始了新的生活，并且，像叶琳娜和英沙罗夫这样的人物就是这种新生活的预言者。”他在给一位朋友的信中写道：“为了把事业推向前进……就必须有自觉而真实的英雄人物，这一思想是我这部小说的基础。”显然，屠格涅夫在努力使自己的创作与时代的发展保持同步。他在侧耳谛听时代的潮音，捕捉新的时代气息和新的人物。
《前夜》的故事来源，最初是由屠格涅夫的一个名叫瓦西里·卡拉杰耶夫的邻居提供的。1854年秋天，屠格涅夫在故乡斯巴斯科耶与这位邻居结识。卡拉杰耶夫是一位受过大学教育、具有自由思想的青年。由于地方贵族不喜欢他那种自由气质，便不顾他的身体情况而选他当一名义勇军军官，奔赴克里米亚前线作战。临走时，他拿着一本笔记本来找到屠格涅夫：“我请您办件事。您知道，我在莫斯科读了好几年大学。我经历过一些事，想跟自己，也想跟别人讲一讲。我很想这样做，但我知道自己一点文学才能也没有。请把这个本子拿去。尽管您一再好意地宽慰我，但我相信我一定会死在克里米亚的，所以请您行个好，用这份草稿写点什么东西，免得它跟我一样，尸骨无存！可别让它销声匿迹！”
屠格涅夫当晚一口气起读完了这本笔记本记录的内容，禁不住惊呼：“这就是我要寻找的英雄啊！”
笔记记述的是卡拉杰耶夫的经历：他在莫斯科时，与一位少女相爱。但是后来，那位少女认识了一个非常有名的名叫卡特拉诺夫的保加利亚人。少女爱上了他，和他一同到保加利亚去了。不久，卡特拉诺夫死在保加利亚。这个爱情故事尽管写得简单，但却感情真挚。
卡拉杰耶夫早已预感到自己将一去不返。果然，他在前线染上了斑疹伤寒，孤独地死去了。而他留下的这个自传故事，五年来却一直在屠格涅夫心里萦绕，牵动着他的文思。这个真实故事终于成了《前夜》的情节基础。
尽管有了这样一个素材和情节基础，但这与小说创作还有一段遥远的距离。1859年3月末，正当他在故乡苦苦构思小说情节时，屠格涅夫在给一位朋友的信中写道：“我现在正忙着制订一部新作品的计划，这工作是够累人的，再加上它现在还看不见一点影子。我忽而躺在沙发上，忽而在房间里踱步，然后再改变某一个人物的性格或者环境。”他习惯于给小说中的每一个人物写出一个履历表，确定他们的性格特点、爱好以及与其他人物的关系。
1859年4月底，屠格涅夫带着这本长篇小说的构思计划再度去巴黎和伦敦。这年夏天，他在法国疗养地维希开始动笔写作这部长篇小说。没有任何人和事的干扰，他完全沉浸在小说的世界里，甚至在梦里也见到自己笔下的人物。9月，他回到俄国，隐居在故乡斯巴斯科耶，继续埋头写作，终于完成了具有转折和突破意义的第三部长篇小说《前夜》。一代意志坚强的平民知识分子和革命家的英姿从此在俄罗斯文学界拔地而起。
《前夜》的情节是围绕贵族少女叶琳娜的故事展开的：
贵族少女叶琳娜是一个聪慧、坚强，富于思想的姑娘，在她周围有不少贵族青年都在暗暗追求她：艺术家舒宾才华横溢、热情奔放；哲学家伯尔森涅夫学识渊博、勤恳稳重；还有一个仕途远大的青年官吏。但她都看不上这些青年：她嘲弄舒宾的浅薄和轻浮；对以当一名哲学教授为终生奋斗目标的伯尔森涅夫也不以为然，尽管对他的为人怀有敬重；而对那个势利虚伪的官吏更是不屑一顾。她总是陷入一种莫名的哀愁和思虑之中，她仿佛总在期待着什么……
就在这时，伯尔森涅夫引来一位平民出身的保加利亚青年英沙罗夫，这是一个革命者，他沉着坚强，目标远大：把自己的一切都献给祖国的解放事业。英沙罗夫的出现，一下子便照亮了叶琳娜的眼睛，她发现她理想中的爱人到来了。她三次主动拜访英沙罗夫，向他表白了爱情。而英沙罗夫也发现自己爱上了叶琳娜，为了不让爱情妨碍自己的伟大而艰苦的事业，他便打算不辞而别。而此时叶琳娜仿佛有心灵感应一样，在路上与英沙罗夫迎面而遇……后来，叶琳娜不顾父母的反对，毅然同英沙罗夫一道奔赴保加利亚。途中，在风景如画的水都威尼斯，他们度过了短暂的幸福时光。这之后英沙罗夫突然患重病身亡。但叶琳娜并未回头，而是继续奔赴爱人的祖国，在那儿，在起义者的队伍中当一名伤病员看护，为英沙罗夫为之献身的保加利亚人民的解放事业尽力……
和以往的作品相比，《前夜》在各方面都具有一种“超越”的意义。“超越”首先表现在《前夜》的人物上：这里，“以往的英雄”——贵族知识分子已被作家“放弃”，而代之以新的人物——平民知识分子。这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新人”，在以往的俄罗斯文学中还没有出现过这样的人物。这是车尔尼雪夫斯基不久前（1858年）在评论他的中篇小说《阿霞》的著名论文《幽会中的俄罗斯人》中所预言过的人物，这是屠格涅夫在自己的著名论文《哈姆雷特与堂吉诃德》中所呼唤的人物，而他竟如此迅速地把这样的人物推到读者的面前。自然，在《前夜》中，旧的人物也没有消失，如舒宾和伯尔森涅夫等都是颇有才华和学识的人，在一定意义上都可属于“以往的英雄”之列，但是他们在“新人”英沙罗夫面前一个个都相形失色，甚至连他们自己都有些“自惭形秽”。更耐人寻味的（同时也是绝妙的）是，屠格涅夫让一个富于思想、品貌皆优的俄罗斯贵族少女叶琳娜对她自己的同胞——同时包围和追求着她的数个俄国青年简直不屑一顾，而不顾各种阻力、毅然追随保加利亚人英沙罗夫到异国他乡，以至在作品结尾处作家还通过一个人物的口问道：“在我们中间会有人么？”
《前夜》的题名是极富象征意义的，当时农奴制改革正处在“前夜”时期，屠格涅夫选用这样一个题名，显示出他对社会改革进程的敏锐和准确的把握。不过，就作品具体的艺术描写而言，作家在题名中所寄寓的真正的意义恐怕还主要是“新的人物或英雄”出现的“前夜”。屠格涅夫自己就这样说过：“我把这部中篇小说定这样一个名称是因为我考虑到它出现的时代，那时，俄罗斯开始了新的生活，并且，像叶琳娜和英沙罗夫这样的人物就是这种新生活的先驱者。为了把事业推向前进——就必须有自觉和真实的英雄，这一思想是我这部小说的基础。”在屠格涅夫看来，这种“自觉和真实的英摊’在俄罗斯尚未出现，所以他选用一个外国人来做他小说的男主角。由于屠格涅夫对英沙罗夫这一类人物不是很熟悉，并且对他的态度也不无矛盾，所以这个人物的形象似乎有点模糊，作家无法真正地洞悉、把握和表现出他的内心世界，无法胸有成竹地去描写他的行动。作为主人公，英沙罗夫的形象甚至还不如作品的次要人物（自然也是作家所熟悉的人物）如舒宾和伯尔森涅夫那样丰满。正如批评家杜勃罗留波夫所说：“俄罗斯公众没有像叶琳娜那样被英沙罗夫的个性所吸引，而作为一个现实人物，英沙罗夫离我们还是遥远的。”
但作品的女主角叶琳娜却是一个非常成功和有魅力的艺术形象。继娜达丽娅和丽莎之后，屠格涅夫在《前夜》中创造的这个被他自己称之为“俄罗斯妇女的新典型”的叶琳娜，在许多方面都是和娜达丽娜与丽莎相接近的，但就其所追求的理想来说，显然要比娜达丽娅要明确和具体得多；而就其性格力量来说，却又要比丽莎坚强得多。她的出现，仿佛是对阿霞的发问“告诉我吧，我该怎么办？”的回答。正如杜勃罗留波夫所指出的：“在她身上表现出一种为了一件什么事而起的朦胧的忧郁，一种几乎是不自觉的但却是新的生活，新的人物的不可阻挡的要求，……在她身上是这样明白地反映着我们现代生活的最好愿望。”作为艺术形象，叶琳娜的性格是丰满而清晰的。屠格涅夫不但生动细致地描画了她的外部特征，而且一改他素来不喜欢采用的表现心理过程的手法，对她的内心世界作了相当深入和广泛的挖掘。在展现她成长的环境和她内心发展的过程中，揭示了19世纪50年代贵族社会和当时各种人物的特点：在把自己的才能浪费在毫无价值的、对谁也不需要的作品上的艺术家舒宾身上，批判了唯美主义；在用无结果的科学研究来消耗智力的学者伯尔森涅夫身上，则不无批评地描写了另一类有着为祖国服务的良好愿望的知识分子；在职业革命家保加利亚人英沙罗夫身上，暗示了俄罗斯的社会要求，同时也预示了俄罗斯的英沙罗夫的到来。在某种意义上说，叶琳娜是代表俄罗斯选择了英沙罗夫的，这就是叶琳娜这一艺术形象的出现在俄罗斯文学中的巨大意义。
然而，英沙罗夫的突然病故，严峻地考验着女主人公叶琳娜。这种考验，可以说是屠格涅夫笔下的女性第一次经受到的。坚强的叶琳娜在爱人死后，仍一如既往地忠于对英沙罗夫的爱情，忠于英沙罗夫的理想，她毅然到爱人的故乡保加利亚去做一名起义者队伍的看护，去完成英沙罗夫为之献身的崇高事业。叶琳娜的形象，是这样明确地反映了俄罗斯社会对新生活和新人的渴求，这样有力地传达了俄罗斯革命所处的“前夜”气氛，这样强烈地表现了俄罗斯进步青年身上洋溢着的民主主义战斗情绪。就思想和艺术的统一而言，叶琳娜是“屠格涅夫家里的姑娘”的画廊中最光彩夺目的一个。无怪杜勃罗留波夫当年就把叶琳娜和被他称之为“黑暗王国的一线光明”的卡杰琳娜（奥斯特洛夫斯基的《大雷雨》中的女主人公）相并列。而实际上，就思想境界而言，叶琳娜所达到的高度显然要高于以自身的毁灭来抗议封建婚姻和礼教的卡杰琳娜。
在《前夜》中，有一段精彩的对话，那是英沙罗夫与叶琳娜在“定情”前的一段对话：
“你是不是在欺骗自己？你知道你父母永远也不会同意我们的婚姻？”
“我不是在欺骗自己；父母不会同意我也知道。”
“你知道我贫穷，几乎是个乞丐？”
“我知道。”
“你知道我不是俄国人，我的命运不容我住在俄国，你将不能不和你的祖国、你的亲人，断绝一切联系？”
“我知道，我知道。”
“你也知道我已献身给那艰苦的、不图感激的事业，我……我们不仅要经历危险，也许还要忍受贫穷、屈辱？”
“我知道，一切我都知道……我爱你！”
“你知道你将不能不抛弃你所习惯的一切，在那边，独自一人，生活在陌生人中间，也许不能不亲自动手……”
她用手掩住了他的嘴唇。
“啊，我爱你，我的亲人！”
如果说屠格涅夫长篇小说中的男主人公们之间尽管也有某些共同特征，但他们之间的差别毕竟是主要的（如旧时代与新时代之差、贵族知识分子与平民知识分子之差），那么对于作家长篇小说中的少女形象而言，她们之间的共同点则是主要的，这主要表现在这样几个方面：
首先，她们追求的爱情，并不是一种超社会超历史的自然力量（正是在这一点上；屠格涅夫客观的艺术创造超越了他在中短篇作品中所表现的超社会超历史的爱情观），而是与一定的社会理想相互渗透的。如果说阿霞的爱情中所包含的某些社会的因素，还只是作品所显示出的一种客观意义，那么从娜达丽娅起，屠格涅夫就是自觉地让爱情与一定的社会理想相结合。无论是娜达丽娅对罗亭的爱情，还是丽莎对拉甫列茨基、叶琳娜对英沙罗夫的爱情，都已经超过了单纯的男女之爱，而体现了作家所着意追求的社会理想。在屠格涅夫的人物所生活的时代，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女性几乎不可能去参与社会活动，所以作家主要是通过她们对待爱情的态度去刻画她们的性格。当然，也曾有过“十二月党人的妻子”追随她们的丈夫去西伯利亚服苦役，从根本上说这也还是忠贞于爱情的一种表现。屠格涅夫的这一类女性形象，大都是作家的“理想人物”，是“理想的女性之爱”（杜勃罗留波夫语）的化身。
其次，在这一类女性形象的内心，几乎都充溢着一种人道主义精神，都洋溢着对人民的爱。她们真挚动人的富于自我牺牲精神的爱情，在本质上就是一种深沉的人道情感。她们同情穷苦的人们，热爱祖国，追求美好理想，并准备为之牺牲一切。娜达丽娅的爱情高尚、纯洁，分明体现出一种自我牺牲精神；丽莎的教养和阿霞一样带有人民的因素，她所眷恋的保姆和阿霞的母亲极为相似，她为人受苦，代人受过；这本身便是人道主义的极致；叶琳娜渴求善行，时常梦见穷苦人，同情和布施周济求乞的小女孩，甚至对一切受虐待的小动物都加以庇护。屠格涅夫笔下的这些女性形象，是作家人道主义理想的寄托者。屠格涅夫的人道主义带有浓厚的民主主义色彩，他同情劳动人民，憎恨农奴制度，这在《猎人笔记》中就表现得相当充分。但屠格涅夫笔下的这些女性形象所体现出来的人道主义，却显然超越了《猎人笔记》所达到的水平，而与争取人民解放的理想相融合。特别是这种人道主义理想与那种崇高无私的爱情相结合，就显得十分深沉和动人，屠格涅夫笔下的这些女性形象之所以拥有如此迷人的魅力，其主要原因就在于此。
第三，从艺术创造的角度看，这些女性形象几乎都是代表着祖国，代表着未来，用爱情来对男主人公们进行直接或间接考验的“审判者”。而这种考验和审判正是作家展示人物性格（特别是检验他们的思想）的重要环节。娜达丽娅之于罗亭，丽莎之于拉甫列茨基，莫不如此。至于《前夜》中，情况则要复杂些，叶琳娜在审判各种各样的男性以后，毅然选择了经受住审判的英沙罗夫。可由于英沙罗夫的猝然逝世，她自己也遭受到考验。这里附带说明一下为什么在下一部长篇小说《父与子》中没有出现这样的“屠格涅夫家里的姑娘”，这是因为作者笔下的“新人”负有审判当时俄罗斯社会生活的使命。作为一个“虚无主义者”，巴扎罗夫不仅无情地否定贵族阶级的生活方式、文化和唯心主义哲学，而且也否定爱情，毋需年轻的女性来考验他，这是巴扎罗夫的性格本身所决定的。
《前夜》发表后，在社会上引起强烈的反响，年轻的革命民主主义批评家杜勃罗留波夫在读了这部作品后，挥笔写就了一篇名文《真正的白天什么时候到来？》，对《前夜》的思想、人物和艺术表现作出了高度的评价。作为革命民主主义者，杜勃罗留波夫对作品的题名“前夜”作出了现实性的发挥，把“前夜”引申为迫在眉睫的俄国革命的“前夜”。这种革命性的发挥令思想渐趋保守的屠格涅夫大为不满；他向《现代人》杂志的负责人涅克拉索夫提出不要发表这篇文章，并提出“最后通牒”：“是我还是杜勃罗留波夫，任你选择！”后来，这篇文章还是在《现代人》上公开发表了。而屠格涅夫却因此脱离了《现代人》杂志。晚年，当屠格涅夫回忆起《前夜》发表的前前后后时，承认在所有的评论《前夜》的文章中，杜勃罗留波夫的文章是最好的一篇。
《前夜》的发表，不仅引起批评界和读书界的激烈争论，而且引来一桩“剽窃”案件。
这里首先要提到另一位与屠格涅夫同时代的著名小说家伊凡·亚历山大罗维奇·冈察洛夫。这位著名小说《奥勃洛莫夫》的作者，在小说创作特别是在长篇小说方面甚至还要比屠格涅夫早出好多年头。还是在1848年，冈察洛夫就出版了长篇小说《平凡的故事》，受到批评界好评。
事情可以追溯到1855年年初，当时冈察洛夫乘“帕拉达”号护航舰环游世界回到俄罗斯，带回了后来名叫《悬崖》的新小说的素材。他详细地把自己的创作意图和主要构思告诉了朋友们，其中包括他公正地认为是“精明的行家和文学鉴赏家”的屠格涅夫。那时冈察洛夫从没有怀疑过在自己创作的各种人物的天地里会引入一个不久就成为他的强劲对手的人物。
可是，这部定名为“悬崖”的长篇小说的创作进展很慢，因为冈察洛夫没有其他生活来源，必须靠担当一名小官吏的不多的薪水为生。办公室里的繁忙工作，使负担沉重的冈察洛夫只能抽出极少的闲暇时间从事文学创作。屠格涅夫则与他不同，他不必为一日三餐操心，因而他写作很轻松，速度也很快。三年后，屠格涅夫写完了小说《贵族之家》，他邀请熟识的作家来听他朗读新的小说，其中也包括冈察洛夫。
当冈察洛夫发现屠格涅夫小说中的情节与他不知付出多少辛勤劳作创作的小说的情节何其相似时，他是多么地惊讶：“我听见了什么？我听见了三年前我讲给屠格涅夫听的东西。”他后来想起来了，当年在讲述他的新小说的构思时，屠格涅夫也在场。
冈察洛夫本来就生性多疑，此时在他脑中便出现了一个可怕的“推测”：屠格涅夫利用了自己的信任并剽窃了小说的情节。他认为，两部作品人物太类似了：“我在小说里写了祖母，他的书里写了婶婶。拉甫列茨基和赖斯基在性格上何其相似，就像我小说里的赖斯基和他的朋友科兹洛夫一样，拉甫列茨基同样也和自己青年时代的朋友彻夜长谈。我小说里出现的是有信仰的薇拉，他小说里写的是信奉宗教的丽莎……”
在聆听新小说的听众刚刚散去后，冈察洛夫便迫不及待地告诉屠格涅夫，他们的作品竟如出一辙。惊讶的屠格涅夫回答说，他根本就没想到要从冈察洛夫和他讲述过的情节中借鉴什么，由于有一些细节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它们可能被无意识地反映在《贵族之家》的写作中。为了避免雷同，屠格涅夫马上决定从自己的小说中删去某个场面。冈察洛夫对此表示满意。
一年半后，当他得知屠格涅夫的新小说《前夜》问世后，冈察洛夫又重新气愤起来。在读完小说前几章后，冈察洛夫把注意力放在其中一个人物——年轻的雕塑家舒宾的身上。在他身上他看到了与自己小说主人公酷爱绘画的赖斯基的相似之处，并且《前夜》的女主角叫做叶琳娜，《悬崖》的女主角薇拉原先也叫这个名字。
类似的巧合使冈察洛夫对屠格涅夫的剽窃深信不疑，以至他不再往后继续看他的小说，而是给小说的作者发了信——信表面上看来彬彬有礼，但实际上充满了刻薄的讽刺。“我看这两部小说，就是《贵族之家》和《前夜》不知怎地感到有相互联系。可能，由它们开始了您的文学事业的新阶段。”冈察洛夫在给屠格涅夫的信中写道：“评论那些我拜读过的书页，我斗胆断定，当你写这部或那部小说时，是怎样的感情在支配着你。我很愉快地承认，你是位勇敢的和了不得的演员。希望您能以不久前那样漂亮地开始方式继续和完成文学方面的钻营……评价您作为一个人的高尚品格：这就是殷勤好客，故作宽容和专注地听人说话，由此您能听到别人的东西，同时在不久前您也听到并夸奖了我很久以前给你讲述过的那部小说的微不足道的片断。”
于是在彼得堡文学圈子中有关屠格涅夫“剽窃”的流言便不胫而走。有一天冈察洛夫在涅瓦大街碰到了善良的熟人——文学家杜德什金。他颇感兴趣地问文学家上哪儿去。“去‘天鹅绒的调皮鬼’那儿吃午饭。（‘天鹅绒的调皮鬼’是文学家彼此之间对屠格涅夫带取笑之意的称呼）。”杜德什金回答。“您将用我的钱吃饭。”冈察洛夫开玩笑说，这影射屠格涅夫出版新小说得到一笔很可观的稿费。“要跟他说吗？”杜德什金同样开玩笑问道。“说吧，说吧！”冈察洛夫笑了起来。于是朋友们分了手。
不料杜德什金把这玩笑话当了真，他原原本本地把冈察洛夫的话转达给屠格涅夫，当时在场听到这番话的还有其他被邀请来吃午饭的作家。于是这一切就那样发生了。屠格涅夫的自尊心受到了伤害。第二天他急急忙忙去了冈察洛夫家，但没能找到他。他留了一张字条要求冈察洛夫对此作出解释。
冈察洛夫回家读了字条后，马上去找杜德什金。“要知道是您自己要求我跟他说的。”杜德什金忐忑不安地说。“如果我请求您开枪打他，”冈察洛夫生气地反驳，“您也去打？”
略为平静些后，冈察洛夫和这个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朋友说，如果事态发展到决斗的话，他也不会回避，并请求杜德什金当他的证人。在朋友们的调解下，两位著名作家的决斗被及时制止了。
屠格涅夫在1859年4月7日给冈察洛夫的信中这样写道：“亲爱的伊万·亚历山德罗维奇，我并不掩饰，这次不同往常，我没有很大兴致提笔给您回信，因为给一个认为我是他人思想的剽窃者、撒谎者（您怀疑我新写的小说的情节又是在耍花招，为的是转移您的视线）、饶舌者（您认为我把咱们的谈话告诉了安年科夫）的人写信有什么快乐可言。您一定会同意，遇到这样不顺心的事，无论我的‘外交手腕’如何，也难笑脸相迎和彬彬有礼。您也一定会同意，要是您也受到这种责难，哪怕一半，瞧我说的！哪怕是十分之一，您也会怒不可遏的。可我，说软弱还是装假，随您叫什么都行——我只是认为‘他竟这样看不起您’。只觉得奇怪的是，您还在我身上发现一点可爱之处，为此得说声感谢！
“我真心实意地告诉您，我完全同意‘教师’对我《贵族之家》的论点。可是请问我该怎么办？我不能没完没了地重复《猎人笔记》吧！……而我又不愿放弃写作，只好杜撰这样一些小说，其中既不追求完整性，也不追求性格坚毅，无须深入而全面地洞察生活，我想什么就写什么。可能会有些破绽，等等。如何才能摆脱困境呢？要写出值得传诵的长篇小说的人是不需要我的：而我认为创作长篇小说，就像头朝下行走一样。无论我写什么，我总有许多素描画面。那也就不错了！而您明明把这种意识也看成外交手腕；托尔斯泰竟以为我又打喷嚏，又喝酒，又睡觉——就为了说空话，我实际是怎样就请怎样对待我，或者完全不那样对待我。但是请别要求我改变性格，……哼！其实，不必再多说了，这些纷争不会有什么好处，我们大家都是要死的，而且死后都会腐烂发臭。我们这里已是春天了，雪几乎全融化了，但是不知为什么不好看，没生气。白天阴冷潮湿，田野光秃秃，暗淡发黄。然而，树林里草已破土冒出新芽，野禽很少。我希望在20日前结束这里的事情。24日到彼得堡（您知道我29日将离开那里）。我们将在彼得堡，或者在国外见面。再见，不公正的人。握您的手。”
1860年3月29日在彼得堡开过一个不寻常的仲裁会。冈察洛夫作为原告在会上发了言，而被告是另一位知名度不亚于冈察洛夫的作家屠格涅夫。参加仲裁诉讼的是有声望的文学家安年科夫、德鲁日宁、杜德什金和尼基坚科。这个不寻常的仲裁会在冈察洛夫家进行。
在仔细审理了这件非常事件的所有情况后，仲裁会得出结论：“产生于同一俄罗斯土壤上的屠格涅夫和冈察洛夫的作品，定会有一些相似之处，某些思想和语言上的偶然巧合，这是正常的，是双方可以谅解的。”这个“剽窃”事件总算结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