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55年是俄罗斯历史上的一个重要的年头，而对于文学而言，这个年头显得更为重要。在克里米亚战争中，俄军的情势已经不妙，人民对官方虚假的战报和大发战争横财的高官显要已经公开地表示出愤慨，沙俄帝国再也掩饰不住它本质上的虚弱，甚至持保守观点的人也起来反对摇摇欲坠的沙皇政权。
2月18日，当塞瓦斯托波尔的战事正酣时，沙皇尼古拉一世一命归西。这个俄国历史上最残暴的皇帝的死，对于行将崩溃的农奴制度，似乎是个预兆。俄国进步阶层无不兴高采烈。此时，专制政府不但在对外的战争中手足无措，而且在对内的统治上也是首尾难顾。以前令人窒息的书刊检查制度，此时也明显地放松了许多。
这年春天，在彼得堡大学举行了一个学位论文答辩会，在此之前，出于政治上的原因，这场论文答辩会被当局阻挠达两年之久。这篇论文就是未来的俄国农民革命领袖和卓越的文学批评家车尔尼雪夫斯基的著作，题名为《艺术对现实的审美关系》。且不必说这篇论文的革命性和巨大的理论意义，光是它能够进行答辩这一事实本身就说明了当年的社会气氛已发生了多么重大而深刻的变化。
屠格涅夫对车尔尼雪夫斯基的观点有不同的看法，甚至持否定的态度，1855年7月他在致鲍特金和涅克拉索夫的信中说：“至于说到车尔尼雪夫斯基的书，他的主要罪状是：在他眼里，艺术正如他所表述的那样仅仅是现实生活的复制品，从本质上说，这种观点只适用于那些幼稚无知的人。不管他如何兜圈子，他这一思想正是他的全部理论的基础。但在我看来，这纯属无稽之谈。在现实生活中并不存在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这个人物，或者就算是有，那也是莎士比亚发现的，并使他成为我们共同的财富。如果车尔尼雪夫斯基想象，抵达你所说的生活的中心非他一个人莫属的话，那么他也太自不量力了！我认为他是一个想把现实中的美抽出来用以个人度日和消磨时间的人。不，老兄，他的书是伪善和有害的。”
在致德鲁日宁的信中，屠格涅夫这样说到普希金、果戈理和车尔尼雪夫斯基：“我近日读了果戈理的《作者自由》，不由自主地想到您和您说的话。这种胡言乱语，这种顾全面子的自我解嘲在普希金的鲜明、理智、非表现自我的艺术面前是多么可怜呀！但在我看来，两个人的影响都是我们文学中必不可少的：普希金的影响本已退到第二位，愿它重新处于先导地位，但绝不是让它代替果戈理的影响。果戈理的影响无论在生活中还是在文学中都是我们非常需要的。现在谈谈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文章。我不喜欢文章里面那种不拘礼节而又干巴巴的口气，也不喜欢那种冷淡生硬的用词，但我为这些文章得以发表感到高兴，为文章中关于别林斯基的回忆片断感到高兴。我之所以高兴，是因为人们终于怀着尊敬的心情来称呼这个名字。不过，您是不会对我这种欢乐抱有同感的。安年科夫来信说，这些文章之所以会对我产生影响，那是因为我身在国外。”
屠格涅夫与车尔尼雪夫斯基在社会观点上不无分歧，对这篇学位论文的一些观点也持不同的看法，这之中有着种种复杂的原因。不过，后来的事实证明，包括屠格涅夫一系列重要作品在内的19世纪中叶的俄国现实主义杰作，都与车尔尼雪夫斯基在这篇学位论文中所阐发的现实主义理论密切相连。
1855年春天，屠格涅夫回到了故乡斯巴斯科耶，在那里度过了夏天。这次乡居生活在他的创作生涯中是一个崭新的转折和巨大的突破。他将向俄国文学界奉献出一部大作品。此时，塞瓦斯托波尔战役正打得火热，而他在故乡动笔创作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他写好详细的提纲，准备以40年代俄国贵族知识分子中的天才人物诸如他的朋友斯坦凯维奇、巴枯宁、格拉诺夫斯基、赫尔岑等人为原型塑造出那个时代的一群才智超群的思想家形象。这些天才人物，都遭到尼古拉一世专制统治的迫害，在国内无可作为，有的年纪轻轻就已经长眠地下，有的病死在异国他乡，有的避难西欧，有的至今仍被囚禁在孤岛的深牢里（如巴枯宁），他们的年龄不过三四十岁。这些刚强的人物，都是在沙皇专制制度下坚持自己理想和人格的先进知识分子。
只有短短七个星期，小说就完稿了。事实上，他在构思和酝酿阶段却花了很长时间。他这样谈到自己创作《罗亭》时的构思情况：“每个作家都有他自己的一套写作方法。我跟别人不同。往往是有一个形象总在我脑子里盘旋，好长时间我无法把握住它。说来奇怪，我首先弄清楚的往往是次要人物，以后才是主要人物。例如在《罗亭》里，我先想到的是毕加索夫，想到他怎么和罗亭争论起来，罗亭又是怎样痛骂了他一顿，在这以后，罗亭常在我眼前浮现出来……”在另一地方他又这样讲到自己的构思方式：“围绕着当时我所感兴趣的主题，开始浮现这个主题所应该包含的那些人物，于是我马上把一切记在小纸片上。我仿佛为了写戏似的规定着人物：某某，多大年纪，装束怎样，步态又怎样。有时我想象起他的某种手势，也马上把这记下来：他用手摸摸头发或者理理胡子。当他还没有成为我的老相知之前，当我还没有看见他，还没有听到他的声音之前，我是不动手写的。我就是这样写所有的人物……其余一切，只不过是技巧的事情，那就轻而易举了。”
罗亭是一位35岁上下、面容生动的中年男子，他偶然来到名门贵妇拉松斯卡雅夫人的沙龙，由于不堪忍受在座者的陈腐论调而毅然反击，在充满机智的驳论中他雄辩地滔滔不绝地阐述了自己对人类思想文化、人类自身使命、人类未来等重大问题的见解。他认为，个体生命虽然短暂、渺小，但是世间伟大的事物都是由人创造的。人生在世，能意识到自己肩负的这种崇高使命，那就是他的至高快乐。正是在死亡中，他将发现自己的生命和价值。
夏天一过，屠格涅夫就回到彼得堡，在《现代人》编辑部，向朋友们朗读了这部新作，得到了同仁们的肯定，同时朋友们又提出了若干修改意见。随后，他开始埋头修改这部手稿。
1856年新年伊始《罗亭》在《现代人》第一、二两期上发表。这部作品很快在文学界引起争论。有的批评家认为，罗亭不过是奥涅金（普希金的长诗《叶甫盖尼·奥涅金》中的主人公）和皮却林（莱蒙托夫小说《当代英雄》中的主人公）的翻版而已，涅克拉索夫则认为，《罗亭》中的那些人物“作为思想发展和生活发展过程中的领导者还为时不久……这些人起了很大作用，给后世留下了深远而有益的影响”。“他们在实际运用自己的思想时往往无所作为，部分原因在于完全实现他们思想的条件还没有充分具备，部分原因在于他们在成长过程中抽象思维起的作用超过了现实生活的作用，而现实生活对他们的观点和感情只产生消极影响，所以他们确实以空想为主”。由于专制统治的审查政策，屠格涅夫在写这部小说时，不能不在很多方面运用曲笔，这就不能不在相当程度上影响了罗亭等人形象的饱满性、深刻性和现实性。
《罗亭》的问世，开辟了屠格涅夫创作生涯的新纪元，从此便驰骋在长篇小说的领域中，一发而不可止。
1855年秋天，在《罗亭》完稿后不久，屠格涅夫的又一位朋友格拉诺夫斯基去世了，他怀着沉重的心情参加了葬礼。第二天，他写了一篇悼念文章，高度地评价了这位杰出的知识分子：“他没有一点学究气，充满着令人心悦诚服的仁厚精神，很早他就已博得许多人对他的尊敬了，他身上流露着一种崇高而纯洁的气质，他天生有可贵的、良好的特质，能够不用劝说，不用论据，而用他本身的灵魂的美，去激发别人灵魂中的美好的东西。他是最好意义上的理想主义者，不是孤孤单单的理想主义者。他确实有权力说：‘人所固有的我无不具有。’格拉诺夫斯基无论什么时候都很平易近人，他从来没有使任何人望而却步。他完全沉溺在科学里面，把自己整个儿献给了启蒙和教育事业……任何人都拿他当做路边的一股甘泉，可以随便走到他的身旁，汲取爽心提神的知识之水。”
小说的主人公罗亭是40年代俄罗斯进步贵族知识分子的典型。19世纪40年代是俄罗斯社会最黑暗的时代，同时又是继十二月党人之后的第二代贵族革命家和进步贵族知识分子成长的时代，而40年代恰恰是屠格涅夫的青年时代。一方面，残酷的尼古拉政权在镇压了十二月党人之后在全社会制造白色恐怖，公开的抗议和反抗几乎不具备任何存在的可能性。另一方面，俄罗斯思想界（几乎仅限于思想界）又处在最为活跃的时期，而莫斯科大学又是当时思想界的中心，著名的“斯坦凯维奇哲学小组”（也有人称之为“斯坦凯维奇——别林斯基——巴枯宁”哲学小组）则又是中心的中心，在某种意义上说它是俄罗斯贵族革命家乃至平民知识分子革命家的摇篮。可是由于政治的黑暗，40年代的文学处于一种“萧条时期”，在对当时社会情绪和进步知识阶层的表现和反映上几乎是个空白。
尽管屠格涅夫写作《罗亭》的时候，已是19世纪50年代中期，但逝去的40年代的空白仍期待和召唤着艺术家去填补它。而这样的艺术家简直又是非屠格涅夫莫属。他很早就十分关注知识分子在社会中的作用和他们的命运，熟悉他们的思想和情感，并在自己的作品中对他们作了初步的表现；40年代他正血气方刚、思想进步；他很早就结识斯坦凯维奇、巴枯宁，后来又结识别林斯基，并受到他们重大的影响，但由于他那时年龄还偏小，思想还不够成熟，所以没有正式参加“哲学小组”，但他对“哲学小组”的主要成员十分尊敬、熟悉和了解。正是这一若即若离的“距离感”，才使屠格涅夫在50年代成为回眸刚刚逝去的40年代思想界的最合适的作家。事实上，在屠格涅夫写作《罗亭》的时候，当年“哲学小组”的核心人物，即便是从事文学事业的，也已没有一个人能具备条件去回忆（更不必说艺术地再现了）那个值得纪念的时代——斯坦凯维奇和别林斯基已离开人世，赫尔岑过着流亡的生活，而巴枯宁正在狱中。无怪车尔尼雪夫斯基在著名的论著《俄罗斯文学果戈理时期概观》中谈到“哲学小组”时写道：“谁要是打算对他们高贵的集会作几分钟回想，让他去读一读《罗亭》中列兹涅夫关于他的青年时代的故事，以及屠格涅夫这个中篇小说的奇妙的结局吧。”屠格涅夫自己也说他在塑造《罗亭》中的波科尔斯基的时候，“斯坦凯维奇的形象一直在我眼前闪动”。而罗亭这一人物，一般认为作家是以巴枯宁为原型塑造出来的。屠格涅夫后来也承认：“我在罗亭身上相当忠实地表现了他的影子。”不过，作为一个成功的艺术典型，“罗亭既是巴枯宁，又是赫尔岑，在某种程度上还是屠格涅夫本人”（高尔基语）。
一般认为，罗亭是一个“多余人”，或者说是继奥涅金和皮却林之后的一个新的“多余人”。所谓“多余人”，是19世纪上半期俄罗斯文学中十分引人注目的文学现象，同时也是19世纪俄罗斯文学独有的成就。19世纪上半期几乎所有的大作家，诸如普希金、莱蒙托夫、屠格涅夫、涅克拉索夫、冈察洛夫等在这方面都有自己卓越的成就。杜勃罗留波夫谈到这一点时指出：“因为这是我们土生的民族的典型，所以我们那些严肃的艺术家，没有一个是能避开这种典型的。”应该指出，俄罗斯文学中的“多余人”在某种意义上是一个正面人物系列，如果说他们因社会的黑暗和个人方面的种种弱点无法实现其理想和抱负而对社会成为“多余”，那么恰恰是他们在理想幻灭的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积极或消极的奋争和反抗精神，所体验的苦闷、彷徨、欲进不能、欲罢不忍等种种思想情绪，对社会对后世是“一份优秀的遗产”（高尔基语）。而在这样一笔丰富的精神遗产中，屠格涅夫通过罗亭所奉献的那一份尤为引人注目。
罗亭性格中最突出的一点就是言语和行动的矛盾，从另一个角度说就是理想和现实的矛盾。在小说的第三章，当罗亭一出现在拉松斯卡雅的客厅时，就以其丰富的思想和闪光的言语一下子吸引住了在场的所有的人。他满怀激情地谈论着人的崇高使命、科学和教育的意义、自我牺牲的精神以及诗歌和音乐中的美。顽固的怀疑主义者毕加索夫在他有力的驳斥下狼狈而逃，家庭教师巴西斯托夫被罗亭火热的思想激动得彻夜不眠，而贵族少女娜达丽娅的心中也被掀起巨大的波澜。自然，罗亭的“演讲”也遭到保守派的攻击。作为一个宣传家，罗亭是成功的，他的思想和语言点燃了青年人心灵中的热情和希望。可作为一个行动者，罗亭是一个失败者。他不知道如何去行动，他所做的事情一件也没有成功。他起初帮助一个地主在领地里实行改革；后来打算疏通一条不能航行的河流；最后又当了一名教员，想进行教育改革。但这一切都完完全全地失败了。用罗亭自己的话来说：“我生来就是无根的浮萍，自己站不住脚跟。我始终是一个半途而废的人，只要碰到第一个阻碍——我就完全粉碎了。”可作为40年代进步贵族知识分子中的一员，罗亭是否就是一个完完全全的空谈家和失败者呢？在作品的结尾，就连一向对罗亭十分冷漠的列兹涅夫也承认“说一句有益的话——这也是做了事情”。还是高尔基说得好：“假如注意到当时的一切条件——政府的压迫，社会智慧的贫乏，以及农民群众没有认识自己的任务——我们便应该承认，在那个时代，理想家罗亭比之实践家和行动者是更为有益的人物……不，罗亭并不是可怜虫，他是一个不幸的人，但他却是一个适时的而且做了不少好事的人物。”
作为一个宣传家（同时也应是行动者），罗亭的思想境界和社会作用是以前的“多余人”无法比拟的，而在对待爱情、对待女性的态度方面，他无疑也要比他以往的“多余人”高出许多。自然，和所有的“多余人”一样，罗亭在爱情上也是一个失败者。
罗亭的充满理想主义的热情和闪耀着智慧火花的语言，是那样深深地打动了贵族少女娜达丽娅。这个纯洁的富于自我牺牲精神的姑娘，怀着对她心目中的英雄的崇拜，勇敢地爱上了罗亭，并愿意抛弃一切跟着罗亭逃到天涯海角。在花园约会时，娜达丽娜告诉罗亭，她母亲宁可看到女儿去死，也不愿意她成为罗亭的妻子；她满怀信任和希望地问罗亭该怎么办？可罗亭的回答却是“屈服”。罗亭在娜达丽娅的爱情面前退却了。这种退却，确实暴露了他性格中的软弱，而这种软弱，又是和他所处的社会环境和他自身的多方面的条件密切相关的。可尽管如此，罗亭对待爱情的态度要比奥涅金和皮却林高尚得多。同样的情势下，换了奥涅金，不是酿成一场大出风头的桃色新闻，至少也要从中寻找一些刺激；换了皮却林，则可以肯定他会导演一幕“拐骗”的闹剧。
更重要一点的是，罗亭对娜达丽娅的态度是真诚的，他之所以爱她，首先在于这位少女同情和支持他的事业（或不如说是理想更确切些）。在小说的第五章，罗亭与娜达丽娅第一次在花园里散步，娜达丽娅对罗亭说：“别人尽可以休息，可是您应该工作，要做个有用的人。假如不是您，那还有谁……”这种信任和理解使罗亭大为感动，连声说：“我谢谢您，我衷心谢谢您。”甚至还情不自禁握住娜达丽娅的手说：“您真是个美丽崇高的姑娘。”罗亭在爱情上的失败，除了性格的原因外，还有其他原因：他一生穷困潦倒，没有财产（他全部的财产就只有两个半农奴），没有地位，就算是他和娜达丽娅一块儿私奔，也迟早会分手。所以，罗亭的事业上和爱情上的悲剧都是社会性的。而这一切，不是生活在特定的40年代的罗亭的“过错”，而只是他的“不幸”。
在离斯巴斯科耶大约20俄里的地方，有一个波克罗夫斯科耶庄园。庄园的女主人便是后来成为俄国文学巨匠的列夫·托尔斯泰的妹妹玛丽娅·尼古拉耶芙娜。1852年12月，列夫·托尔斯泰的姑姑写信给她这位远在高加索的侄子，告诉他《猎人笔记》的作者屠格涅夫十分欣赏他的才华，对他发表在《现代人》上的处女作《童年》评价很高。托尔斯泰得知这个消息之后十分高兴，他早就读过屠格涅夫的作品，对这位前辈作家极为钦佩。现在他知道屠格涅夫也很看重他，不禁又惊又喜。后来，他又收到玛丽娅的来信，知道屠格涅夫还来过波克罗夫斯科耶庄园，更是兴奋不已，他在这时的日记中写道：“收到玛莎的一封令人神往的信，她在信中描写了她和屠格涅夫相识的情景。这封亲切、可爱的信提高了我在自己心目中的声望，并且激发我从事文学活动。”1855年秋天，屠格涅夫由斯巴斯科耶去彼得堡时，又顺便去了波克罗夫斯科耶庄园，在那里他得知列夫·托尔斯泰从克里米亚的来信，信中说，他准备从军中来度假。屠格涅夫十分欣喜，他决定给托尔斯泰写信，这是他第一次给这位才华横溢的青年作家写信：“我早就打算哪怕通过书信和您相识……没有别的办法。现在，当我即将离开您妹妹家，动身去彼得堡时，我想实现久已有之的心愿……您的妹妹大概已写信告诉了您，我是多么赞赏您的才能，并且对您寄予多么殷切的期望——最近我格外经常想到您。想到您在什么地方，我就感到可怕。虽然，另一方面，我又为您能获得这一切新的感受和考验感到高兴，但万事总得有个分寸，不可让命运误入迷津——倘若您能离开克里米亚，那是非常之好——您已经证明，您不是懦夫，但戎马生涯毕竟不是您的职业，您的使命是当文学家、思想家和语言大师，您的工具是笔杆子，而不是马刀……关于您本人和您的作品，我有许多话要对您说……这一切容以后再谈……”
11月的一天，当屠格涅夫正在全神贯注地写《罗亭》时，突然一个人闯了进来，这就是托尔斯泰，他是从车站径直来屠格涅夫这儿的。两位未来的文学“巨人”高兴地紧紧地拥抱，使劲地亲吻。他们的结识对双方来说都是一生中的大事，也是俄罗斯文学界的大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