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管理基于价值观的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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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0章 2 VBL 研究方法与研究过程

上一节我们介绍了 GLOBE研究项目的基本结论和 VBL理论的提出,本节将结合我们在中国对 VBL的实证研究,介绍 VBL研究方法与研究过程,实际上这些研究方法也适用于其他管理学理论的研究。

3.2.1 研究目的与内容

领导科学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应用科学,西方领导学的研究已经有了相当多的实践数据和理论抽象,而我国的领导学研究,仍处于起步阶段。由于历史、文化上的原因,我国以往的研究多集中于政治领袖,内容多为文献或高层领导的言论,少有科学性。改革开放以后管理科学的研究发展很快,但领导作为一门科学被研究还是最近几年的事。

目前国际企业领导的实践远远超出了目前领导理论的范畴,知识经济及高科技产业的迅速发展,迫使企业的领导者必须面对时代所提出的问题,为了解决和解释领导实践中所遇到的问题,领导理论也有进一步发展的需要。基于价值观的领导学理论提出以后,中国一些学者即积极展开了对这一综合性的新型领导理论的研究。由于有豪斯等知名学者的亲自参与、指导,我们的研究从设计、方法选择到数据采集、数据处理及分析都遵循了严格的科学实证研究方法。也正是出于这种目的,我们希望在先进、科学的研究方法指导下展开中国领导学的实证研究,比较中国文化背景下的领导与其他文化背景下的领导的共通及差异之处,并促进我国与国际管理学界的交流。我们的主要思路是从理论探讨出发,运用实证研究的手段检验该理论对实践的指导意义,同时比较这个理论在不同文化背景里的可行性。我们研究的具体内容涉及:

①对基于价值观的领导理论内涵以及基于价值观的领导理论与传统领导理论之间的关系的理解;

②探索、验证中国企业领导者价值观、动机与领导行为之间的关系;

③在中国的社会经济技术条件下,如何通过有效的领导使中国企业能够快速适应外部环境的变化,同时又在企业内部营造可持续发展的机制;如何在我国企业形成一种“企业素质”,使企业能够自发形成不断进取、不断完善的过程;

④研究基于价值观的领导理论是否为以上疑虑提供答案,基于价值观的领导的适用条件是什么;

⑤考察基于价值观的领导在企业管理和组织行为上的综合表现;

⑥讨论中国文化中的若干因素对领导风格的影响,以及如何在中国文化背景下实施基于价值观的领导。

3.2.2 研究方法

(1)文献研究

VBL理论很重要的特点是极具理论综合性,在第一章中我们已经就VBL理论来源、理论继承与理论突破作了详细的介绍。研究项目还未正式开始之前,我们收集了大量领导学论著,整理了近一二十年来在主要管理学杂志上有关领导学研究的文献。我们从理论上探索了此领导理论的历史背景与科学依据,并在此基础上选择我们研究的重点。对大量领导学、心理学文献及领导学前沿理论的研究,使我们了解了 VBL理论的实质与内涵,并从中认识到了这一理论的巨大发展潜力。

(2)企业领导访谈

基于价值观的领导理论的一个突破是将领导者动机纳入了理论体系,根据温特(Winter,1991a)等长时间对动机的研究,定量考察领导者动机,可以从以下几方面入手:

领导者行为表现反推;

从领导者发表的言论和他所发布的政策材料中推断;

与领导者交谈,在对话中考察对方的动机。

在这三种方法中,第一种难于量化与追溯,需要长期跟踪研究;第二种多用于政治领袖动机的考察,因为对他们的材料收集相对容易;第三种是比较快捷地考察领导者动机的方法,但这种方法对访谈者的要求较高——需有灵活机智的访谈风格和追根溯源的技巧,同时不能让对方知道你在考察他的内心动机,这样才能得到比较真实、准确的反映。豪斯等人提出的理论假设中,涉及了领导者动机与领导绩效之间的若干假设,所以我们有必要挖掘领导者动机的真实情况,我们采用的是访谈方式,同时我们想通过访谈对领导者个人所持有的价值观有所了解。

被访谈对象是各企业的总经理或者董事长,能够对企业的重大经营问题拍板的决策者。在征得被访谈者同意以后,记录下了整个访谈的全部内容。访谈目的是让被访者按自己的思路回顾以往发展历程,从其叙述中得到领导者内心真实动机。访谈持续时间约为45分钟,访谈提纲只是作为访谈中参考使用,访谈过程并不是僵化地按照下述问题进行。在访谈过程中,一个原则就是访问时不主动评价被访者的回答,而是尽量引导被访者给出完整答案,例如需要时我们会重述他的答案,或者是问一些类似于“您可以就这个问题多谈一些吗?”之类的问题。访谈结束以后,项目组成员把访谈录音整理成为文字材料,以供研究的下一步使用。

(3)问卷调查

问卷调查的对象包括对高层领导和5~6名直接向他/她汇报的下属。我们采用的问卷是豪斯领导的项目工作组在征求全球研究者和企业管理人士的意见与反复预调研后开发出来的调查问卷,参与 GLOBE研究项目的所有国家和地区都采用同一套问卷,只是根据不同的语言作相应的翻译,为了保证翻译的准确性,被翻译的问卷要求反译后能得到原英文问卷(Brisline,1970)。问卷分为 C、D、E三种类型,每种类型发放三份。E问卷由接受访谈的老总与其他两名熟悉公司运作的副总填写,问卷内容包括领导者基本情况、企业基本情况、企业战略与组织实践等,并涉及公司的利润、销售额等衡量公司经营状况的数据;C、D两份问卷由老总的直接下属填写,问卷内容主要包括领导者行为及其对下属的影响,为了考察领导与下属之间的信任,我们还在中国的问卷中加入了下属与领导之间的信任调查的内容。本书附录1、附录2、附录3即为问卷C、D、E的部分内容。

(4)数理量化分析

对采集的问卷和访谈材料做相关预处理以后,我们需进行量化统计分析,用中国的调查数据,对豪斯等人提出的基本假设进行有关的分析。数据分析的方法主要包括:定性数据向定量数据的编码与量化、简单样本分析、相关分析、回归分析等,分析工具主要包括世界流行的社会科学统计软件包(Statistical Pac kage for the Soc ial Science,SPSS X。X for Windows)。同时,我们还进行了复杂理论模型的构建与分析,应用的是结构方程模型(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和多层线性分析模型(Hierarc hical Linear Mod-eling),主要运用Amos 4.01(Arbuc ke,1995)、PLS 3.00(Partial Least Square,Chin,2001)、HLM 5.00(Stephen Raudenbush,etc。)等软件来验证我们的数据和理论模型的吻合度。

(5)案例分析

领导人访谈为我们提供了大量的、生动的调查问卷所不能提供的信息。为进一步分析、论证基于价值观的领导在我国企业中的实践及其效果,我们以本研究的访谈材料为主,有针对性地选择了一些企业案例加以佐证。

3.2.3 研究过程

由于本研究项目涉及的内容比较广泛,理论深度大,所以分阶段展开。

第一阶段:文献调查及理论研究。了解领导理论最新进展,对VBL理论模型进行仔细分析和研究,提出在中国环境下的假设模型。

第二阶段:对研究小组成员进行基于价值观的领导理论研究中所必须采用的“领导动机编码培训”。

第三阶段:数据收集。与企业的总经理(董事长)访谈,并对访谈录音进行文字材料整理,同时,对企业领导和员工进行抽样问卷调查。

第四阶段:对文字材料根据编码规则进行“编码”处理,获得量化的领导动机数据。

第五阶段:对量化数据进行数理统计分析。对豪斯等人提出的各种假设模型进行验证,并对模型进行基于中国实际的修正。

第六阶段:在以上基础上,对基于价值观的领导理论在中国的实践进行理论概括和综合,提出中国企业的实施步骤,并提出在中国推广基于价值观的领导的政策性建议。

对于以上实施步骤,有必要对“数据收集”和“动机编码”部分做一下介绍。

3.2.4 数据收集

数据收集工作由参与此研究项目的清华大学、复旦大学、苏州大学、重庆大学、大连理工大学的研究学者共同完成,具体步骤如下:

①在企业规模大于50人的企业样本中随机抽取,采访企业最高领导人。

②向企业高层领导(包括最高领导)及其直接下属发放问卷。每家企业原则上发放9份问卷,其中领导问卷三份,由接受访谈的最高领导及熟悉企业运作的高层领导填写;下属问卷六份,由领导选择六名直接下属填写。填写后由填写者用直接邮寄方式收回。

③将采访录音转换成书面文字,由两人以上对书面采访材料进行动机编码。

④将问卷资料及企业最高领导动机数据输入数据库。

数据收集分两批,同时在北京、上海、重庆、苏州、大连进行,每批每地各10家企业,两批共 100家企业。但由于种种原因,我们共采访了97家企业,发放问卷820份,回收95家企业的686份,回收率84%。

我们所选择的企业均是随机选择,但是样本来源仍有一定的偏向性:多数企业领导人是进入上述几所中国知名高校商学院进修学习的学员。这就使得我们的样本带上了某种偏向性——这些企业的领导大多都有很强的学习愿望,接受我们调查之前,他们已经学习并了解了一定的经营管理的理论知识,在同时代的企业领导中有较先进的思想。当然我们可以相信这种偏向性不会影响我们研究的最终结论。另外,我们在中国国内采集的企业总共只有95家,样本数量不大,这也是我们这项研究的局限之一。

3.2.5 动机编码

对领导访谈材料进行编码,从中分别提取领导的四种动机(权力动机、成就动机、情谊动机、责任感)的数量。项目应用的是西方成熟的动机编码方法(Winter,1992),这种方法是由美国研究动机理论的著名学者麦克里兰及温特教授等发展起来的。通过三十年以来数百项研究的检验,个人动机编码的方法及其信度已经被证实并有广泛的实践应用。例如温特(Winter,1987)、斯班格勒和豪斯(Spangler&;;amp;House,1991)在温特等人(Winter&;;amp;Healy,1982)开发的动机编码系统基础上对多位美国总统的动机和绩效进行研究,与理论结论都得到了很好的吻合。我们应用这种编码方法,根据特定的语境,分析受访者所说的语言中隐含的动机,其中涉及语境、修辞、表达习惯、情绪等具体情况,对采访材料进行编码,从中分别提取四种动机的数量,按采访材料中每一千字中出现的频率来判断领导个人的动机类别(Winter,1991,1992)。

编码过程相对主观,对于同样语言语境,由于各人理解不同,编码结果会有出入。为了确保编码结果的信度,每一位编码者在正式编码之前都接受了最少80小时的编码规则和技巧训练,项目过程中,我们还三次集中所有人员同时编码。对于同一采访材料要两人以上进行编码,吻合率必须达到 80%以上,对于不吻合处通过商议给出最终结论。

(1)动机编码规则

(2)编码语法规则

①如果两个动机之间没有其他动机隔开,一个句子中只能得分一次。但是有其他动机者除外。

②同样的动机在连续两个句子中出现,前一句中的动机得分。但是紧接着第三句中再次出现,则第一句和第三句中的动机得分,依此类推。

③有其他动机隔开时,第二句中的动机也得分。

④采访材料中,每个问题和受访者的回答作为一段独立的内容,所以回答的最后一句和下一个问题的回答的第一句不算作是连续的句子。

⑤采访过程中的套话如:“请再说一遍,我没有听清”、“无可奉告”、“我想我已经回答了这个问题”等不在编码范围之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