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政治我们台湾这些年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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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5章 “汤英伸案”让台湾重视少数民族问题

说起来大陆的民族政策比起过去国民党统治的台湾相对完善许多,在过去国民党时代,不太尊重这些山胞的文化,会强迫他们改变一些生活习惯或文化习惯,最明显的例子就是强迫山胞要改汉姓,身份证上一定要写汉文名字,所以有很多固定姓氏产生。这些姓氏还常常是“政府”办事人员“赐”的,比如说高(高山族)、潘(河流+番)、汤(河川)、杨(大树)、石(山川),就是“原住民”汉姓的大姓,“原住民”也加入以汉族人为主体的宗亲会,后来还搞出改姓后近亲结婚的事情。说起来“原住民”很可怜,在清朝时就被“赐姓”,到了日据时代又要求改日本名,等到了国民党统治时期,身份证又强迫要用汉文名字。汉名只是一个小例子,另外还有,比如说将“原住民”传统猎场划为林场,在聚居地附近盖核废料场等。当局的心态是山胞迟早都会被同化,于是做出一副家长老大姿态,山胞们只能一直隐忍。

都说“原住民”同胞特别纯朴、善良、热情,个性也比较豁达乐天,可是从另一方面来说,就是比较不懂得争取自己该有的利益。关于台湾少数民族是怎么住到山上的,有一个说法是,汉人来了之后,用少见的烟草、棉布等东西,向生活在平原上的“番”骗取土地,坏一点的直接用暴力赶走,土著遂逐步移居至山腰。之后,客家人也来了。他们也用一样的方法,又从“原住民”手里骗取土地。这些“番”呢,只好继续往更高的山地去住,诸如此类,汉人骗“原住民”的事情不断在发生。

“原住民”各族的语言各异,但有一个词几乎是通用的,就是“白浪”,这可不是指白浪滔滔,这个词原来是从闽南语“歹人”而来的,指的就是汉人。“原住民”生活简单,个性又单纯,早期在与汉人的接触当中总是吃大亏,而汉人也只把他们当作“番”,两方的矛盾与心结也越来越尖锐,这个看似好玩的语源,其实充满了辛酸。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当局一方面打压“原住民”文化,一方面又不太照顾他们所需,给人一种想让他们自生自灭的感觉。再加上“原住民”大部分居住在偏远地区,所以不管在什么方面,资源都非常匮乏,这也影响了“原住民”的发展。最明显的例子就是教育及经济资源的不足。统计显示,“原住民”的普遍收入,只有汉人的六成而已,这也让许多“原住民”必须离乡背井到大都市里工作。但都市里居住太不易,所以这几年也出现了许多违章搭起的“都市部落”现象。而教育资源的不足,也造成这些人受教育程度普遍不高,导致他们年纪轻轻就必须外出打工养家,在教育程度不高又需要钱的情况下,建筑工、搬运工、出海跑船或当兵等较粗重的工作就是首选。“原住民”女性更可怜,常常沦为帮助家庭经济的牺牲品,在20世纪90年代以前的台湾,就常常有“原住民”少女被家里卖去当雏妓的新闻,又或者许多“原住民”女孩嫁给同样弱势的外省老兵。

有个“原住民”的诗人就曾做了一首诗叫《恢复我们的姓名》,用来控诉这一切。

我们的姓名

在身份证的表格里沉没了

无私的人生观

在工地的鹰架上摆荡

在拆船厂、矿坑、渔船徘徊

庄严的神话

成了电视剧庸俗的情节

传统的道德

也在烟花巷内被蹂躏

英勇的气概和纯朴的柔情

随着教堂的钟声沉静了下来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原住民”渐渐敢于争取自己的权利与地位。1986年,发生了一件“汤英伸案”让大家开始注意到山地同胞在社会快速变迁中遇到的困境。

“汤英伸案”在之前书里提过了,住在阿里山地区的曹族山地青年汤英伸,在读师范学校时成绩品行都良好,可是因为学校教官的歧视挖苦而被迫退学,他只好到台北找工作。没想到一来台北就遇到无良中介,把他卖给黑心老板,又扣留了他的身份证,让他在恶劣环境当中每天工作18个小时以上。他想要离开,老板还不准,拿着他的身份证要挟他,反控他欠钱没还。才工作九天,汤英伸忍无可忍,又在一点酒精的催化下,杀了雇主全家。后来汤英伸没有否认,也没有办法否认,因为他完全出于冲动杀人,事前没有预谋,事后也没想到要收拾现场。

当然汤英伸罪证确凿,要为他自己的行为负责,可是这件事也让20世纪80年代社会气氛已经蠢蠢欲动的台湾,有了第一次社会运动团体的大串联。以前,台湾人总是很单纯地认为,山地人个性就是善良、热情、纯朴、乐天,怎么可能犯下这种泯灭人性的案件?会这样想是很正常的,这种想法中却含着一种刻板印象的歧视,因为山地人善良,所以就算被欺负也只会呵呵苦笑地带过。这些山地青年男女在找工作时,多少都有被欺骗、侮辱和剥削等经验,再加上安分认命的个性,常常变成自卑自弃,觉得就让命运去摆布吧。外人看起来好像是一种山地民族的豁达,事实上是对社会现实的无奈。

所以,“汤英伸案”一发生,社会舆论就热烈地讨论,给当时台湾社会很大的冲击。是不是有什么地方以前没注意到、没关心到,又或者是社会结构已经产生了什么问题,导致“应该是”善良纯朴的山地同胞青年,居然干下这种事情。这件事让全台湾的社运界人士有了首次大串联,纷纷声援汤英伸,社会上形成一股强大的“枪下留人”的舆论压力,甚至上书给蒋经国,希望能特赦他。汤英伸固然罪有应得,可是长期以来,平地人怎样对待山地同胞,政策怎么不尊重,甚至漠视他们,不给他们一个合理的生存空间,正是这样畸形扭曲的社会导致了这场悲剧的发生。

汤英伸最后还是难逃一死,但他的死,让台湾人首次开始正视少数民族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