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流行病学研究
流行病学研究（epidenmiological studies）是在特定人群中对变态行为患病率（frequency）和分布（distribution）情况的研究。高于人群的平均疾病率称做流行病，流行病学研究分析的基本构成单元是群体。通过流行病学研究来对人群中变态行为的分布和原因等相关因素进行定量研究。其中，定量统计方法是指评定人群中疾病频率的差异。其目的在于调查变态行为在人群中的分布及分布频率，探讨变态行为的病因、流行规律，制定预防、控制，甚至消除变态行为的具体措施，检查防治效果等。变态行为流行病学是用流行病学的基本方法研究心理疾病，具有“现场观点”和“人群观点”两大特点，并且包括以下三个基本概念：
（1）流行病学的关键概念是发生率（incidence）、流行率（prevalence）及持续时间（duration）。所谓发生率是指在一个特定时期内，诸如一年中，心理障碍新病例的数量。所谓流行率是指在特定时期内出现的心理障碍在总体中所占的百分数；持续时间是某种心理障碍单纯在时间上的长短。一个简单的公式是：
流行率=发生率×持续时间
急性抑郁症是一种发生率高但持续时间短暂的心理障碍，而精神分裂症则是一种发生率低但持续时间长的心理障碍，两者都有相当高的流行率，但原因不同。
（2）流行病的资料表明，第一，心理障碍的发生是非常普遍的事情。第二，这些研究资料使研究者们看到了心理障碍与其他变量，诸如年龄、性别之间的重要关系。如国内十二个地区精神疾病流行病学调查指出，女性精神分裂症的患病率为7.07‰，较男性患病率4.33‰为高。第三，这些研究证据能够使我们了解其中的因果关系。例如，流行病学研究发现，患有抑郁症的人的消极生活事件的比率高于没有抑郁症的人。这种情况导致了目前广泛持有的假设：生活压力引发了较脆弱的人的抑郁性问题。
（3）全同胞与半同胞分析。有共同双亲的同胞称为全同胞（full sibs），同父异母或同母异父的同胞称为半同胞（half sibs）。全同胞和半同胞的兄弟姐妹之间应该分别有50%和25%的基因相同，但心理障碍的遗传学研究表明，精神分裂症患者的同胞患病率为9.7%；当父母中的一方患精神分裂症时，患病先证者（家庭中疾病最先证实者）的同胞患病率为17.2%（Sater，1968）。半同胞分析，当共同亲代患精神分裂症时，半同胞精神分裂症的患病率为2.4%，当共同亲代精神健康时，半同胞的患病率仅为1.7%。
如同其他研究设计一样，流行病学的调查倾向于某种不明显疾病，最重要的事情是依靠样本的代表性，由某一样本对总体做出描述。随机抽样通常是可用以保证代表性样本的最好技术，但只有当所有被选择的代表性样本都参加了调查，随机抽样才具有代表性。例如，在一项研究中，研究者调查了加拿大妇女的一个随机样本，以便获得恐惧与恐惧症在妇女中流行率的信息（Costello，1982）。但是正如研究报告所指出的那样，16%的受选妇女拒绝参加调查。我们无法了解这些妇女是否比那些同意参加调查的妇女更有可能或更没有可能产生恐惧或恐惧症。或许未参加调查的妇女通常有更多的恐惧，因而她们不愿意和一个陌生人交谈；或许由于她们通常少有恐惧，因此能够断然地拒绝被提问。当反应率降到100%以下时，尽管某项调查的代表性样本被打了折扣，但事实是，有价值的反应率大约在50%～60%，而且尽管达不到理想水平，但是在心理学的研究中一般被认为是可接受的。
相关链接2-1 中国心境障碍的流行病学研究
1982年，中国十二个地区开展了精神疾病的流行病学调查，发现我国人群心理障碍终生患病率为0.76‰（29/38136），时点患病率为0.37‰（14/38136）。1992年又对参与十年前调查的部分地区（全国七地区）进行了复查，发现心境障碍的终生患病率（lifetime prevalence）为0.83‰（16/19223），时点患病率为0.52‰（10/19223），较十年前有所增长。值得一提的是，在1982年的同一次流行病学调查中发现抑郁性神经症的患病率为3.11‰，而且农村（4.12‰）高于城市（2.09‰）。Chen（1999）在对中国老年抑郁症患者的23项横切面的流行病学调查资料的综合分析中显示，抑郁症的患病率为3.86%，农村的抑郁症发病危险率为5.07%，高于城市的2.61%。台湾、香港等地华人抑郁症患病率也较低，如最近在包括我国台湾省在内的十个国家和地区进行的调查中发现，在台湾人群中抑郁症终生患病率为1.5%。而采用美国标准在日本调查发现，心境障碍终生患病率约在20%左右（Kitamura T。，1998），与西方国家接近。
（资料来源：王祖承，精神病学，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02）
二、个案研究
个案研究（case study）是对以个人或由个人组成的群体（一个家庭或一个社区）为研究对象的一种方法。在变态心理学中，个案研究是研究者或临床医生用以了解患者心理障碍病情及其生活史的一种方法，即针对某个具体患者收集和分析其资料。由于从事个案研究时，多半需要追溯个案的背景资料，了解其生活经历，故而也称个案历史法（case history）。对于严重的心理异常，患者没有自知力，因此不能直接从患者那里收集个案材料，而是通过患者的家属、朋友、同事或同学，以及邻里等了解患者情况的人来收集。
与其他研究方法相比，个案研究除了强调“个案”之外，还有两个特征：
（1）广泛收集个案资料。个案研究必须依赖足够的个案资料，否则研究无从做起，也难以解决个案问题。例如，要研究某中学生精神分裂症及其发展过程，在资料收集上就必须做到如下几点：①个人基本资料，包括姓名、性别、年龄、住址、出生日期、出生地点等。②家庭背景，包括经济收入、家族病史、直系亲属心理状况、兄弟姐妹人数及排行、家庭居住环境、父母教养方式及亲子关系等。③学校生活，包括在校成绩、课外活动、学科兴趣、师生关系、同学关系、学习有无困难等。④社会生活，包括社区环境、邻里关系、交友情况等。⑤身体特征，包括体型特征、健康状况、生理成熟程度、有无生理缺陷、曾患过何种疾病等。⑥心理特征，包括情绪的稳定性、性格的内外倾向、社会适应能力、态度倾向、自我观念以及能力、思维的特点、社交能力等。
（2）兼用多种方法。从上述所需资料看，所谓个案研究，仅仅是以某个个案为对象的研究方法。事实上，在从事个案研究时，必须兼用多种方法才能收集到了解个案所需的资料。例如，有关家庭背景或家族病史的资料就需要访谈法或调查法；有关智力与性格方面的信息需通过心理测验法；而有关身体状况的资料则需医学检查。
在实际应用中，这种研究方法有着较大的局限性，即收集来的资料不易区分哪些是心理异常发生之前就有的特点，哪些是心理异常过程中的表现。对材料的分析也比较困难，因为个案研究的材料缺乏统一性和条理性，难以数量化。最后，也是最重要的，这种方法的主观性色彩比较浓厚，因为主要采用回顾性研究的方法，影响患者（或其他人）自我报告的因素很多，难以有客观的指标。
三、实验研究
（一）实验研究及其设计的基本特征
实验研究包括对行为的观察与评定。在实验研究中，变量（variables）可以被操纵。这种控制的程度在许多真实生活中是不可能的。因为实验者可以在实验室里控制变量，他们可以轻易地分离并记录他们所观察到的行为的因果关系。在心理病理学领域，实验研究常被用来对治疗效果做出评价。
人们普遍认为，实验研究是确定事件之间因果关系的最有效的方法。在实验中研究者所操纵的变量是自变量（independent variables），而被观察到的由于受变量的操纵而在行为方面发生改变的是因变量（dependent variables）。心理学的实验就是要经过设计去发现环境条件与行为之间的关系。
例如，通过一项实验去发现房间的温度和人们在一项测验中成绩之间的关系。在这项实验中自变量应该是温度。实验者将对每一个实验组使用不同的温度。因变量就是测验的得分。如果几个实验组测验得分的平均数明显不同，那么实验者将得出结论：这个结果与各实验组工作房间的不同温度相关。
作为对实验研究的基本成分的介绍，我们来了解一下由Pennebaker等人（1988）所做的对在经过与健康有关的创伤性事件后，如何表达情绪的研究设计与研究结果。在这项实验中，50名大学生参加了历时六周的研究。被试的一部分被要求完成连续四天的实验。在每一天中，一半学生被要求写一篇有关经历过的创伤事件的短文。他们得到如下指导：
在四个写作日的每一天，我要求你们写出一篇在你的整个生活中最具创伤性并最令你感到痛苦、难忘、沮丧的经验。每天你可以写不同的问题，或者四天都可以写相同的问题。最重要的是你要写关于你最深刻的思想与感受。无论你写什么，都应该是有关你没有与他人详细谈过的事件或经验。
其余的学生也每天参加实验，但是所写文章描写的只是有关他们日常活动的事情、最近发生的社会事件、他们穿过的鞋及关于休息日的计划等。
研究者还收集了在研究开始之前15周，以及研究开始后的6周里，关于参加实验的大学生们常常如何使用大学健康中心的信息。实验前两个实验小组的成员去健康中心的情况是相同的，但撰写短文后，那些写了创伤性事件的学生去健康中心的数量下降了，而其他学生去健康中心的次数则增加了。从这些资料出发，研究者得出结论：情绪的表达对健康会产生有益的影响。
（二）实验设计的基本特征
从上述讨论可见实验设计的基本特征：①研究者从一个实验的假设开始，即实验者需假定当操纵一个特殊变量时将会发生什么。Pennebaker及其同事假设，对一个创伤性事件的情绪表达可能会改善健康。②研究者选择一个可被操纵的自变量，即某些因素将在实验者的控制之下。在Pennebaker的研究案例中，一些学生撰写以往的创伤性事件，另一部分学生则撰写生活中快乐的事情。③实验参加者根据随机分配原则被安排到两种实验条件中，每一个实验参加者都有处于任何一种条件的均等机会。④研究者要对依赖自变量或随着对自变量的操纵而发生变化的因变量进行测量。Pennebaker研究中的因变量就是两组被试访问健康中心的数量。⑤当两组之间出现差异时，研究者会说该实验产生了实验效应。
为了对一项实验效应的重要性做出评价，研究需确定统计意义。以一项对20名（小样本）抑郁症患者降低抑郁的认知疗法效果的假设研究为例。自变量是接受认知治疗与没有接受治疗；10名患者被随机地分配到接受认知治疗组，另10名患者被随机地分配到无治疗的控制组。因变量是对抑郁严重性标准化测量的分数，12周后对治疗组与无治疗组所做的评价：分数越高，表明抑郁越严重。
（三）模拟实验
经常用于心理病理学研究的实验方法之一是模拟实验。在这种研究途径中，研究者设计某种模拟“真实生活”的实验情境，以作为研究心理障碍如何形成及如何减轻其痛苦的模式。华生和雷纳（Watson&；Rayner，1920）对小阿尔伯特所做的恐惧症的条件制约研究实际上就是一项模拟实验研究，这是第一次在实验条件下在人类被试身上诱发心理病理现象的尝试。通过对与白鼠配对出现的刺耳的噪音导致了白鼠产生恐惧这一现象说明，华生和雷纳提供了自然发生的恐惧症可能会通过应答性条件作用而获得。
模拟实验的主要优点是它们允许鉴别因果关系所必要的各种控制条件，并因此具有高度的内部效度。例如，Hisroto和Seligman向一组大学生提供可解答的认知问题，向另一组提供不可解答的问题，然后他们测量了所有学生在完成一些无关任务时的心境与成绩。那些不可解答问题组的学生的心境变得很糟糕，而且在其后的任务方面也不如可解答组学生完成得好。相似的心境与绩效的缺乏在具有抑郁症症状的人中也可以观察到。因此，模拟实验的研究证据可以被视为对抑郁是“习得性无助”的一种形式的理论支持。
模拟实验的另一个重要优点是在“人工”模拟的背景中，实验者可以测量那些不能被控制的变量。如刚才所介绍的实验中所做的那样，在伦理学允许的条件下，可以让普通大学生产生短暂性抑郁，但绝不允许让已患有抑郁症的人更加抑郁。另外，在一项实验中，在伦理学上可以引发的心理问题的种类可能并不是对心理障碍的模拟。一般而言，在变态心理学中的模拟实验越符合伦理学原则，对引发心理障碍的模拟就越少。为更准确地说明问题，不能完成一套无法解决的实验问题可能并不类似于真实的抑郁症的先兆，诸如一个亲密朋友的亡故，但是研究者不能杀死某人的朋友，以形成一个更好的模拟。这个问题可以依靠心理病理学的动物模式得到部分解决。例如，威斯（J。M。Weiss，1982）指出，以不可控制的电击作为对引起溃疡与抑郁的应激类型的一种模拟被用于动物被试。目前这种技术已被用于猴子的实验中。
左边幼年猕猴表现出好奇，而右边患有酒精综合征的幼年猕猴则无精打采、反应迟钝。这种通过动物来模拟人类的实验有利于我们理解人类不同的疾病。尽管动物实验也存在道德问题，但是，它仍然是研究心理障碍原因的重要方法。
所谓动物模式就是以正常的动物为被试，采用人工的实验方法制造出心理异常的模型，以便于客观地研究心理异常的病因和病理学机制。这类研究在精神病学中被称为实验性精神病模型。由于任何人都不得以任何理由忽视道德问题，因而解决这一困境的方法就是通过建立动物模型来获得对所研究问题的认识。例如，紧张性体验被认为会引起溃疡和抑郁，作为紧张体验的一个模拟实验，不可控制的电击已被用于动物研究，请见相关链接2-2.
相关链接2-2 控制能力与压力——一项动物模拟实验研究
1958年，由Brady所做的一项研究成为动物实验的经典。该研究的目的在于检验因控制能力所产生的压力会不会使动物更容易患上癌症。在研究中，每20秒给四对被捆绑而失去自由与控制能力的猴子施以电击。然而，在每对猴子中有一只被叫做“执行猴”（executive monkey）。如果它能在间隔20秒内按压身边的杠杆，那么它就能避免电击。换言之，它具有控制能力。而另一只猴子叫做“受束缚猴”（yoked monkey），即它没有控制能力，只能接受与执行猴相同的电击。实验结果非常具有戏剧性，所有执行猴都患上癌症而死去，而那四只没有控制能力的猴子则没有患上癌症。结论清楚地表明，控制能力是一种压力，它对健康具有危害性。
（资料来源：Lauren B。Alloy et al。，Abnormal Psychology，2005）
动物模型有几个优点。首先，研究人员不仅能更接近地模拟自然发生事件的严重程度，他们几乎还能够通过控制研究对象的饮食、居住条件，甚至控制其养育过程和遗传基因而完全控制研究对象的成长过程，许多重要的变量能够保持恒定，从而有效地防止这些变量对实验结果的干扰。进而，许多不能用于人类被试的实验可以在动物身上进行，如脑神经递质及脑脊液的取样。此外，由于实验室动物比人成长快且生命周期较短，因而研究人员能够很快地评估出长期发病的后果及治疗效果。目前，动物实验已用于吸毒、焦虑症、抑郁症及其他形式的精神病研究。然而，动物模型研究在目前还只有理论上的意义，因为动物的“精神症状”还不能简单地等同于人类的精神病。即使以人类作为被试，人工制造的外源性精神病与尚待探讨的内源性精神病之间还有着本质的区别。因而从模拟实验中所获得的材料还不能直接用于对实际心理异常的解释。
（四）单一个案实验研究
多组实验，特别是那些被试被随机分配到实验条件中的实验常常被认为是确定因果关系的最好方式。然而对变态心理学而言，它们也存在某些不利。例如，当研究者不给被试提供治疗，以保证提供一个“控制组”时，就出现了伦理学问题。然而，有时召集足够符合要求的、用于群体实验的被试也是一件困难的事。最后，一个被试群体的平均反应可能并不能代表任何一个被试。这些问题使某些研究者转向了单一个案实验（the single-case study）。在这种实验中，研究者以一个单一的被试为研究对象，在操纵自变量之前和之后接受观察。
在这种实验中，研究者从一开始就要收集基准线资料（baseline data）。所谓基准线资料是指被试的行为在没有任何操纵之前所呈现的信息，由这些资料建立一个标准，以后行为的改变可以和这个标准作比较。研究人员接着要引进自变量，再观察被试的行为。任何行为上的改变都可以归因于自变量的效果。最常使用的单一被试实验设计是ABAB设计和多重基准线设计（multiple-baseline design）。
1.ABAB设计
ABAB设计是指跟随没有任何治疗尝试的对基准线的观察阶段，在问题行为持续性地受到观察的同时，治疗阶段B随之被采用。在适宜的指导下行为通常将出现变化，在此之后治疗中断并转向基准线程序A，接着再跟随一个治疗阶段B。由于在第二个A阶段治疗被取消，因此行为方面的任何改变都可能出现倒转，即回复到基准线，因此这种设计也被叫做逆向设计（the reversal design）。如果在第一个治疗阶段行为得到改善之后，当治疗被取消时，行为又回复到基准线，而经第二个治疗阶段B后，行为再次出现改善，那么就可以推测，是治疗导致了行为的改变。另外，如果仅仅使用了一个基准线和一个治疗阶段（一个AB设计），那么任何在B阶段的改善可能会被合理地视为一种巧合，这反映出或许在采取治疗的同时发生了自然的改变。
Kelly和Drabman（1977）曾运用ABAB设计试图改变一个心智迟滞的名叫苏珊的三岁女孩不符合社会需要的行为。在苏珊的大部分生活中，她有一个反复吐舌头的习惯。临床医生十分担心，如果不予治疗，这种行为将变得越来越顽固，而苏珊则难以被周围的人接受。
基准线的观察是苏珊在日常的十分钟时间内吐舌头的频率。然后给予治疗：一个中等程度的厌恶刺激，即无论她何时伸出舌头，就将柠檬汁喷在她的舌头上，治疗持续十分钟。治疗达十六个时间段后被取消，最后，第二个治疗阶段开始，也是十六个时间段。在这一ABAB治疗结束后，接着观察六个月。研究表明，在消除吐舌头方面，喷射柠檬汁是成功的，随后的六个月中没有复发的表现。
2.多重基准线设计
多重基准线设计不依赖ABAB设计中的逆向设计，或者说，一项不依赖于取消治疗或恢复积极影响的实验设计就是所谓的多重基准线设计。在这种设计程序中相同的治疗成功地针对几个目标靶——通常是几个被试，或者是一个被试的几个行为，或者是对一种行为的几个情境的变化。例如，当设计用于所有被试时，最初为每一个被试确立一个基准线，然后初次向每一个被试提供干预，等等。如果干预导致了行为的改变，那么可以推测某种结果将在随后的治疗中立刻在每个被试中被观察到。
Dyer，Christian及Luce（1982）运用多重基准线设计去了解患有自闭症的儿童是否可能被教会在从事一项任务前“深思熟虑而后行”。自闭症儿童的老师经常观察到许多这类儿童似乎在开始一项任务时缺乏对任务所必需的注意。这种倾向可以通过运用一种反应延迟（response-delay）程序得到纠正，这种程序要求儿童在做出反应之前，要等待一段预先定好的时间。该程序在三个自闭症儿童身上做了尝试。具体来说，就是在向儿童呈现辨别问题后，握住儿童的手几秒钟。
多重基准线为三名儿童确定了辨别学习任务的成绩。首先给第一个儿童使用干预措施，然后是第二个儿童，接着是第三个儿童。对行为记录的检查表明，每个儿童的辨别学习随反应延迟治疗立即得到了改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