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看到，那些饱受上述人格障碍之苦的人，在很大程度上也给他们的家人和朋友带来了不便与麻烦，但通常他们对自己的伤害比对他人的伤害更大。相比之下，反社会人格障碍则是一种针对他人的攻击性态度——一种长期的冷漠与对人及其权利的侵犯。为此，由于这种障碍的特殊性及其对他人、社会的危害，我们将属于“戏剧性与不稳定人格类”的反社会人格障碍做专门讨论，以引起人们更多的重视。
一、什么是反社会人格障碍
在变态心理学的历史上，也有过诸如“精神病态人格”、“社会病态人格”、“社交紊乱型人格障碍”等概念。这些概念可以看做是反社会人格障碍的近义词或同义词，也是不同精神病学家或临床工作者从不同角度或侧重点出发，对大致相同的现象所使用的不同名称。美国心理学家Davison 和加拿大心理学家Neale指出：“按照目前的用法，社会病态和精神病态这两个术语，似乎可以与反社会人格交替使用。”美国犯罪学家Hagan认为：“精神病态、社会病态以及反社会人格都是指同样现象的术语——未完全社会化的人格。”
那么究竟什么是反社会人格障碍呢？反社会人格障碍（antisocial personality disorder，反社会人格障碍）又称病态人格，它是一类以不顾他人权利、侵犯他人权利为主要表现的人格障碍。该障碍发病于儿童期或成年早期，并持续到成年期。反社会人格障碍以行为不符合社会规范为主要特点，以高度的攻击性，缺乏羞愧感，不能从经历中取得经验教训，行为受偶然动机驱使，社会适应不良为特征。DSM-Ⅳ-TR有关反社会人格障碍的概念包括两个主要成分：
第一，在十五岁之前存在某种行为障碍。旷课、离家出走、经常性撒谎、偷窃、纵火以及有意破坏财产是行为障碍的主要症状。
第二，这种反社会行为模式持续到成年期。
可见，DSM的诊断不仅包括某种反社会行为模式，而且指出这种反社会行为模式开始于儿童时期。在有品行障碍的儿童当中，超过60%形成了反社会人格障碍。但是，研究表明，在那些符合反社会人格障碍的成人标准并在童年期就有行为障碍的人与那些符合反社会人格障碍的成人标准，但在童年期没有行为障碍的人之间几乎没有什么差别。
心理失调和反社会行为（指侵犯他人权利的行为）之间的关系问题形成了心理学历史上一个令人感兴趣的课题。但是，在谈到反社会行为时应该切记，反社会行为不能等同于反社会人格障碍，这一点是十分重要的。就好像焦虑是用来说明焦虑障碍的一个特征，但不能用它来界定焦虑障碍患者。所以反社会行为是对反社会人格障碍的一种特征的说明，而不是对反社会人格障碍的界定。不具有反社会人格障碍的人也会做出反社会行为，就好像心理正常的人也会说谎、欺诈和偷窃一样。
相关链接9-3 寻求精神刺激的连环杀手
2003年12月9日，震惊全国的河南省平舆县“11·12”系列杀人案在平舆县公开审判，法院当庭做出一审判决，被告人黄勇犯故意杀人罪，被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黄勇自2001年起将18名青少年骗至家中先后杀死17人，杀伤一人，并将受害人尸体埋在自己的室内和院内。
12月21日，河南省驻马店市检察院依法批捕了涉嫌故意杀人的犯罪嫌疑人黄勇。
据承办此案的检察官介绍，犯罪嫌疑人黄勇今年29岁，初中文化程度，住平舆县玉皇庙乡。黄勇自小受不良影视作品的影响，为寻求精神刺激而预谋杀人。
经预谋后，黄勇决定向出入网吧、游戏厅、录像厅的男性青少年下手，实施自己的杀人计划。从2001年秋季，至2003年11月初，犯罪嫌疑人黄勇以出钱资助上学和介绍工作为诱饵，先后将18名青少年骗至其家中，或采取欺骗的方法将被害人捆绑起来，或将被害人用酒灌醉，然后用布条勒死（其中一人逃走），并将受害人埋在家中。2003年11月初，平舆县警方接到最后一名虎口逃生的受害人张某的报警后迅速出动，将犯罪嫌疑人黄勇抓获，并从其家中发现了五个掩埋尸体的坑穴，共从中挖出17具尸体。
黄勇生活在离平舆县城20多公里一个偏僻的小村，父母都是农民。自幼学习成绩很一般，在小学留过三次级，性格内向。他告诉记者，十岁起他就非常喜欢看录像，尤其是喜欢看那些侦破、暗杀的片子。他说，在他记忆里最深的是一部名叫“自由杀手”的片子，他最崇拜的就是剧中的杀手，并在他的心里深深地刻下了“杀手形象”。
（资料来源：www。tianya。cn/publicforum。2004-08-21）
二、反社会人格研究的历史
有关反社会人格障碍的研究是从1806年皮奈尔的报告开始的。当时，他报告了一个男子“由于被一女子以言语激惹，而将该女子投入井中”的案例。他将这种病态行为归入当时的精神病学分类之中，称之为“不伴妄想的躁狂症”（manie sans delire）。1835年，英国精神病学家Prichard提出“悖德狂”（moral insanity）的概念来描述类似的情形。1876年，意大利精神病学家、犯罪学家Lombroso在其《犯罪人论》一书中提出了“天生犯罪人”的概念，并且认为这些人大多是悖德狂者，或者称之为“道德卑劣者”。在Prichard和Lombroso 等人的影响下，一些学者对这类人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并对其特征进行了描述。例如，Gouster（1878）将悖德狂者的特点描述为长期道德变态、爱好恶作剧、兴奋和情欲增盛、判断力薄弱并且存在某些不正常躯体症状。
1884年，俄国精神病学家巴林斯基在对犯人进行司法精神病鉴定时使用了“精神病态”（psychopathy）这个词，他认为，这个罪犯未发现有精神病，但他也不是正常人，而是一个精神病态者。精神病态过去在广义上使用，其含义与广义的病态人格及人格障碍相同。后来，精神病态一词逐渐在狭义上被使用，专指反社会人格障碍。这种狭义的精神病态概念，得到了英国和其他一些国家学者的赞同，并且在今天继续使用。不过，也有人认为精神病态是反社会人格障碍的一种亚型。
然而，随着20世纪社会学的兴起，研究者开始以强调社会条件的影响来取代上述观点。根据这一观点，“精神变态者”就被重新标定为“社会的病态者”（sociopaths）。其含义是指这个问题的原因并不在于个人，而在于个人与社会的关系。所以当反社会行为的成因仍在争论之际，它就已经被纳入变态心理学的研究范围。一旦心理学家学会把某些反社会行为看做“疾病”，那么其中一些心理学家就开始把所有反社会行为视为“疾病”。于是，在这些心理学家眼中就再也没有任何罪犯，而只是有心理障碍的人。但是许多罪犯似乎就是为了一些简单的、相对能够理解的理由而犯罪——增加收入，或是惩罚某个对他不恭的人等。这些人也可以被视为心理失调吗？早期出版的DSM中对这种观点就有某些保留，而较新的版本则剔除了这种观点。
1904年，德国精神病学家克雷佩林使用了“精神病态人格”（psychopathic personality，也译为病态人格、变态人格）的概念，这个概念由Schneider（1923）以其为名发表专著后得到进一步的确认。
在20世纪上半期，精神病态人格这一概念颇为盛行。但是，这个概念含义极广，凡是难以确诊为某种精神异常者，均归为“精神病态人格”。1952年，美国精神病学会制定的DSM-I中，以“社会变态人格”（sociopathic personality）的分类术语替代了当时广泛流行的“精神病态人格”。这样做虽然把精神病态人格中妨碍社会公德的类型分离了出来，但“社会变态人格”这一概念除了现在所说的反社会人格障碍外，还包括各种性变态、酒精滥用和药物滥用者，内容仍然很宽泛，在实质上与传统术语“精神病态人格”仍然很近似。
1968年，美国对DSM-I进行了修订，在DSM-Ⅱ中首次提出了“反社会人格”（antisocial personality）的术语，同时废弃了“社会变态人格”以及“社会变态”的概念。在DSM-Ⅱ中，反社会人格被归入人格障碍一大类中。反社会人格障碍与其他九种人格障碍并列，不仅具有各类人格障碍的共同特点，而且有其固有的特征：与社会经常发生冲突，不能忠诚任何个人、团体或社会职守；自私、冷酷、不负责任；没有悔过感，不能从失败或惩罚中吸取教训；情感不稳定等。以后，在DSM-III、DSM-IV、DSM-IV-TR中继续沿用了反社会人格障碍的概念。DSM-Ⅳ-TR提供了两个截然不同的分类：一个是病理学分类，另一个是正常的分类。前者是“反社会人格障碍”，在此分类中，反社会行为被假定为心理功能的失调。后者是“成人的反社会行为”，列于手册末的“在临床上可能应予以关注的其他情况”之下，但对那些其反社会活动似乎与心理失调没有任何联系的人做了保留。
所以这种“摇摆的人”，就像钟摆从一方摆向另一方，现在停在了中间。某些具有反社会行为的人在心理上是“正常”的，而另一些具有反社会行为的人则并非如此。我们应该将我们的关注点集中在第二种人群身上。
三、反社会人格的特质
（一）15岁以前就有品行与违法症状史并持续到成年
患者通常在青春期（或者在更早的时期）就表现出了品行障碍。他们常常旷课、攻击人或动物、有意破坏公共设施与财物、欺骗或偷窃，还有药物滥用、离家出走以及其他不良行为。到了成年期，这种品行障碍继续延续，表现为嫖娼卖淫、贩卖毒品，或者是其他罪恶行为。
（二）缺乏责任感
反社会人格障碍患者缺乏责任感。他们常常旷工，逃避配偶、孩子以及债权人。他们在工作上不负责任，如无任何理由缺勤，多次未先找到工作就放弃原有工作，尽管有工作机会也不去工作等。
患者在经济上不负责任。如欠债不还，不顾家庭经济。他们可能是一个不负责任的父母，其子女营养不良，缺乏基本的卫生、食物和衣服，要依赖邻居或亲戚照顾子女。
患者可能有不负责任或以钱财为目的的性关系，可能有多个性伴侣，但难以维持长久的关系。
（三）易激惹与侵犯性
反社会人格障碍患者意志薄弱，无力适应正常的现实生活，不能自我控制情绪的冲动，放任自己，欲求无边，得寸进尺，终无满足之日，即使有时明知不对，也无法控制，任凭本能泛滥，给他人和社会造成损害。这种人情绪不稳定，也不能控制，一旦在现实生活中碰壁，欲求得不到满足，就会变得灰心沮丧，向周围人和家庭发泄，表现为攻击行为，可能反复参与斗殴和进行人身攻击，包括殴打配偶和子女，或者变得兴奋激越，滋扰闹事，影响社会安宁。
个案研究
曹某，1954年出生于一个工人家庭，排行第二。自幼爱说谎，易怒，家人对其很少管教。七岁上学，学习不认真，成绩差，很少及格。上小学时经常砸教室插销，拆毁广播器材。上初中时，经常破坏公共财产，谩骂老师，曾受警告处分。初中毕业后插队，经常不出工，打架斗殴，曾因砸毁户口箱被拘留。1976年到某煤矿机械厂工作，1977年因运料时在卡车上用铁砂打过路妇女而再次被拘留。1980年因偷窃第三次被拘留。同年因偷窃、破坏公物、旷工而被单位开除，遂以捏面人为生。1983年5月偶然与已婚女工古某相识，古曾向其请教捏面人技术，以后曹则以教捏面人为由常去古家，私配古家钥匙，将古的通讯录等物偷走。被发现后遭古斥责而欲报复。打电话对古进行恐吓，冒名编造“喝敌敌畏”、“临产”等谎言，前后八次将救护车叫到古家，又写诬告信，冒充国家机关调查古家情况并溜到古家窥视，为此多次遭打而不知改悔。又用砖头将古家玻璃砸碎，致古身体被扎伤七处。1984年9月9日被收审。
（资料来源：沈渔邨，精神病学，北京：北京医科大学出版社，2002）
（四）鲁莽和冲动性行为
反社会人格障碍患者只求即刻满足，无长远计划，也从不为将来着想。他们的生活飘忽不定，常常表现为无目的地工作，漫无目的地从一个城市到另一个城市。患者在社会上的一切活动不是由计划来安排的，而是一连串的冲动行为导致的；见异思迁，心血来潮，随心所欲是其重要特征。他们的行为目的只是寻求快乐和兴奋，只要能够得到刺激，什么都可以干。患者可能表现鲁莽，不顾自己和他人的安全，如在物质（如酒）中毒时高速开车，随便与他人发生性行为等。
（五）漠视真实
患者不顾他人的愿望、权利和情感，为得到个人的利益或享乐（如金钱、性或权利）而常采取欺骗或操纵的手法。他们可能反复说谎、利用化名、欺诈他人或以装病来达到目的。他们往往能言善辩，总为自己的谎言和骗局寻找借口，强词夺理。即使理屈词穷也会随机应变，不断编造新的谎言，继续进行欺骗。
四、反社会人格的形成原因
（一）生物学原因
1.脑损伤及脑活动异常
一些脑损伤和脑血管障碍可引起人格变化，导致反社会人格障碍（Silver，Hales&；Yudofsky，1997）。有研究显示，有些反社会人格障碍患者具有额叶损伤史，额叶损伤主要与反社会人格障碍的核心特征如冲动和抑制解除有关。Brower和Price（2001）指出，前额叶受损与攻击性的增加有关。Raine等（2000）发现，反社会人格障碍青少年患者的前额灰质容量比控制组少11%，这验证了Chretien和Persinger（2000）的研究结果，他们用心理测量法评估反社会人格障碍患者的前额功能，诸如批判性思维、概念灵活性、空间联想等，结果表明反社会人格障碍患者的表现比对照组差。
脑电图研究发现，反社会人格障碍患者的脑电图呈现极其缓慢的波形，并出现较大量的、皮质活动的突然爆发——正棘波。但也有研究表明，正常人的脑电图中也可能有慢波和正棘波出现，而许多反社会人格障碍患者的脑电图中却没有出现这些特征或其他明显异常。
2.遗传因素
研究显示，犯罪与精神病态有某种遗传性，对大量双生子的研究也表明，反社会人格障碍患者有40%～50%的遗传性（Eley，Lichtenstein&；Moffitt，2003）。寄养子研究也指出，亲生父母为反社会人格障碍患者或物质滥用者的孩子，发生反社会人格障碍的比例也比一般人群更高（Cadoret et al。，1996）。反社会人格障碍、行为偏差与物质滥用的遗传因素似乎是互为相关的，即有反社会人格障碍遗传素质的个人可能在后天环境因素的作用下，使其症状得以促发。寄养子研究显示，基因、行为与家庭的影响很难分清。因为受基因影响而出现反社会行为的青少年，可能也受到父母，或者是养父母的严厉惩罚及缺乏关爱，因而出现了使他们的反社会行为变得更为严重的恶性循环。
3.神经生物学的研究
有关神经生物学因素影响反社会人格障碍形成的研究很多，目前已经提出了一些假说，其中有两个假说影响较大，即“低唤醒水平假说”（underarousal hypothesis）和“恐惧感缺乏假说”（fearlessness hypothesis）。
根据低唤醒水平假说，反社会人格障碍患者特征性的皮质兴奋水平是导致他们的反社会性以及喜欢冒险行为模式的主要原因。由于反社会人格障碍患者兴奋的唤醒水平异常低下，因此他们寻求刺激以使自己兴奋起来。一般人通过与朋友打电话或者看电视就能获得的足够的兴奋水平，反社会人格障碍患者必须通过撒谎、吸食毒品、脱逃或者犯罪行为才能获得。这种假设得到了一些研究的支持，例如，Raine 等人发现，在他们所调查的那些15 岁的研究对象中，中枢神经系统以及自主神经系统存在明显差异，那些后来犯罪的研究对象的皮肤电传导比较低，休息的时候心率比较低，有较多的低频脑电波，且活动明显慢，这些都提示了他们大脑的兴奋水平较低。
根据恐惧感缺乏假说，精神病态者感到恐惧的阈值高于绝大多数正常人。也就是说，那些让我们非常恐惧的事情对精神病态者仅仅有很小（甚至没有）的影响。赞成恐惧感缺乏假说的学者认为，精神病态者的这种恐惧感的缺乏是引起其他一切症状的根源。很多研究发现，那些因反社会行为被逮捕的精神病态者在面对令人厌恶的惩罚性事件时表现出惊人的缺乏恐惧，而且当表达恐惧的脸与那些表达快乐、惊讶、厌恶或生气的脸一起出现时他们难以识别出前者。这些特性可能会使他们的行为更鲁莽，也使这些精神病态者更容易被抓住。
在神经生物学的研究中，大脑功能与反社会人格的关系引起了研究者的兴趣。一些学者将Grey（1981）关于大脑功能的模型应用于具有反社会人格的群体。根据Gray 的学说，大脑中有三个主要系统影响学习以及情绪性行为：行为抑制系统（BIS）、奖励系统（REW）以及斗争/逃跑系统（F/F）。
行为抑制系统使我们在面对可能导致惩罚、没有回报或者新奇的情况下，停止或减慢自己的行为反应。这种行为抑制系统应该是定位于中隔海马系统，并与去甲肾上腺素以及血清素神经递质有关。奖励系统与我们的探索行为——特别是对正性反馈的探索有关，并与我们对事物的希望以及自我放松的能力相关。这个系统可能与大脑中央边缘区域的多巴胺系统有关，这也就是我们以前提到的“快感通道”。Levenston 等（2000）指出，从反社会人格者的行为中，我们会发现这些人的大脑系统可能存在着功能障碍。BIS 与REW 之间失去平衡，可能会导致由BIS 系统产生的焦虑较少出现，而与REW 系统相关的正性的感觉明显增多。研究者认为，这种神经生物学上的功能障碍，可以解释为什么精神病态患者对于这种精神障碍特征性的反社会性行为并不感到焦虑。
对内分泌激素的研究表明，雄性激素与进攻性行为有关，注射过大剂量雄性激素的动物会变得特别粗暴、霸道。兹伦克兰兹等（1974）使用精确的放射免疫法，发现长期被监禁的进攻型男性比相对不使用暴力但情节严重的罪犯的血浆中的性激素浓度显著增高。但是，正如脑电图的证据不充足一样，激素或生物化学的解释也不能十分肯定。在许多不使用暴力的人身上也发现了血浆中性激素浓度高，而许多病态人格患者的激素反倒不高的情况。
（二）环境因素
首先，由于许多心理病理行为偏离了社会规范，因此，许多研究者将注意焦点集中于早期社会化机构——家庭。McCord（1964）在对有关文献研究的基础上得出结论，缺乏情感及严厉的父母的拒绝是心理病理行为的最初原因。一些其他研究认为，心理病理行为与父母在管教以及在教导他们对他人负责任方面存在不一致有关，与父母存在身体虐待有关，也与父母的丧失有关（Marshall&；Cooke，1999）。经典弗洛伊德学派的理论家认为，反社会人格障碍是超我的发展不完善造成的。一个孩子接受父母的价值观并把它变成自己的价值观时，他的超我趋向成熟。一个受虐待、得不到爱护与照顾的孩子抵制父母，拒绝承认社会规范，因而超我发展受到阻碍，形成反社会人格。
该模式中的每个背景变量都显示出与男孩子的反社会行为相关联，这种关联进而与成年期反社会行为相关。（Capaldi&；Patterson，1994）
据克莱克利和海尔（1976）的研究，家庭背景有如下特点者就易产生反社会人格障碍：①父亲表现有反社会的倾向；②管教明显不一致或根本没有管教；③缺乏父母的爱，经常遭到暴力惩罚；④从小或者是年轻时进教养院而产生社会和心理上的被剥夺和与世隔绝。
Walder，2006）
其次，后天环境的不良因素是形成异常人格的外因。许多学者都认为人格障碍患者的异常情绪反应与行为方式都是儿童在生长过程中习得的，儿童期间单纯通过观察模仿即可习得许多情绪反应和行为方式，包括一些社会适应不良的行为，并可通过条件反射机制巩固下来。有关调查表明，不良生活环境、结交具有品行障碍的“朋友”及经常混迹于大多数具有恶习的成员社交圈子，对人格障碍的形成往往起到重要作用。受大量淫秽、凶杀等内容的文学作品、影视文化的影响，青少年往往法律观念淡薄，加之认识批判能力低，行为自制能力差，情绪波动性大，容易通过观察、模仿或受教唆等而习得不良行为，甚至出现严重暴力或反社会行为。此外，社会上存在的腐败之风、拜金主义等不良风尚，扭曲的价值观对人格障碍的形成都具有消极的影响作用。
有人在芬兰、冰岛、新西兰以及美国进行的纵向研究表明，儿童在三岁到十岁间表现出的抑郁、暴躁和攻击性行为能够很好地预测其以后是否容易出现攻击性行为和其他反社会倾向（Hart et al。，1997；Kokko&；Pulkkinen，2000）。例如，休斯曼（Rowell Huesman，1984）及其同事对600名被试进行了为期22年的追踪。八岁时具有高度攻击性的儿童通常在三十岁时也比其他人更有敌意，他们常常殴打自己的配偶或孩子，并且有更多的犯罪记录。研究进一步指出，那些先天气质暴躁的儿童可能始终具有较高的攻击性，因为他们总会引发他人的消极反应，这些消极反应反过来又会增加其敌意和攻击性行为产生的几率。
五、对反社会人格障碍的治疗
（一）认知—行为疗法
从治疗方法角度看，认知—行为疗法（cognitive-behavioral therapy）得到了广泛的应用，例如，在英国Broadmoor医院平均监禁期为八年的106名反社会人格障碍患者中，22%参加过社会技能团体，6%参加过放松治疗，4%参加过性行为矫正项目，6%参加过愤怒控制训练。认知—行为疗法认为个体行为在很大程度上受其想法的控制，可以通过改变问题行为背后的不良想法而改变问题行为。治疗的主要目标是帮助患者理解其障碍的本质与内涵，了解自己怎样制造出了问题行为，通过强化认知功能来改善其道德和社会行为。
认知技术包括质疑患者的不良观念或非理性想法，并且提供新观念取而代之。在治疗过程中要求患者思考哪些观念激发或者强化了不良行为，如患者使用攻击性行为来获取安全感、减轻紧张，或者作为防御系统抵制其他感觉，思考之后患者再进一步考虑是赞成还是反对改变自己的行为。最著名的认知—行为技术源自班杜拉观察学习理论的治疗性模型（therapeutic modelling），该模型主要用于降低个体的焦虑、传授社会技能和进行愤怒管理，全部通过模仿完成。治疗时，通常安排患者观察一个符合要求的行为模型，并期待这类行为能在患者将来的行为中表现出来。
Moyes，Tennent&；Bedford（1985）发现将应变管理（contingency management）、代币（token economy）和社会技能训练（social skills training）相结合，可减少被试的攻击性行为和破坏性行为。被试为78名男女青少年，均有行为和人格障碍（包括攻击、自残、偷窃、潜逃和破坏性行为）等，对照组为63名等待接受治疗的青少年。治疗结束后经过两年的追踪发现，治疗组表现出较少的身体攻击、自残和发脾气，而且比较独立地生活着。
（二）个别治疗
（1）治疗方法的选择。个别治疗（individual therapy）是相对于团体治疗而言的一种治疗形式。在对反社会人格障碍患者进行个别治疗之前，治疗者应对治疗方法加以适当考虑和选择。一般认为，顿悟取向的心理治疗方法（insight-oriented approaches）如精神分析法对反社会人格障碍患者不起作用，应当尽量回避。治疗者经常选用的方法为积极强化、代币法、教育取向的愤怒管理或者冲动控制训练项目以及其他认知—行为技术。
（2）治疗入口的选择。由于很多反社会人格障碍患者是被某个机构或者他人要求来进行治疗的，而非自愿，因此治疗开始时很难发现患者的治疗动机，此时治疗的着眼点应放在那些能使患者投入治疗的特殊且具体的问题上，如患者的攻击性行为。对于合并酗酒和物质滥用的反社会人格障碍患者，此时的焦点在于酗酒和物质滥用问题，让患者了解酗酒和物质滥用的后果，以及它们如何加剧了症状，这对患者而言非常有用。对于在法院或者监狱中的反社会人格障碍患者，治疗可以集中在生活问题上，如当获释时，改善其社会或家庭关系，学习新的应对技能等。
此外，治疗内容也可以选择患者的情感。情感是治疗反社会人格障碍的一个关键点，除了常见的愤怒或者挫折，强化任何情感都有好处。在治疗中，患者体验到强烈的情感常常是进步的标志。在生活中，患者很少甚至没有情感回馈关系，因此治疗关系成为第一个情感回馈关系。起初可能会引起患者的惊慌，甚至无法忍受，但是一旦患者信任治疗者，与治疗者的关系稳固和谐，那么，一个密切的治疗关系就出现了，个别心理治疗也就能取得效果。Gerstley（1989）曾对48名反社会人格障碍患者进行了为期24周的治疗，之后再追踪7个月，发现能够与治疗者建立治疗联盟的患者疗效显著。
（3）治疗的基本架构。在治疗过程中，反社会人格障碍患者时常会威胁治疗者，向治疗者索要钱财、处方，让治疗者直接给予建议，或者违反其他规则。因此对反社会人格障碍患者而言，设立界限（boundaries）和限制性情境（limit setting）是必不可少的。此外，治疗者在与患者见面前应当做好充分准备，即当反社会人格障碍患者超越界限的行为真正出现时，治疗者将如何处理。
（4）影响治疗效果的因素。在患者的生活中和治疗中出现下列情况时，将预示会出现不良的治疗结果：在上小学时就有问题行为；独自一人时容易干坏事；缺乏外部条件来规范和监控患者的行为；与父母或者兄弟姐妹的关系不佳。但如果在治疗情境中出现下列情况，则预示着将取得良好的治疗效果：患者与治疗者形成治疗联盟的能力；当感到无价值时，患者避免表现出攻击性行为的能力；患者避免使用简单的防御机制，如分裂或投射的能力；从心里对自己的行为感到深深的悲哀；患者产生移情（empathy）的能力；自责、懊悔、怜悯的出现。
在团体治疗中，囚犯们参加诸如生命线恢复计划之类的活动，让他们相互间勇敢地面对自己的问题，公开承认适应不良行为。
（三）团体治疗
（1）团体治疗的优势。在对反社会人格障碍患者的治疗实践中，团体治疗（group therapy）被认为优于一对一的个别治疗，是最有效的治疗方法。在英国Broadmoor医院里反社会人格障碍患者中的71%参加过团体心理治疗，43%接受过个别治疗。团体治疗的目的在于为患者提供教育、鼓励和支持，同时也提供一张可以交流信息和意见的安全环境。患者从中学习到共性、个性、自主、亲密和情境性，并在此情境中学习受一定限制的关系。在团体情境下，每个患者都有机会来审视自己的困难，了解问题如何在家庭和社会关系网中形成和发生，因为团体就类似于一张网。因为有多名团体成员参加，因此患者间的交互作用比较复杂而且变化多端，这一方面使得患者学会更多地理解自己和他人，同时也领悟到如何更好地与其他患者发展关系。
（2）团体成员的选择。治疗者在接纳一个反社会人格障碍患者加入团体治疗之前要思考一些重要问题，例如，患者可能会对团体干坏事吗？患者能够遵循团体的规定吗？在团体中患者能控制冲动，与其他团体成员妥善相处吗？在一个同质团体中患者是否会得到更好的帮助？治疗者能够在团体中控制患者的情绪吗？团体能把握患者可能扮演的角色吗？患者的年龄、性别、种族和自我发展水平适合团体吗？在考虑清楚这些问题之后，做好了准备，才能吸收患者。不管反社会人格障碍患者是否适合团体治疗，建议最好同时进行个别治疗。
（3）同质团体。如果将反社会人格障碍患者与其他多种类型的心理障碍患者组成异质团体，那么对于反社会人格障碍患者和其他成员都是不利的。一方面，在团体中，反社会人格障碍患者维持旧貌，关闭着情感，拒绝与他人分享，因此得不到任何治疗的机会。另外，虽然在治疗初始阶段，反社会人格障碍患者是一个活跃的重要团体成员，但是其想破坏团体和操纵他人的特有人际方式具有对团体造成破坏的倾向，最终导致对他们的治疗不当，以及对其他成员造成伤害。因此，反社会人格障碍患者最好不要加入异质团体进行治疗，尤其不应当加入有易受攻击的人在内的异质团体中。
如果团体成员经过适当的挑选，单纯地由反社会人格障碍患者组成同质团体则是最好的选择。在这样的团体中，患者有了一个更好的归因理由，可以彼此分享。在同伴面前用这种支持的方式讨论他们的情感和行为，个体会感到较轻松自在。一旦克服了最初的害怕和犹豫加入同质团体后，大多数患者能从团体中得到有益的帮助。
（4）特殊形式的团体。在团体治疗中，常用的形式有家庭和婚姻治疗及治疗性社区（therapeutic community，简称TC）。家庭和婚姻治疗对反社会人格障碍患者有一定的治疗效果。因为家庭治疗有助于改善交流和增进家庭成员间的相互理解，家庭成员可以学习如何更好地使用决断（assertiveness）来进行自我保护，也可以学会不再扮演援助者的角色，而且比起与治疗者的关系，患者与重要的人即家人的关系是导致改变的一个更强的促进因素，患者更可能接受来自家人的挑战。陈清刚（2002）利用对照组方式进行研究，共20例病人，其中反社会人格障碍患者5例，占25%，方法为系统家庭治疗法。治疗针对患者及其主要家庭成员（配偶、父母、兄弟、姐妹），治疗者首先确立中立的治疗态度，建立良好的治疗关系；其次以假设引导会谈流程，循环式提问进行治疗干预、非言语性治疗干预；最后对治疗进行积极评价，然后布置家庭作业，待下一次再进行讨论。每两周进行一次，疗程三个月（12次），每次治疗时间一小时。通过治疗前与治疗后的比较，治疗组与对照组的比较，证明家庭治疗取得了疗效。
治疗性社区在对反社会人格障碍患者的治疗中也取得了一定的成功。治疗性社区利用了心理教育模型，让患者集体生活在一个人为构造的环境中，由于周围的人都具有同样的问题，因此不太容易引起患者内心的抗拒。在治疗性社区中患者能够看到其他人的缺点，同时也反观了自己的缺点，因为自己与这些人非常类似。在得到工作人员和同伴的支持后，患者之间更有可能出现互相挑战的行为，也更能接受来自同伴的挑战，并在此过程中培养了深厚的情感。Messina等（2001）实施了一个经过严格设计的研究，对象为物质依赖合并反社会人格障碍患者与单纯物质依赖患者。在治疗前后，两类患者都填写了自陈量表，并由治疗者对他们进行了观察。结果发现，物质依赖合并反社会人格障碍患者与其他患者一样完成了治疗，并没有像人们预计的那样会中途退出治疗；此外，其表现出的物质使用减少和复吸的模型与其他患者一致。因此，研究者认为物质依赖合并反社会人格障碍患者能从治疗性社区治疗中获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