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关于躯体形式障碍的解释主要来自精神分析学、行为模式及认知模式。当然，至今尚没有一种理论得到令人信服的研究证据的支持。因此，这一障碍的真正病因仍然令人迷惑不解。
一、精神分析理论的观点：抵抗焦虑
我们曾经指出，弗洛伊德和布洛伊尔都发现，如果歇斯底里症患者能在催眠的诱导下无拘无束地谈论他们的童年及当前的问题，那么他的症状就可得到一定的缓解。弗洛伊德指出，强烈的情绪得不到表达就会导致躯体症状。弗洛伊德的病人向他暴露的创伤性记忆多数是童年期的诱奸。起初，弗洛伊德假设，这些事件真的发生过。
有些精神分析学者认为，欧洲在19世纪患转换性障碍的比率很高，是因为当时的性态度受到了压抑。
然而，后来他相信，这些事件只不过是发生在恋母阶段的幻想而已。不论是真实的还是幻想的，这些事件都被青春期的性快感唤醒了。结果便是焦虑，并开始出现对记忆的抑制，接着把这些被禁止的性欲转换成了躯体症状。这一过程既表达了欲望，也阻止了欲望的满足。如手套式感觉丧失可能就是对手淫的内疚性反应，特别是当手淫与恋母的性欲有关联时尤其如此。当然，性快感并不是转换性障碍的唯一原因，敌意也可能导致歇斯底里症。例如，转换性瘫痪可能表达了对杀人冲动的抑制（不能动的人又怎能杀人呢？）。这种机制同时又有效地阻断了欲望和个体对欲望表达的觉知。精神分析理论家认为疑病症和躯体化障碍同样是为了抵御无法接受的欲望带来的焦虑。弗洛伊德推断，疑病症患者的超我禁止他们把直接的性能量指向外部物体，因而转向了自身。疑病症患者对自己不被人喜欢或受到伤害非常不满，但他们并没有表达自己的不满，而是将这种不满转向自身，想象自己的身体受到了伤害。
精神分析理论家们主张，有两个防御机制在躯体形式的障碍上发挥了作用，一个叫做初级得益（primary gain），另一个叫做次级得益（secondary gain）。当处于焦虑状态时，患者可以使用防御机制，使焦虑得到缓解，这是初级得益；而倒退到一个类似于生病的小孩子的情况下，这样可以得到关注、受到孩子般的照顾，并能免除所承担的责任，这就是次级得益。再如，一种转换性麻痹，使得一个士兵可能免除打仗的责任，或转换性失明可以防止人际关系的破裂等，这都是次级得益。总之，初级得益引发歇斯底里症状，而次级得益则是症状的副产品。根据精神分析理论家的说法，两种得益的形式都有助于保留转换性障碍的症状。
精神分析理论对躯体形式障碍的治疗主要以谈话疗法为主。这种治疗依据的是弗洛伊德对这些综合征的理论。此外，在精神分析的治疗方法中，治疗师引导患者释放他的压抑，从而把被禁止的念头或想法带入意识层面。于是，躯体症状可能减退，而从前受束缚并用以维系症状的能量也会释放出来，追求更有建设性的目标。我们知道，催眠常用于分离性障碍的治疗中，以便发现那些被压抑的材料；而在躯体形式障碍中，治疗师更可能通过自由联想或坦率的讨论来要求患者在正常的意识状态下出现这种材料。
二、学习模式：病人角色
（一）基本观点
学习模式认为，歇斯底里症的身体症状给患者带来了奖赏，他们可以不用上学或工作而留在家里，可从日常的义务中解脱出来，他人也会给他们更多的关注并同情他们。面对这些奖赏性反应，患者学会了表现出越来越多的症状。行为主义理论家Whtehead等人（1994）认为，对某种疾病越熟悉的人，就越容易采用各种疾病的躯体症状。
进而学习模式理论家提出了对采用病人角色的习得（Learning to Adopt the Sick Role）的概念。病人角色同时包括要做出某些牺牲，如失去某些能力、减少活动等。为什么人们会长期放弃这些东西呢？行为主义学者说，这可能是因为在他们的学习过程中，病人角色获得的强化比健康生活获得的强化要多。根据Ullamnn和Krasner（1975）的看法，有两种情况可以提高一个健康者接受病人角色的可能性：第一，个体必须对病人角色有直接或间接的体验，自己曾经得过病或具有病人角色的榜样。许多躯体形式障碍患者都曾有过这种情况。疑病症、躯体化障碍和转换性障碍患者都很可能在早期有过个人患病或家庭成员患病的经验。第二，因为采用病人角色的行为得到了强化，这种情况也在许多躯体形式障碍患者身上发现。患病的孩子会得到同情和关注，这种操作性条件作用过程会使他们偏向于采用病人角色来作为成年期的一种应对方式。条件反射也同样起作用，自主神经系统起着控制呼吸、心率及其他许多身体功能的作用。所以，如果焦虑伴随着其他症状，如轻微的心跳不规则，这在一个高度关注疾病的家庭里会引发该症状，然后焦虑加深，症状也随着加重，亦即，疑病症开始了。
生物反馈对治疗躯体形式障碍是非常有帮助的。
学习模式所重视的奖赏与精神分析理论所强调的次级得益的概念相似。其中主要的不同在于，精神分析理论家将得益视为继发性的，即奖赏的获得只发生在由潜在的冲突引起了某种症状之后；而学习理论家则将奖赏视为形成某种症状的主要原因。
（二）治疗
在对躯体形式障碍的治疗方面，学习模式提出了非强化治疗的方法。学习理论家对躯体形式障碍的治疗采取双管齐下的方法。①治疗师要撤销对疾病行为的所有强化。②治疗师要尝试帮助患者建立应对技能，这种技能的丧失可能是患者求助于病人角色的部分原因。
为建立应付技能，学习模式的疗法一般还会包含社交技能训练，患者会从中学到怎样有效地和他人交往。自信心训练则在于教会患者如何显示能力，如何提出要求、拒绝要求，如何表达必要的愤怒等。对许多人来说，病人角色是对他人提出要求而不需要承担相应责任的一种方式（“因为我是病人，所以你要为我服务，而我却不必为你服务。”）。学习模式治疗师尝试教会人们学会进行社会交换而非“勒索”。
三、认知学派的观点：对身体感觉的错误理解
（一）基本观点
认知学派理论家认为，恐惧症基本上是由曲解而产生问题的，而疑病症和躯体化障碍患者都有一种偏向于夸大正常身体感觉和将轻微症状“灾难化”的认知风格，从而使他们把细微的生理变化错误地解释为重大的健康问题。
当具有这种风格的人在处于压力情境下感觉到心跳加速时，他们会说“我心脏病发作了”，而非“我很焦虑”。Barsky（1989，1990）的研究所提供的证据支持了这一观点，即疑病症患者比非疑病症精神病患者更多地关注身体感觉，更易于将症状灾难化，拥有更多的对疾病的错误概念，并且对生老病死有更多的恐惧。另有研究发现，“躯体化者”或那些具有在医学上无法解释的躯体不适的高发生率的人，也相应地具有高比率的消极情绪，如悲观、自责、普遍的忧虑等。如果这种消极情绪和情绪表达上的困难结合在一起，那么，就明显地表现出了在躯体形式障碍患者当中的那些特征。尔后，出现了与弗洛伊德相同的解释，即个体更加可能将其忧愁转向自身。
此外，认知行为模式指出，许多不同机制会引起躯体形式障碍。一般认为，这个过程是从一个生理症状开始，结果会出现疾病或生理功能的非病理性改变（像是通过外力增加心跳）。对躯体形式障碍来说，该过程始于个体注意到自己的外形不对称。由于生理症状是常见的，因此，认知模式倾向于将重点放在引起生理症状的认知过程上。
每个人都有生理知觉，在一定程度上都会注意到自己的外表，但是躯体形式障碍患者在认知方式上会特别在意这些东西，并将关注的焦点放在与身体健康问题相关的线索上。一旦他们注意到自己存在某种生理症状，便会产生较多的消极归因。特定的归因会随着特定的躯体形式障碍而有所不同。例如，疑病症女性患者可能会把出现在皮肤上的红色斑点视为皮肤癌的症状；男性患者则可能会不可自拔地把关注点放在脸上细小的皱纹上，认为这些皱纹让他们看上去又老又丑。认知偏见的表现形式可能有所不同，但大多数躯体形式障碍患者的共同特点是担心身体健康，倾向于把自己的症状灾难化（例如，以最糟糕的方式解释自己的症状）。
（二）治疗：检验假设
有报告指出，对疑病症患者可采用认知疗法（修正患者的思维习惯）并结合行为疗法（改变强化）来加以治疗。Salkovskis和Warwick（1986）报告了他们对一个32岁的男子采用认知—行为疗法的过程及其取得的效果。该男子因为皮疹而确信自己患有白血病，他经常要花好几个小时来阅读医学书籍，只是为了找出自己一直未被确诊的疾病的病因。他还常常无休止地与妻子及朋友进行讨论。因为焦急与痛苦，最后出现自杀倾向并住院治疗。治疗师通过认知方法使患者同意了对其情况的两种矛盾的解释：①他患了致命疾病，尽管尚未确诊；②他因为不停地检查和寻求安慰而非常焦虑。治疗师与患者一起检视了两种假设的证据，考虑到第二种假设具有更强有力的证据，因而，患者同意通过改变可能维持其焦虑的条件或环境来进一步对它进行检验。即，停止查阅医学书籍，停止疾病检查，停止寻求安慰。医院的有关员工及家属也同时得到指示，不得再给患者以安慰。结果患者的抑郁性焦虑水平迅速下降。在案例讨论中，治疗师强调说，安慰实际上是一种消极强化，而这种消极强化使焦虑得以维持。
相关链接7-4 疼痛管理
今天，人们对疼痛的了解越来越多，因而知道了在疼痛及引起疼痛的因素之间没有一对一的、被称为伤害性刺激的关系，以及实际的痛觉。战场上的军人可能受了枪伤，但为了生存，他们要努力杀敌，因而在当时，他们往往感觉不到疼痛。当战斗结束后，他们都会出现疼痛的感觉。这一众所周知的事实暗示着人能够以某种方式控制疼痛。如果分散了个体的注意力，个体对疼痛的感觉可能会比较低。除了分心之外，其他能够降低疼痛的因素包括降低焦虑，保持乐观与控制的感觉，了解活动的意义与目的等（Gatchel，Baum&；Krantzl，1989）。
研究人员利用基本疼痛的研究治疗，协助人们管理疼痛及后续的生活。一般来说，这些计划以提供疼痛的本质，包括负面情绪会使疼痛恶化的相关资料展开（Morley，1997）。治疗计划通常包括训练使用分心的方法和认知技术来控制疼痛。对此，Morley（1997）有如下表述：
鼓励患者修正对疼痛的注意力，不再将注意力放在疼痛上面。同时，要求患者将重点放在疼痛的知觉成分上，并将重点改变到更为不具有威胁性的那些属性上。例如，一名年轻男性受到严重的枪伤，他能将感官属性转移为一种想象。在这个想象中，他在一场足球比赛中射门。这种思绪转变的结果是，尽管他的枪伤还在，但是疼痛的影响却大幅地降低了。
治疗计划也倾向于区别疼痛的本质、痛苦和疼痛的行为，即对伤害性刺激的理解。痛苦指的是对伤害性刺激的情绪反应；疼痛行为指的是与疼痛或痛苦有关的、可观察到的行为，诸如呻吟、咬牙切齿、易怒和逃避活动等（Turk，Wack&；Kerns，1985）。疼痛管理计划的重点是，一定要重建生活方式。疼痛管理计划的目标在于增加活动和功能，也许有时候甚至能够降低真正所经历过的疼痛感。
[资料来源：Ann。M。Kring et al。，Abnormal Psychology，10th ed。，2009]
四、生物学的观点：遗传及脑机能障碍
（一）遗传研究
躯体形式障碍患者倾向于有躯体疾病的家族史。Guze（1986）及其同事检查了一些躯体化障碍患者的家庭档案，得到了一些有趣的结果。首先，在躯体化患者的一级亲属中，女性有更为频繁的躯体化障碍，而男性则并未表现出躯体化障碍，而是表现出了反社会人格障碍。患有躯体形式障碍的女性倾向于嫁给患有反社会人格障碍的男人。进而，躯体形式障碍与反社会人格在同一个人身上会更为频繁地同时被发现。这些结果提出了这样一个假设，即躯体化患者和反社会人格障碍同样是由遗传因素所导致的，至于表现为哪一种障碍，则由性别来决定。
当然，这种家族模式的基础也并非肯定就是遗传，也可能是由环境或学习所导致的。为了更好地检验遗传因素的作用，研究者们采用了双生子与寄养子研究法。Torgersen（1986）在挪威实施的一项双生子研究发现，尽管在躯体形式障碍中，同卵双生子（MZ）比异卵双生子（DZ）有更高的同病率，但由于样本较小，因而有理由相信，该研究中的MZ与DZ相比，不仅有相似的基因，也有更相似的环境。Bohman（1984）等人在瑞典的一项寄养子研究中，追踪了859名患有躯体化障碍的女性的亲生与寄养父母在医学和犯罪方面的记录。结果显示，有两个而非一个模式决定着这些女性是否为“高频躯体化者”（常有躯体的不适，但不适的种类较少）或“多样性的躯体化者”（经常出现的不适较少，但有更为多样的特点）。高频躯体化者的亲生父亲显示出了不成比例的暴力犯罪的高发生率。尽管这些证据尚属初步研究，但是它却支持了遗传在躯体化障碍中起作用的观点，而这种因素也以某种方式与反社会行为形成了联系。
（二）脑功能障碍与躯体形式障碍
转换性障碍的基本问题在于，为什么个体的意识不知道身体正在正常运转？这已经成为当前神经科学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转换性感觉丧失、失明及失聪等患者的脑电波清楚地显示脑部接收到了正常的感觉信息的输入，而这些信息来自“残废”的器官。如果用针刺手套式感觉丧失患者的手指，这一信息确实到达了大脑皮层。同样，对脑部运动中枢进行电击也引起了转换性瘫痪患者的肢体运动。换言之，脑与外周器官之间的神经通道并未被阻断。那么为什么转换性障碍患者在意识中感受不到感觉或最初的运动呢？抑或问题在于大脑皮层进行的感觉信号加工，因为这种加工负责将信号带进意识层面。转换性障碍患者似乎抑制了大脑信息加工的某些阶段。若干研究显示，转换性感觉功能丧失的患者，其大脑皮层在应对感觉刺激时有高度的抑制性作用（传递性压抑）。这种低速的加工过程可能是由于脑部受撞击造成的，因为有迹象表明，缺氧和低血糖会引起转换性障碍。
另一项有趣的研究发现，躯体形式障碍与左右脑单侧化的不同有关。由L。James等人（1987）所做的一项对430名转换性障碍与躯体化障碍患者，以及其他涉及躯体不适的心理障碍患者的研究发现，患者70%的症状出现于身体的左侧。由于左侧身体由右脑控制，因而这显示了躯体形式障碍可能源自大脑右半球的某些功能障碍，这种可能性获得了其他神经生理学研究的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