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临床评估中的文化偏向
对心理病理学及其评估的文化影响的研究不断增加。在我们考查这类研究时，一个重要的问题在于，必须看到在文化群体内部比文化群体之间可能存在着更为典型的差异，而认识到这一重要问题将会有助于我们避免将某一文化群体的成员刻板化的危险。
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不同形式的心理学评估的信度与效度因其内容与记分程序只反映了欧美白人的文化，因此人们一直在质疑它能否正确地对不同文化的成员做出评估。
评估中存在的文化偏向不是一个简单问题，因为这种偏向明显导致评估工具失效。关于在测验中偏向问题的研究指出，一些主流的测评程序，诸如韦克斯勒儿童智力量表（修订版）对少数民族及非少数民族儿童具有相当的预测效度；智力测验对这两个群体学业成就的预测同样有效。产生于对罗夏克测验进行计分的爱克斯纳系统（Exner systerm）指数在非洲裔美国人和白人中非常相似。MMPI剖析图对于非洲裔美国人和白种人也同样非常相似，并且在非洲裔美国人和白种人中所做的临床评估显示出同样令人满意的结果。但是在亚洲人当中，特别是在那些尚未被美国文化完全同化的群体中，在MMPI量表上的得分明显表现出高于白种人的现象。研究者认为，这不可能是由于在亚洲人中有更高水平的情绪障碍所致。
此外，文化偏向可能以不同的方式产生影响。它可能导致临床工作者高估或低估来自其他文化群体的成员的心理问题。非洲裔美国儿童在特殊教育课程中作为例子被过多地引用，这可能就是测验中存在着某种程度的文化偏向的结果。再以那些在情感上严重退缩的亚洲裔美国男子为例。与欧美文化相比，亚洲文化中男性具有较低水平的情感表达，临床工作者是否应该考虑以更为积极的态度来看待这种现象呢？一个可能的情况是，一位过于急切地把行为归因于文化背景差异而非心理障碍的临床工作者，会将此归于情绪障碍；如果患者是白人男性，就很有可能会对这位白人男子不做出情绪问题诊断。这就是文化偏向导致的结果。
偏向是如何产生的呢？文化差异是多种多样的，能从不同方面影响着临床评估。语言的不同、竞争的文化价值观、不同的宗教信仰，面临由欧美文化的临床工作者进行评估时，少数民族文化成员的疏离、怯懦，所有这些因素都发挥了作用。讲汉语的人接受讲英语的临床工作者的评估时，可能会受到水平低劣的翻译者的影响，也可能会受到对语义理解的影响。有些临床医师遇到声称为神鬼所包围的患者时，可能会把这种信念看做是精神分裂症的征兆。但在许多文化中，如在波多黎各人的文化中这种信念很普遍，因此对于波多黎各人而言，一个相信被神鬼所包围的人可能不会被诊断为精神分裂症。文化差异也可能导致某种能力倾向测验或智力测验产生不同的结果。Triands认为文化有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之分，即个人主义者将个人目标置于集体目标之上，而集体主义者或者在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之间不加区别，或者使其个人目标服从于他们所属的集体目标。Markus和Kitayama则假定，来自欧美文化中的人强调独立性、自主性，而生活于亚洲文化中的人们则强调相互依存性。美国人通过关注个体的自我，通过表达其独特的内在态度来寻求自身的独立性；而亚洲人则强调对他人的关注，适应并维持和谐、一致的人际关系。因受其文化所逐渐灌输的合作与群体定向的价值观的影响，亚洲青少年可能对具有个人主义及竞争特征的智力测验不感兴趣，研究表明，即使美国土著儿童也有这种表现。
尽管重要的问题在于意识到文化差异对临床评估有着潜在影响，但在某人的临床评估中尝试去考虑文化差异的影响，是否必然对诊断产生积极作用则尚不清楚。请看一项对加利福尼亚心理健康医生的调查结果：一名临床医生报告称，一名非洲裔美国妇女出现的幻觉不具有心理病理学的意义，因为他认为，在非洲裔美国人中幻觉是很普遍的事。由于将该妇女的问题归属于亚文化标准，因而该医生低估了这个妇女问题的严重性。结果他没有考虑做出精神分裂症的诊断，有可能会损害这位妇女的健康。
文化偏向不仅仅影响被诊断的患者，也影响临床医师如何得到诊断。有研究表明，如果一个病例摘要将一个人描述为非洲裔美国人，这与如果把该人描述为白人相比，临床医师更有可能将这名患者诊断为患有精神分裂症。一项以医院为基础的研究发现，非洲裔美国人患者被过多地诊断为患有精神分裂症，而被过少地诊断为患有心境障碍。另一项研究发现，对于相同的病症，较低社会阶层的非洲裔美国人患者比白人及中产阶级患者更有可能被诊断为酒依赖，而这种诊断对非洲裔患者而言是一种伤害。
文化差异是不可避免的。渗透到临床评估中的文化偏向并不必然产生对这些偏向做出补救的努力，答案是复杂的。美国DSM-Ⅳ-TR在对每一类障碍的讨论中都涉及了文化因素，这可能足以使临床医师对这个问题敏感起来，这是必要的第一步。当医师们接受调查时，他们强烈表示，在他们的临床工作中非常重视文化因素。
二、避免评估中文化偏向的策略
在对患者做出评估时，临床医生可以而且必须用不同的方法去减少文化偏向所导致的消极影响。临床心理学家Sattler（1992）就此提出了一些富有指导意义的建议，在选择和解释测验及其他评估资料方面，这些建议可以给临床工作者以指导。首先，临床工作者应该尽力了解被评估患者的文化背景。这方面的知识来源于阅读文献、与同行交流或与患者直接讨论。其次，临床医师有必要了解患者的优势语言，还要考虑采用多语种的测验。
评估的程序也可能要修改，以保证患者真正理解任务的要求。例如，假设一个本土美国儿童在一项心理运动速度测试中表现欠佳。测验人员推断这可能是因为该儿童没有理解快速工作的重要性，而是过度关注了准确性。经过对快速工作而非担心出现错误的重要性做了更加准确的解释之后，再次进行此项测验。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儿童的成绩有所改善，那么测验人员就获得了对儿童的一种重要理解。当所采用的测验策略更为多样化时，就会避免做出心理运动速度缺失的诊断。
最后，当检测者和患者都有着不同的种族背景时，检测者需要付出额外的努力去建立一种和睦与信任的关系，以便使患者表现出最好的绩效。例如，当对一个害羞的西班牙学前儿童进行检测时，其中一个检测者未能获取对测试问题的口头回答，但在候诊室却仍然听到男孩以活泼、清晰的方式与母亲交谈。由此，可以形成这样一个判断：测验结果并不能代表对该儿童语言技能的有效评估。当儿童在自己家中，同时又有母亲在场时，重复同一测验，有助于观察其口头语言能力。
尽管如此，正如Lopez（1994）指出的那样，文化反应与文化刻板化之间的距离可以被缩短。为了使该问题减至最小，就要鼓励临床工作者尤其是在对少数民族患者做出诊断时，结论应该是暂时性的，还要建议他们做出文化对某个特殊患者存在影响的假设。此外，要考虑做出可供选择的假设，进而去检验这些假设。
在Davisont等人的一例病案中，一位年轻人被怀疑患有精神分裂症。显著的症状之一是他报告说一直听到某种声音。但他声称，他只是在思考时才能听到声音，而在他所处的文化（佛教）中这种经验是正常的。为此，研究者（经得患者许可）与其家族宗教领袖取得联系。该僧侣指出，这位年轻人报告的症状非同寻常，并证明该年轻人所属的宗教社会与其日渐增加的古怪行为没有关系。因此，该年轻人的症状应该归因于文化因素的假设不能成立，从而避免了不将此症状视为心理病理学问题的错误。
三、行为的一致性与可变性
在任何形式的临床诊断中，为研究者们所强调的另一个重要问题是行为的一致性和可变性。人的行为具有一致性，还是具有可变性？易言之，在各种情景中，我们所具有的人格特质会以相同的方式去运作吗？抑或是我们会依据情境的不同而有不同的行为表现？这个问题促使人们展开了许多争论与研究，并且涉及在临床背景中如何对人及其问题做出评价的任何慎重考虑，并出现了特质论与情境论两种不同的观点。
（一）特质论与情境论之争
特质理论家相信人类可以被刻画为拥有一定数量的特性，如吝啬、强迫，或者用DSM术语来说，就是具有某种特质的障碍。特质理论家假定，可以根据人们所拥有的独特行为特性的程度来对人们在不同情境中的思维、情感及行为表现做出合理的预测。这一理论范式认为，在不同情境中人们将表现出相当一致的行为。例如，一个具有高度侵犯性的人，在家庭、工作、游戏中都将比那些侵犯性较低的人表现出更高的侵犯性。
然而，Walter Mischel在检视了有关这一问题的研究证据后，在其经典著作《人格及其评估》（1968）中指出，除了IQ以外，人格特质并非行为的重要决定因素。他做出结论说，随着情境的不同，人们的行为经常是不一致的。Mischel的这一论点引发了特质论与情景论之间的争论。
无疑，Mischel对特质论的批评在学术领域引发了热烈的讨论。例如，心理动力学家Paul Wachtel（1977）指出Mischel引用的研究通常以正常人为被试，这些人的行为比患者更具适应性。心理障碍的标志是缺乏可变性与适应性，换言之，在不同的情境中行为表现出了一致性。无疑，人格障碍就可以被视为具有缺乏可塑性及适应不良特征的极端例子。因此，Mischel根据对正常人的基本的研究所得出的结论就不能运用于心理障碍患者身上。
Wachtel也指出，不同的知觉可能造成人们对相似的情境产生不同的体验，或在客观上对不同的情境做出相同的反应。例如，当一个人在购物时，有关方面要对其所持信用卡进行核查，这对于一个过度多疑的人而言，他可能会将这种核查视为对自己诚实的怀疑，而对一个患有妄想障碍的人来说，则可能被视为是对他进行羞辱或迫害的邪恶阴谋的一部分。
对环境的敏感并不是这个人的问题，更确切地说，这个人即便不是全部，也是将大多数情境知觉为含有各种威胁与危害。此外，周围的环境会引发人产生一定的行为反应。具有妄想障碍的个体不仅会将他人知觉为威胁，还可能通过首先攻击他人而导致他人真实地对自己产生了威胁。实际上，他把无害的情境转化成了有害的情境。因此，妄想障碍患者的行为变化很少。
Wachtel还指出，某种人格倾向可能对在各种情境下个体的选择产生影响，或者对个体的自我建构产生影响。例如，一个向来乐观的人，可能会寻找出肯定其积极人生观的情境来，而这又进一步加强了其今后寻求或建构乐观情境的人格特质的倾向。于是，就存在着一个往复式的相互作用，人格特质影响着个人对所处情境的知觉，反过来情境又影响着人格。“长期表现出的一致性也许是对有助于个体态度、人格特质、气质形成的情境做出选择的持久历史的产物。”
在由Mischel的《人格及其评估》一书所引发的争论中，一些心理学家认为Mischel的观点新颖，但过于极端。Jack Block（1971）对Mischel关于行为一致性的结论提出了质疑。通过对Mischel通常用以支持其观点的研究做了检验之后，他发现这些研究中的许多方面都存在严重缺陷。另外，特质论者Seymore Epstein也提出批评，认为Mischel所使用的研究支持了情境论者的观点，Epstein指出，这些研究只考察了很小的一部分行为，正如仅仅根据对某人在一个测验项目上的得分而对其IQ得出测量结论一样，是一种不合时宜的研究策略。正确的做法是从一系列情境中找到某个行为表现的平均值。在Epstein所做的研究中，他收集并对许多情境中的行为资料与数据加以平均，并且能够证明行为具有明显的一致性。
由于所收集到的越来越多的资料对人格倾向的重要性提供了支持，因此著名的心理学家、人格理论家奥尔波特（Gordon Allport，1937）关于整体人格特质的独到见解目前正在重新恢复着它的影响力，该理论的重要性表现在它对复杂人类行为的理解方面。例如，在变态心理学领域，目前很多正在进行的研究工作试图运用把人格描述为由五个重要特质组成的模式来说明人格障碍。
（二）学习范式对情境论的支持
在上述争论中，以班杜拉为代表的学习范式显示出了对Mischel观点的支持。班杜拉（1986）曾提出，特质论者对自我报告问卷的过多依赖往往歪曲了他们的结论。因为人们会选择性地把他们自己知觉为一致的，并且相应地在这些问卷上做出回答。这些问卷探查的是在非特定情境中（一般情况下）的典型行为，例如：“当你生气的时候你常发脾气吗？”另一方面，如果在各种不同的情境中对人进行观察，他们的实际行为将表现出更多的差异性与多样性，而且对环境差异更为敏感。这是根据总结社会及人格心理学领域中广泛的研究文献所得出的结论。
班杜拉进一步指出，Epstein和其他特质论者忽略了在情境Y中表现行为X的可能，也就是说，是否在特定的情境中表现出特定的行为方式。作为社会学习理论家，班杜拉比特质论者更关注情境对行为的决定作用，尤其是为个体所期待的强化。“违法犯罪者针对教区牧师的攻击行为与针对敌对团伙成员的攻击行为没有多大相关性，因为他们的行为更多的是由情境决定的。”
Mischel提供的资料恰恰支持了这个观点，以“如果……那么……”的公式说明在一次野营背景下儿童的表现。例如，亨利是否在受到成人有关不许打人的警告后仍表现出侵犯行为，而在受到同伴威胁时却表现出了遵从。因此，在侵犯性特质与此等行为发生与否的情境之间存在着交互作用。表达某种特殊倾向性，诸如侵犯性行为的后果，在决定那个特质在某一特定情境中是否表现方面起着重要作用。
当然有些情境实际上能够使所有个体产生相同行为，因此，某种情境论者的观点有时能导致一种类似于特质论的预测。例如，在盛夏炎热的海滩上，多数人很可能穿很少的衣服并且要游泳；在图书馆里，多数人可能在阅读或低声说话。就算情况总是如此，但是一个对行为的完整分析应该必须包括对某一特定个体是否会在沙滩上阅读的预测，包括对是否会坐在图书馆里而同时做着有关沙滩的白日梦的预测，包括对或许都不属于此等情况中的行为的预测。有时在有关人格特质与行为的可变性的争论性文献中所形成的问题，是对人格因素与不同环境如何相互作用的探讨与评论，这一理论范式与心理病理学研究中提出的素质—应激观（diathesis-stress viewpoint）有着相当大的一致性。
由上述讨论我们可以得出如下两点看法：
第一，文化和种族因素在临床评估中发挥着一定作用。例如，在偏向于对白色人种的研究中发展起来的评估技术，在用于对非白人患者时可能存在评估不准确的问题。临床工作者可能在对少数民族患者做出评估时存有偏差，这种偏差可能导致缩小或夸大某个患者的心理病理学问题。
关于文化对病理心理学及其评估的影响的研究近年来在不断增加。这些研究告诉人们，在从事该问题的研究中，或在病理心理学的临床评估中绝不能忽视文化群体内部的差异，而且有时这种差异比文化群体间的差异还要大。对这一关键问题的重视可能有助于我们避免对某一文化群体的成员产生所谓刻板观念的危险。
我们还注意到，各种不同形式的心理学评估因其内容与得分的程序只反映了欧美白人文化，而对来自其他文化的成员可能做出不准确的评估，所以这些评估方法的信度与效度一直受到人们的质疑。因而，越来越多的临床评估专家认为，必须对文化偏向问题予以认真讨论，并找到如何避免文化偏向的不良影响的方法与策略。
第二，人类行为在各种情境中是否具有稳定性是一个引起人们激烈争论的问题。对心理学家而言，多年来该问题既具有理论意义，也具有实践价值。尽管目前尚无一致答案，但很明显，与以往传统人格理论家的观点相比，行为在各种不同情境中更加具有可变性，而与那些学习范式理论家的观点相比，行为在各种不同情境中更加具有稳定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