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回过神来，但仍然恍恍惚惚地走回解剖室时，眼前的景象却让我更加恍惚。明亮的解剖室里，干干净净，没有血污，没有工具，没有尸体，没有任何解剖过后的痕迹。
有人说，病理学打开人与上帝的窗，病理学家看尽血肉之躯的沉沦腐化。
——电影Pathology
我记得那天原本是个晴朗天气。
我跟徐法医一大早就来到殡仪馆，下了车，阳光明媚，跟周遭弥漫的肃穆气氛有着相当反差。
解剖室位于殡仪馆的中心，我跟在徐法医后面提着大皮箱，我们一路穿过大大小小的厅堂，沿途有诵经念佛声、有檀烟花香、有低暗悲伤的泪咽、有木然淡漠的神情，有着一切生命逝去时所余下的平静，沉重而巨大，是生者从来未曾想过会拥有的平静和悼念。
人死了，什么都带不走，只留下生者独自思考——关于你的死亡对他的生活究竟造成了多大影响。
就像那句老掉牙的台词，“我们或许最害怕的不是死亡，而是害怕被遗忘”。
当一切的丧礼仪式都过去，当因为你的死亡而团聚的亲友们纷纷返家，当他们的生活都回到了正轨，当渐渐彼此谈天的话题不再提起你之后，你就真正地死去了。
不过，徐法医和我并不是要处理这种形而上的死亡，我们的专业要服务的对象，是丧失心肺功能、无法独立呼吸，那种医学上、法律上的死亡。
譬如说我们今天的第一件case——二十八岁的青年男子，身高一七四公分，体重六十九公斤，平头蓄胡，有抽烟饮酒习惯，双前臂有龙纹刺青，这些是“地检署”的相验尸体报告书告诉我们的资料。
死者现在全身赤裸、安安静静地躺在冰冷的解剖台上，左肩到右腹有着一道深且长的刀伤。
徐法医和我的工作，就是必须判断那道显眼的刀伤是不是造成他现在一动也不动的原因。
昨天早上八点多，云林乡下一名老翁到田里务农时，在草丛边发现死者倒卧在地，没有生命迹象。对检警来说棘手的是，截至目前为止，砍他这刀的凶手依然下落不明。
乡下地方，没有人烟，没有监视器，整件命案无疑坠入了五里雾中。
死者死亡距离发现尸体的时间只相隔两小时左右，警方及时将他送入冰柜冰存推迟了尸体变化的进程，除了发硬的尸僵与冰透的尸冷以外，他和生前没有太大的不同，只是那松弛的面肌除了森寒凝重之外，永远都不会再有其他表情了。
人间的喜怒哀乐，从此再与他无关。
他的太太含着眼泪，强忍悲怆确认死者身份后，我们请她到外头等候，家属等候室有个电视屏幕，透过解剖室内的摄影镜头，她能够清楚看见整个解剖的过程——虽然家属有在场的权利，但为了体谅家属也体谅自己，我们往往不希望他们在场，毕竟他们所深爱的亲人，将在我们的刀下赤裸地摊开来，血腥而难堪地支离，拆解成部分又部分，根本不能称之为人的血肉——灵魂走了以后，每个人都非常公平地只剩下一副臭皮囊。
解剖室里只剩下一位负责摄影的侦查佐、一位担任记录的鉴识巡官、一位代表解剖程序合法性的检察官，以及我和徐法医。
大家换上了绿色的解剖衣与头套，检察官跟两位警察还戴上了口罩，站得离解剖台有些距离。
“那我们可以开始了吗？”徐法医拉了拉手上的医用乳胶手套。
检察官点头。
我将一块木枕放到死者头下，让他的身体顺着解剖台的设计构造高高挺起胸膛，像位慷慨赴义的英雄。
然后徐法医拿着解剖刀，用他的右手——曾经是外科医生的他，拥有一只最平稳冷静的右手。
一刀划下，锋利地剖开他的胸膛。
几乎没有血液顺着刀痕流出，毕竟尸体冰存了十几个小时，该流的血也早都流光了。
还记得我第一次站上解剖台时徐法医告诉我，外科医生跟法医师最大的差别在于，外科医生每划一刀都要谨慎小心地注意止血，而法医不用，你爱怎么切血爱怎么流都没关系——一向不戴口罩解剖的他咧嘴笑着说。
是啊，解剖时的徐法医就是这样谈笑风生，我跟着他解剖快六年了，他拥有中等的身材与平凡的外貌，跟路边随便一个五十多岁的老伯伯没有什么两样，但当他拿起解剖刀面对死因待查的死者时，那般轻松自若的态度却有着一股深深吸引人的诡谲魅力。
生与死的边界，如果有人能在坟上起舞，那最优雅的姿态也莫过于如此了，他就像拿着解剖刀的上帝，拥有唯一能谛听死者声音的全知全能。
我沿着解剖刀的切割，使力地往两侧扒开皮肉，一边用刀具将软绵的黄色脂肪除去，慢慢地，死者的体内露了出来，里头血淋淋地盛装着小学健康教育课本上画的人体器官图。
“整个肺脏都破裂了啊。”徐法医割下死者的左肺拿起来端详，“不过这个肺也太黑了吧，检座你看看，抽烟多可怕。”
站在一旁的检察官是“地检署”有名的老烟枪，看着那块发黑的肺只能摇头苦笑。
我们切下一个个脏器，装进铁脸盆内称重，再每个割下一小块装进检体盒内准备带回去化验，等死者胸腔腹腔都检查确认完毕后，徐法医横向切开了他的头皮，将两块头皮各自往下掀，前半部的头皮连着其上的头发盖住了他的脸，而这一幕也是解剖过程中我最不能接受的画面——是啊，他现在这副模样根本就不像个人啊，人什么时候会被自己的头皮头发覆盖脸庞呢？
对这画面过敏的我没有再多看一眼，拿起了解剖台旁的电动切割器具，金属刀锋的旋转声起，我开始切割他坚硬的头盖骨。
检察官他们都相当有经验，这时是最容易被死者肉屑体液喷溅的时候，他们自动又站得离解剖台更远些。
气散尘粉，此生如烟。
他的头盖骨被掀了起来，一颗失去血色的大脑暴露出来。
徐法医仔细端详着，认真确认它是否被头骨保护得安然无恙。
“好。”徐法医离开他的脑袋，回到解剖台。
“所以死因就是这个刀伤？”检察官问道。
徐法医点点头，却又突然摇了摇头。
“老师，怎么了吗？”正在缝合头皮的我问道。
“你们有没有闻到什么味道？”徐法医说着，立刻就俯下身嗅着还未缝合起的死者腹腔。
“什么味道？”检察官疑惑，但拿下口罩的他只闻到一时间无法适应的扑鼻血腥味。
“酒味，很淡很淡的酒味。”徐法医给了答案。
与此同时，跟徐法医一样未戴口罩的我也闻到了淡如空气的酒味。
“小朱，取一下他的胃容物带回去化验。”徐法医先吩咐我，再转头告诉检察官，“检座，或许可以查一查他前一晚是跟谁喝酒。”
检察官眼睛发光，毫无头绪的案情似乎有点眉目了。
躺在解剖台上的死者依然僵直沉默，但徐法医听到了他的声音。
就像这些年来我跟着他解剖，他时时挂在嘴边叮咛我的话一样——
“在我们的刀下，没有冤魂。”
我从原本的法医师助手到现在自己也成为了法医师，但遇到机会我还是会跟徐法医一起解剖，目的就是希望能一直跟随着他，持续而亲身地实践这句承诺。
上午三件解剖，下午也是三件解剖，我们准备要离开殡仪馆时已是傍晚时分，夕阳西下，将天地仿佛染成了生命尽头的颜色。
我和徐法医坐在法医休息室内闲聊，他仰头喝完他太太帮他准备的冷泡茶。
他和师母相差快二十岁，在当时还是轰动一时的师生恋，当时在大学兼课的徐法医受到不少女学生的仰慕，但也只有师母的出众气质能让徐法医动心。
我认识师母也好多年了，她讲话总是轻声细语，就像她对徐法医无微不至的照顾与贴心，冬天热姜汤，夏天冷泡茶，从她每天帮法医准备的饮品就可以瞧见端倪。且她的厨艺精湛，徐法医总是笑说只有师母能满足他的口腹之欲。他们结婚十几年，虽然没有小孩，但婚姻生活依然幸福美满。
“差不多啦，我要回家吃晚餐了。”徐法医提起公文包起身，“小朱，要不要一起来用个便饭啊？”
“老师不用啦，我也跟朋友约好要聚餐了。”我微笑，伸了个舒服的懒腰。
“好，那我们今天就到这里收工啦。”他也笑笑，神态轻松地离去。
结束了一天的忙碌，但身为法医，真正让我们感到放松的，是那心安理得的踏实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