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结婚就成了“雇员”
爱因斯坦与爱尔莎·洛温塔尔（Elsa Lenthal）的第二次婚姻坚持了17年（1919～1936年）。当然，这也是他的最后一次婚姻。1936年爱尔莎去世以后，爱因斯坦没有再娶。但是，他的放纵行为并未因此减少多少。
登记结婚后，爱因斯坦从单身住的公寓里搬到了爱尔莎的住处。爱尔莎住在公寓顶层4楼，爱因斯坦立即发现住顶层有一个额外的好处：他可以把顶层之上的两个阁楼租下来，改成书房。于是，阁楼里的斜墙构成了一个与众不同的书房：窗前放了一张桌子和一把椅子，墙上挂着牛顿和法拉第的像。家里的人一律不准上楼进他的房间，爱因斯坦在这个安静的角落里工作、学习、接见访问的人。
有一张照片，是1920年爱因斯坦41岁时在柏林拍的，看来很有代表性。这个时候爱因斯坦的感情世界，可以说是与另一个女人爱尔莎共同建构的。
照片里，爱因斯坦靠在摆满了书和论文的大书架上。除了书和论文，这个书架上也没有别的，有些像图书馆的一角，但没有那种秩序。爱因斯坦站在那里，穿衬衫、打领带，外穿开口毛衣，胡髭短而黑，头发浓而黑，呈怒发冲冠状。他睁着大眼，眼神不知落向何方。右下角是照片的说明文字：“我感觉自己好像妓女。每个人都想知道我现在正干什么，每个人都想对我大加批评。”这段话也是他在那年写的。
在外面的世界里，他在物理的书堆与论文中逃避日渐高涨的名声；而在感情的世界里，1年前他刚与米列娃离了婚，并迅速与爱尔莎结了婚。
可以入选“警世通言”的是，爱尔莎刚“转正”，待遇立马一落千丈。爱因斯坦对爱尔莎也不是十分用心，他对她的激情早已消失殆尽。
其实，在结婚之前，他们的关系就已经出现了裂缝。那就是她女儿伊尔莎的介入。
论到对待爱人，爱因斯坦可比席勒差远了，他连一丁点儿的感恩之心都没有。爱尔莎嫁给爱因斯坦之后，单是为教他习惯使用牙刷、梳子和肥皂，她就奋斗了整整一生，而其收获是爱因斯坦不时的火冒三丈。在柏林时，有一次爱因斯坦给爱尔莎写了张纸条：“如果我让你如此倒胃口的话，那就去找个合你胃口的男朋友吧！”落款是：“你的邋遢鬼阿尔伯特”。
爱尔莎对健康生活方式的热爱，很令爱因斯坦烦躁。他曾在信中说：“你竟然胆敢来信对我进行医学说教？还像个一贯正确的医生一样，神气十足地命令我雨天游泳、晴天跑步？……我已下定决心，假设大限一到，就是倒毙也要尽量少用医疗手段。在此之前，我将服从我罪恶之心的愿望任意行动。我的日常生活是：吸烟像烟囱，工作像骡马，饮食无所顾忌不加选择；至于散步，只有真正有愉快的同伴才愿意进行，这样一来就很少散步了。不幸的是睡眠也无规律，如此等等。”
令人对健康生活方式丧失信心的是，生活方式十分健康而且比爱因斯坦只大3岁的爱尔莎，最后却比丈夫早死了19年。因为，寿命的长短，是受许多因素影响的。
但不管怎么说，在极有小资情调的爱尔莎的叮嘱下，爱因斯坦从衣着随便的人变成了风度翩翩、衣着得体的人，这才能博得更多女士的欢心和追求。
爱因斯坦在相对论被得到证实及获得诺贝尔物理奖以后，成了世界级大名人。各地记者以及怀着各种不同目的的人蜂拥而至，破坏了爱因斯坦的生活节奏。为了保护丈夫，爱尔莎挺身而出。她经常拿着长柄眼镜守在大门口，对每一位不相识的来访者进行仔细审视和盘问。有一次，爱因斯坦对一位访问他的物理学家说：“请别在意爱尔莎女士那股泼辣劲，她实际上是在努力保护我。”
尽最大努力保护丈夫，爱尔莎无怨无悔。
爱因斯坦的声望为他自己争取到了很大的自由，他性格古怪的名声在某种程度上也掩护了他。但是，如果没有爱尔莎的协助，他可能永远不会使这种拒绝一切让步的做法和不可回避的社会要求协调起来。
爱尔莎就像处于爱因斯坦与众多的迫切邀请之间的一道屏障，她成了爱因斯坦的解说员，她把爱因斯坦的鲁莽拒绝转为委婉的外交语言，同时，尽量让爱因斯坦看到这些俗套之后的人情。
爱尔莎保护爱因斯坦的努力应该受到极高的评价，因为她本人还要忍受由羞怯造成的一切折磨，她的近视更加严重了。面对这一切压力，又没有什么东西使她得到感情补偿。
这些与外界的接触，因为爱因斯坦否定了它们的必要性，所以对她来说，如对方所恐吓的那样，好像是一场用勇气来接受的考验一样。
有很多次，当丈夫拒绝了邀请，而她独自接受邀请前往时，她十分害怕，担心会使主人很失望。她确信她之所以受到邀请是因为她的丈夫，别人恭维她的话也只是出于礼貌，而她自己所能给予人们兴趣的却只有她的姓名。
当朋友第一次对她说“我多么想见到您”，并请她到家里来做客时，她答道，阿尔伯特那天没有时间。当朋友清楚地说明想见到的是她时，她突然尖声大叫起来:“我？”并疑惑地盯着朋友。
有一位好事的女士，曾以自己的建议纠缠阿尔伯特和爱尔莎很长时间。这使爱尔莎受到感动。有一天，她冒昧地问爱因斯坦:“我们可以邀请她参加一场音乐晚会吗？”爱因斯坦耸了耸肩--对他来说，无论是对一大群人还是一小批人演奏，都没什么差别。
常常弄巧成拙。
音乐是爱因斯坦的一道藏身之幕，他的演奏是为了自己得到满足。人们经常应邀聆听他的演奏，其实，此时他是要为某些他高度赞扬其才能、但尚未出名的音乐家扬扬名--用中国今天的话说，也就是当“托”。他嘲笑这种由他自己破费所做的宣传。“他的演奏很好，而我的却不怎么样，但他相信与我同台演出会使他扩大名声。”爱因斯坦自己也被这种不合逻辑的解释逗笑了。
在那次演奏中，他在音乐中沉浸了几个小时，完全忘记了很多人已经拥进他的房间。他茫然地看着川流不息的拜访者，动听的旋律回荡在他脑海里，完全压倒了那些低声的祝贺。
忽然，那位不屈不挠的女士面带迷人的表情站在他面前，热情地说：“教授先生，我希望您允许我下次能再来。”
爱因斯坦平静地回答:“不。”他声音中没有一点严厉、生硬，只是在说一件事实。
他以吃惊的目光盯着这位慌乱、狼狈的女士离开他的房间。
爱尔莎大叫起来:“阿尔伯特，你怎么能这样！”
“可是，她为什么还要再来呢？”他显出一脸诚心诚意的吃惊表情。他不能理解他惹出来的尴尬局面。“我没发现她有再来的必要性。”他好像以那种意识到已有可能获得成功的人所具有的自信，摇着头说。他对一切世俗的考虑都充耳不闻。
很多次，可以说太多次了，人们看到爱因斯坦屈服于看起来毫不值得他重视的请求。他向一位很重要的来访者指出:门就在那里（爱因斯坦宣称他对此人不感兴趣）。
可另一方面，他又会把一位殷切要求见他的可怜的好运之人引进小屋，亲密谈上几小时。
他经常被人指责为天真幼稚，因为他天真地回答匿名人的请求。
爱因斯坦曾经嘲笑妇女，说她们凡事不愿依靠自己，其实他自己也不见得比她们强。他从未学会开车，只能依靠别人，有时甚至是不太熟悉的人开车送他。他对理财一窍不通。至于烧饭，他的才能仅限于热汤和煮鸡蛋。
为了保护爱因斯坦，使他避免各种不愉快的事情，爱尔莎养成了给单独出门的丈夫订好每次旅行的头等车厢往返车票--必要时还得订好卧铺的习惯；同时只给他很少的零用钱。她知道，如果她不这样做，带给他的钱就会全部被用来帮助某个穷苦落魄的人，或者街头的乞丐。
可是，有一天，爱因斯坦正在伦敦，突然决定到布鲁塞尔去。当时他手头有很大一笔钱。可惜，用他的话说，他大概遇到了很多“需要它”的人。当他去买到布鲁塞尔的车票时，手里的钱除了能买一张三等车厢的票外，只剩几法郎了。
他到达布鲁塞尔后，在街上徘徊了一段时间，想找一处便宜的住所。最后，走到了一个贫民窟。他浑身是灰，头发蓬乱，衣服破皱，除了手中拿着一只小箱子外，什么都没有。
他找到一个店主问:“您有电话吗？”
“电话在酒吧间。”
“您知道怎样接通莱肯吗？--对，是莱肯城堡。”
“王室住所？”那位店主和坐在酒吧里、已先来的顾客互相交换着吃惊的眼神。
通过电话间大开着的门，他们听到这位流浪汉似的毛发粗壮的外地人在找陛下--他们的王后。他是个疯子呢，还是个无政府主义者？最大可能是个疯子，也不排除是危险分子的可能。
爱因斯坦出了电话间，看到门口聚集了一大群人。就在他与电话紧张搏斗的时候，这个新闻已传遍整个地区。两个警察站在门口，在等一辆救护车。
“我肯定看上去太可疑了。”爱因斯坦笑着摇摇头，回忆着这段荒诞的经历。他大概在暗中得意:总算有一次没人认出他来。
一次奇怪的插曲。
在爱因斯坦和女人之间所发生的最奇特的一件事情，要数一位俄国难民尤金妮娜·迪克森对他发出的一系列威胁。
她先在一封信里宣布，由于爱因斯坦的那些针对布尔什维克的无礼言论，她要向他面对面地讨个说法。在另一封信中，她又指控他为冒充物理学家的俄国沙皇的特务和煽动者。最后，她又说她还要和他讨论一个私人问题。
爱尔莎非常害怕她的到来，爱因斯坦则认为这个女人一定是发了歇斯底里或者头脑不正常。
一天早上，爱尔莎一开门就看到尤金妮娜·迪克森站在她面前，挥舞着一枚很大的帽饰针。经过一番挣扎，爱尔莎缴了她的械，并叫来警察把她带走。
爱因斯坦当时不在场。在爱尔莎告诉他这件事之后，他就到警察局去要求控告尤金妮娜。他还到关押尤金妮娜的牢房去看她。她承认自己搞错了，因为他的鼻子比那个沙皇特务短多了。不过她又说爱因斯坦是她过去的恋人，他和她生下一个孩子后就抛弃了她，那个孩子后来也死了。她求他不要让人把她关进精神病室。爱因斯坦说他将尽力而为，然后就出去买了一些她需要的东西。
后来有位俄国记者告诉爱因斯坦，尤金妮娜曾试图用一支没上子弹的手枪刺杀俄罗斯驻法大使。不过法官认为她是个疯子，于是就把她给放了。她还控告一位前沙皇政府的大臣，说他和她生过一个孩子，后来又因为政治上的原因杀死了这个孩子。
那次事件发生后不久，爱因斯坦去瑞士的达沃斯演讲。他在提着手提箱冒雪赶路的时候，突然感到心脏严重不适。回到柏林后，普莱施医生诊断出他患有心脏扩大症，要求他吃低盐食物。在以后的4个月里，他大多数时间都是在床上度过。当然，他绝对没有因此而停止工作。同时，他又一次得到了爱尔莎和家人们很好的照顾。
爱尔莎的优点与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