阳翰笙（1902—1993），宜宾高县人，原名欧阳本义，字继修，笔名华汉等。编剧、戏剧家、作家，中国新文化运动先驱者之一，抗日战争期间曾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主任秘书、文化工作委员会副主任、中国电影制片厂编导委员会主任等职，1949年以后曾任中国文联秘书长、副主席等职。创作《华汉三部曲》《前夜》《塞上风云》《李秀成之死》《天国春秋》《草莽英雄》《两面人》《槿花之歌》等20多部小说、大型话剧和电影剧本；创作和领导拍摄《八千里路云和月》《一江春水向东流》《万家灯火》《希望在人间》《三毛流浪记》《北国江南》等优秀电影。
从小喜爱读书看戏 为写《草》打下了基础
阳翰笙是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先驱者之一、文艺界卓越领导人、著名戏剧家。在20世纪40年代，他以家乡宜宾的生活为背景，以“保路同志会总会长罗先青”为原型而创作的大型话剧、电影剧本《草莽英雄》（以下简称《草》），就是他一生的代表作。从中我们可以寻觅到翰老创作《草》的情结……
1902年，阳翰笙（原名欧阳本义）生于高县罗场镇。他父亲欧阳静波经营丝茶生意，家境小康。阳翰笙是家里的长子，从小就聪明伶俐、好问好学，很受全家人喜爱。他的母亲周淑贞，知书达理，贤淑善良，母亲更爱这个长子，对他教益甚多，影响很大。
周淑贞读过三年私塾，看过《三国演义》、《水浒传》等小说。在阳翰笙很小的时候，母亲就把小说中那些人物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揭竿而起，聚义结盟的故事，经常讲给他听。特别是母亲常常向他讲述亲眼看见太平天国起义军，路过高县罗场时的悲壮情景和传奇故事，深深地吸引着童年时代的他，在他稚嫩的心田上，就播下了拯救民众的种子。
阳翰笙6岁时，被送入私塾读书，老师是他的堂祖父，是个秀才。他进入私塾后，开始读《三字经》。先生坐在椅子上，摇头晃脑、长声吆喝地念：“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他也跟着念，像唱戏的人那样，摇晃着小脑袋，脑袋后面的辫子也跟着甩，眼睛翻动，张着嘴巴，神态滑稽，样子好笑。先生看着他读书的样子对他说：“欧阳本义，你哪像在读书哇，我看你像在唱戏文，说不定你长大后，能成为一个演戏的……”
罗场是个大镇，那时就有4000余人。因此，逢年过节时，大户人家就必请戏班子到罗场唱戏，这成为当地人精神生活中的重要活动。
阳翰笙的母亲喜欢看川剧，这对他的影响更大。高县罗场是个川剧氛围极其浓郁的地方，各种川剧组织活动尤为活跃，当地的人们可以说对川剧情有独钟，玩友痴迷盛行。他在青少年时期受到了这样人文环境的熏陶，并在母亲的感染之中，自然而然就成了一个喜爱看戏的“戏迷”。
阳翰笙就经常跟着母亲一起看戏。他看不懂的戏，母亲就耐心地给他讲解戏里的人物和故事。往往有些戏目，他就反复地看了几场、甚至上十场，戏中有些台词他都能背了，表演的动作也学了不少。
筠连县城距罗场30来里路，每逢过年筠连都要唱大戏，从外地请来戏班子，一唱就三四十天。小时候阳翰笙就常跟随父母到筠连去看演戏，而且是连续看戏，戏中演出的故事和人物情节，让阳翰笙幼小的心灵上，受到了深深地感染和强烈的震撼。
稍大一些时，阳翰笙书读多了，母亲给他讲的故事多了，他对事物的认识也深入一些了。凡是母亲读过的书，看过的戏都讲给他听，讲的民间故事还带有一些文学色彩，这就是小时候生活给他上的启蒙课，这对他日后的思想发展，寻找的人生道路都不无关系。
阳翰笙从小接受中国传统文化的教育，他欣赏川剧虽是一种娱乐性的活动，但与传统文化知识有机地结合起来，便形成了自我的审美意识。他在童年时代所受川剧艺术的熏陶，让他感受到川剧的独特魅力，得到戏剧的良好启蒙。
15岁的阳翰笙从高县小学毕业，随即考入宜宾的叙府联合中学。当时，宜宾比较繁华，城里街头巷尾不仅盛行打锣鼓，而且到处的茶园都有川剧表演，本地和外地来的川剧班社的演出很多，随处可见，他就兴趣十足地、经常找机会前往观看演出，这无疑让他更进一步地受到了艺术潜移默化的影响。
1920年，阳翰笙从宜宾走向了外面的世界，先后在北京、上海求学，并在上海大学读书期间加入了共产党。从此，他奋斗在革命的道路上义无反顾……
阳翰笙曾经在日记中写道：“我那《水浒》似的故乡，高县的罗场街上，人们对川剧怀有特殊的兴趣爱好，从小耳濡目染，深深地影响着我，为我的小说、戏剧、电影创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耳闻目睹起义军 成为创作《草》的雏形
1935年，阳翰笙被国民党抓捕，后保释在南京软禁3年。当时政治环境险恶，经济上异常拮据，一家4口人的生活完全靠稿费维持。
1937年1月春节来临，需要一笔钱来开支，但阳翰笙一家生活很清贫，有时快接不开锅了，不免有点为生活所需而发愁。就在这个时日，阳翰笙的妻子唐棣华的堂兄唐槐秋从上海来南京。唐就对阳说：“翰笙，这次我来是给你带来一个好消息：‘联华公司’的老板找到我说，他想请你写个电影剧本，问你愿意不？”
“谢谢兄长的帮助，我十分愿意，现在家里正愁没有米下锅的。有老板要我写剧本，就能解我家的燃眉之急了。还有，我现在又没有工作，正准备找事情做的。”
“你同意就好，看来这事能成的。”
“你知道‘联华公司’想要什么题材的剧本？”
“这个他们没有特别的要求，说是只要剧本好，拍摄出来的电影能受欢迎就行！他们知道你是大剧作家，以前写的剧本就很能卖座的。”
“如果是这样的话，我想把我从小就在心中酝酿、构思了很久，但一直尚未写出的‘草莽英雄’故事，这次把它写出来。”
“草莽英雄是个什么故事？请你讲来听听。”唐槐秋往前凑了凑，脸上流露出惊喜的神情。
阳翰笙笑了笑地说：“唐兄啊，艺术来源于生活，这句话是真的。这个故事不是我凭脑壳空想的，也不是我编出来的，而是跟童年时期在老家罗场的一段经历，所见所闻有关的，说来话长啊。”阳翰笙沉思一会儿，慢慢地抬起头，目光移向门窗，仿佛把眼光放出窗外，通过天空的时光隧道，去追寻那遥远的往事。
唐槐秋的思维，随着阳翰笙的讲述，把他从南京引导到了遥远的四川高县，宛如看到那场波澜壮阔的“保路运动”，像电影镜头，一幕一幕地呈现在他们的眼帘——
1911年，清朝政府宣布“铁路干线国有政策”，必需由国家收回，并强收川汉、粤汉铁路为“国有”，旋与外国订立出卖合同，公开出卖铁路修筑权。因此，全国保路风潮随之兴起，尤以四川最为激烈。
家住高县蕉村场的罗先青，以零售食盐为生。罗平时为人仗义，济困扶危，好打抱不平，当地人以“小宋江”相称。他被推选为高县保路同志会会长，响应“同志会”号召举大旗，兴义军，推翻清政府，建立新民国。
罗先青亲自带领几百人的队伍，从蕉村出发直取筠连。筠连县令闻风丧胆，连夜乔装打扮逃走。起义军深得群众拥护，取高县、克庆符、攻珙县，势如破竹，名声大振，队伍像滚雪球似的增加，川南各县拥戴罗为“总会长”。
罗先青的队伍军纪严明，一路秋毫无犯，于4月下旬进驻宜宾市翠屏山。旋即，得四川保路同志会密令，要罗急速收复川南各地，将队伍整编后去成都会师。而这时，他的队伍中“有个变节的人”早已暗中同官府勾结，突然偷袭罗在山上不足百人的队伍。罗身先士卒，英勇战斗，从早到晚坚守阵地，最终被流弹击毙，壮烈牺牲。
“罗先青打下筠连后，带着威武雄壮之师，从我家乡罗场经过。他们手持长矛大刀，激昂慷慨，义愤填膺直取庆符、宜宾。人民夹道欢送，鞭炮声响了一夜。第二天，街上鞭炮纸铺了几寸厚。可是不久，起义军失败了，抬回一具具尸体，一路滴的血把田坎都染红了。见此惨烈情景，我那颗愤怒的心简直要爆炸了。”
——摘自阳翰笙日记
阳翰笙从小就产生了强烈的欲望，今后一定要写出歌颂家乡保路同志军罗先青的起义壮举，让世人知道这场辛亥革命的前奏曲响得多么壮烈。
《草》故事的主人公罗先青原型的家，离阳翰笙的家大约20多里路程。当时只有七八岁的他，耳闻目睹了罗先青领导的那场悲壮惨烈的农民起义，这是他从小受到的革命启蒙教育。
阳翰笙在10岁之前，他就常听到老人们讲关于罗先青的故事，他还耳闻目睹地看见个这类草莽英雄演绎的活动。
阳翰笙创作的《草》，虽然最终修改完成于1942年。但这个故事的雏形，在翰老的孩提时候就萌发了。此剧主人公罗先青举义起事，在同盟会的影响下组织领导保路同志会、同志军，最后英勇牺牲确有其事。
随后，阳翰笙应“联华公司”邀请，就把罗先青领导的保路反清斗争的悲壮故事，第一次以电影故事形式展现。于是，他很快就写成了电影剧本《草》的初稿，这家公司就预付了他300元大洋的稿酬，并特邀当时的著名导演孙瑜执导，但这次因故《草》没能拍摄完成。
“皖南事变”后，阳翰笙在重庆负责“中华艺社”的领导工作。在这个期间，国民党反动派在重庆也加紧制造白色恐怖。我党为了保护好阳翰笙，让他暂时避开敌人的刀锋，就安排他回高县探亲。他回到老家罗场住了约两个月时间，在这个期间里，他到处去搜集了大量的有关罗先青和保路同志会的素材，并到当年罗住过的山洞，进行了实地考察，还参阅大量有关资料，了解当地哥老会的情况等。这次回家探亲，无疑对《草》后来的创作修改成功，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从《草》的构思到定稿，阳翰笙惨淡经营多年，反复推敲，多方征求意见，几易其稿。而当时虽然他住在重庆，但生活条件比较差，加之身患肺病、眼病也十分严重，更加上重庆“火炉”的赤热酷暑，以及整天繁忙艰辛的工作，可想而知，他是在何等的艰难困苦中才完成了这部作品。
从石缝里长出的奇花 《草》终于与观众见面
阳翰笙创作的《草》，反映了腐朽的清朝政府卖国求荣，出卖川汉铁路筑路权，而引发的一场保路爱国的革命风暴席卷全川。罗先青（《草》剧中的主人公）是川南六县保路同志会总会长，他刚毅强悍，是位草莽英雄，带领队伍与官府展开你死我活的斗争。
罗先青的义兄陈竟成被清兵统领李成华杀害后，派同盟会员唐彬贤赴川南协助开展运动，不幸被捕。罗得知后立刻派陈的三妹和骆小豪前去营救。在清兵押解途中，救出唐彬贤。唐进入罗的队伍后，遂之两人结义兄弟。
死囚唐彬贤被劫，惊动了李成华。李率清兵强行搜查罗先青家。罗怒不可遏，挥刀欲搏。正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县知事王云路前来罗府出面调解，避免了一场血光之灾。王出面阻止了“一场血战”，罗对王心怀感激，甚至想起义时拉拢王做内应，遭到唐的反对。
正当武装起义准备就绪之时，一个潜在的阴谋孕育成熟，骆小豪已变节投敌，暗中勾结官府，以缴获罗总会长。罗在与各江湖码头的舵爷正式建立保路同志会的结拜会上，李成华突然率兵，包围了罗府。罗将计就计，以反包围战术，将李成华打得溃不成军，仓皇逃窜，罗率军乘胜追击，直奔川南重镇叙府城。
然而，由于内奸作祟，义军不幸中了埋伏，死伤惨重。正在这时，王云路派人前来议和，盛情邀请罗先青进叙府城。罗未加仔细考虑斟酌，擅自做主，立即答应进城。罗等众首领在王等官人的恭候下，昂首阔步地进入叙府城，王将李成华献祭，以骗取罗的信任，认为王是真心向他靠拢。
王云路一天请求辞官告老还乡，罗先青信以为真，执意要送王到合江门码头。王又施一计，邀请罗上船相送，罗就豪爽地答应了，同王一起迈进靠江的一只船上。谁料罗刚踏进船舱，突然生变，几十个官兵举枪对准了罗，一举擒拿了束手无策的罗总会长。起义军一时失去了主帅，整个队伍处在极度的慌乱之中。
阴险歹毒的王云路，就在这时写出一封“真心诚意”的信，信上称他与罗总会长交往情深，不会陷害罗的，只是奉命要抓“革命党唐彬贤”，叫起义军把唐送进城里，交换罗先青。
为了救罗总会长，这群草莽英雄个个心切，人人觉得该“换人”，没有想到是官军的阴谋，就逼迫唐彬贤下山，进城换被关押的罗先青。面对心急如焚、激愤的草莽英雄们的“逼上梁山”，唐明知这是一个阴谋，但他为了这支革命队伍的生存，保存有生力量，他就义无反顾地“自投罗网”。这时，在翠屏山上的起义军才知被王云路欺骗，唐有去无回，也没有换回罗的安危，让他们两人都为反清爱国大业，奉献了宝贵的生命……
阳翰笙在创作《草》时，一直受到我党南方局和周恩来的关怀和指导。周在红岩村八路军办事处，主持了剧本讨论会。在讨论会上大家都给予了一致好评：认为《草》是作者“全部作品中最成功之作，没有一个多的人物，没有一个多的场面，也没有一件多的细节，是一部很完整的艺术品。”
周恩来也对《草》反映的悲剧色彩、历史背景等问题作了精辟的分析，并结合当时农村建立游击队开展的武装斗争，给予此剧较高的赞许和鼓励：《草》暗示了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只有在无产阶级领导下才能取得成功。当然，周也对该剧提出了一些修改意见。之后，他还为《草》的上演四处奔走，积极呼吁。
当阳翰笙把修改好的《草》送审时，却遭到以潘公展为首的国民党“审查委员会”以“鼓动四川人民起来暴动，妄图推翻国民党政府”的“罪名”，通令“禁止出版，禁止演出，没收封存原稿。”
《草》这一禁就将近3年，直到1945年8月，毛泽东在重庆与蒋介石谈判签订了“双十协定”以后，该剧才得以复活，上演时获得了巨大成功，几乎场场爆满，引起不小轰动，年底剧本也才由“群益出版社”正式出版发行。
1983年5月，81岁高龄的翰老，率中国文联访川代表团到成都后，宜宾方面就请他回来看青年川剧团，排演的川剧《草》。那时候从成都到宜宾还没有高速路，是一般的普通公路，路况很差，尤其是自贡到宜宾这段，路况不好走，颠簸很大。可翰老还是一路风尘仆仆，高高兴兴地到来了宜宾。
阳翰笙一行当天到了宜宾吃了晚饭后，不顾一路辛劳，坚持说当晚就要看川剧《草》。宜宾方面只能满足翰老的要求，当晚就在金江剧上演了《草》，阳老一直专注用心地看完了全程的演出，演出结束后，又高兴地同全体演员合影留念。
在阳翰笙看了《草》后，第二天宜宾方面还专门召开的座谈会上。会上阳老热情洋溢地说：我回家乡就是想看你们演出的川剧《草》，我不是担心你们演得好不好，主要是担心从话剧改编成川剧还没有经验。昨晚我看了戏，心里就踏实了，你们改得不错，川剧味很浓厚，我觉得你们演出得很好，我十分地高兴。
1986年，峨眉电影制片厂将《草》拍成宽银幕故事片，许多拍摄现场都是在当年罗先青活动的场地，如宜宾的翠屏山、真武山等地拍摄的，还有罗家大院拍摄选址就是在江安夕佳山拍摄完成的。
《草》拍摄成电影后，翰老看了几次样片，曾满意激动地说：终于圆了我近半个世纪《草》的电影梦。昨天的“保路救国运动”和今天的“振兴中华”，是我们伟大民族精神的延续，值得发扬光大。
电影《草》上演后，反响十分强烈，直至近些年，一些电影院、电视台还在播放此片，仍有较高的观众和收视率。其根本原因是有革命的思想性，有较强的价值追求，使作品获得了超越时代界限的强大艺术力和生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