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后早晨的气味
以色列作家奥兹的小说里有个词，叫做“后早晨”的气味。
《爱与黑暗的故事》里，有很多生鲜的词组，这是其中的一个。
它是整部小说的时代和情感背景。我百度了下，未果。
生硬地解释一下：“后早晨”，是一个滞后的，降温的，激情时代的灰烬物。比如，燃情岁月是：二战时，很多犹太人参加地下抵抗组织，集体加入盟军反纳粹部队，之后非法移民巴勒斯坦，新农村建设，与阿拉伯五国殊死搏斗，热血，臭汗，喷薄的斗志。“后早晨”则是：1947年，联合国的分治协议通过，以色列建国。虽然有了自己的土地，可是犹太人的生活却破败，黯淡，阴霾。在这个时代里，只有发钝的剃须刀片，没有味道的牙膏，代乳粉，代蛋粉，廉价的饲料样的鱼片，粮油票证本，食品配给，杂货店前的长队，黑市上的交易，卑琐的民生，以及发育不良的精神与身体。
奥兹写他妈妈的笑，“她看着他，可是她的微笑里没有笑”。又想起一句反向的话，好像是张爱玲写的？一个恋爱中的女人，“她分明没有笑，可是眼角，唇角，都是溅出来的笑”。
奥兹妈妈，那时已经是抑郁症后期了。她是个波兰磨坊主的女儿，在契诃夫和巴尔扎克式的壮阔诗情中长大，又被布拉格的老欧洲情调催熟过，最后来到了耶路撒冷，这个群山环绕的贫瘠地带。四周全是山，还有岩石和沙漠，英国人，阿拉伯人，地下斗士，黑夜里机关枪齐发，人肉炸弹，胡狼的嗥叫，汽油弹照亮了夜空。沙土袋堵住了窗口，厕所里的脏水流到脚边，整整一年多，他们在阿拉伯人的封锁之中，连肉都吃不到。奥兹爸爸，是个口才卓绝的学术狂人，话篓子，婚姻是他一个人的单口相声。他需要的，只是一双大容量的耳朵，不是一颗善感的心。
当爸爸总是找借口会客，交游，出门，当他不停地换新牌子的剃须水，新衬衫，每晚出去会婚外女友的时候，“后早晨”
的气味，也就越来越浓郁了。对一些人来说，它是隔宿的污浊空气，对敏感系数太高的人来说，就是致命的煤气。
妈妈自杀时，奥兹12岁。24岁他写《我的米海尔》，那本书里汉娜的原型，就是他妈妈，她不堪忍受无色彩的黑白肥皂剧婚姻，像只缺氧的鱼，日渐消沉。我的朋友二丫说这本书写的不好，隔着玻璃，不能触摸。我在想，这个玻璃，就是24岁的奥兹，离自杀事件还不太远，无法平和地浸入。
妈妈的自杀，是奥兹童年的阴影。他生她的气，因为她不辞而别，没有拥抱，没有片言解释，而在平日里，即使对完完全全陌生的人、送货人，或者是门口的小贩，妈妈也总是送上一杯水，一个微笑，或是三两个温馨的词语。在奥兹的整个童年，她从未将他一个人丢在杂货店，或是丢在一个陌生的院落，一个公园。而这一次，她转身就走了。直到晚年，他才能潜入水底，去打捞。《爱与黑暗的故事》，从妈妈被欧式激情滋养的童年写起，一直到这条纤细的诗意成长线，被耶路撒冷粗糙的日常生活彻底摧垮。
他回想着妈妈的孤独，她整夜地看书，她说书永远不会不搭理她，转身抛弃她。爸爸偷情的夜晚，她赤脚在地板上走来走去，用家乡话，对着自己小声唱歌。作为孩子，奥兹有被弃的羞愤，作为男人，他用了毕生的时间，溯源她自杀的情绪源流。
奥兹写妈妈自杀这件事，从头到尾，只用过一次“自杀”
的字眼，其他都是姿态较为中性，少谴责意味的“去世”，“过世”。写他爸爸的不得志，最重的话也不过是“他是个没有创造力的学者”。因为这种“差一步”，奥兹老是抓不到痒处；也正因为他总是“差一步”，我还会继续把奥兹读下去。
二耶路撒冷异乡人
奥兹的《爱与黑暗的故事》，写的是最早一批移民到耶路撒冷定居的欧洲犹太人，他们的不适和失根的痛苦。去年我又读了《耶路撒冷异乡人》，这本书是个以色列籍的巴勒斯坦裔作家卡书亚写的——对我这种政治盲而言，看这本书之前还得稍微补习下巴以关系，耶路撒冷东西分治之类的常识，不然根本就看不明白。看完之后，突然想到，因为犹太人的财力，势力，发声能力都过于庞大，以至于我都忘记了，以色列还有很多，失去家园的巴勒斯坦人。他们在自己的国度里，也成了异乡人。奥兹笔下的流亡感来自犹太人的无根，而卡书亚写的是阿拉伯裔在犹太人掌控的耶路撒冷的异乡感。
巴勒斯坦人，长期忍受着不公正的待遇，包括被剥夺土地，限制受教育权利，每天过边防时必须被查身的屈辱。他们入以色列籍贯，却没有与犹太人平等的地位，上学时只有犹太新年颂却没有阿拉伯文学，考试或工作必须使用希伯来文，即使侥幸通过学业竞技获得成功，就像小说里的律师，也仍然保持着对音乐，文学和戏剧（犹太式文明）的疏离感。在一切有序上升到预计目标之后，这个开着奔驰住着洋房的巴勒斯坦成功者，发现自己的妻子莱拉有可能与埃米尔有过外遇。而埃米尔，则是更多的以色列籍巴勒斯坦后裔的代表，他是个混迹底层的loser，住着群租房，母亲被家族驱逐后只能靠卖淫养活他。他为了谋生，去照顾一个植物人，犹太人尤坦纳。
不过，比起志满意得的律师，我倒是更喜欢埃米尔的内秀。
小时候他想学钢琴，可是妈妈只买得起玩具键盘，被老师拒绝后他回家的交代是“老师说我不够优秀”。长大以后他仍是害羞到不能在喜欢的女孩面前吃饭，公车上他得先跳下车再重新上车，因羞于让女孩侧身而过；可是他内敛中自有缤纷的内心。“乘车途中，我一直埋首于我的嗜好：观察住家，在一片漆黑建筑中，找点了灯的房间，人影和电视机的光，好奇室内有怎样的人，他们的房间暖和么？身边围绕着孩子么？一起做功课看卡通么？”
这习惯和埃米尔很配。
他穷又自尊，偷穿了雇主的鞋子去约会莱拉，却不发一言，“我们之间唯一的交谈，是她高跟鞋的叩叩声，和尤坦纳皮鞋的吱吱声。”七年后莱拉的律师丈夫问及此事，他说不记得。因自知不能给对方未来，所以不言爱，因怕破坏对方家庭，所以不记得，爱到不言爱，不记得，这就是在公车上会揣想灯下景象的，害羞而内在丰富的埃米尔。而这无声的善意，会打动那些珍惜善良品质的人，比如我，比如尤坦纳的妈妈。最后，在尤坦纳去世时，他在尤坦纳妈妈的默许和配合下，取代了尤坦纳的身份，成了一个地道的以色列犹太人。
三何处是我家园
1992年，爱德华·萨义德重回耶路撒冷，手持美国护照，官员问他何时离开，他说1947年，问他此地可有亲戚？答曰一个都没有了。那些失去土地的巴勒斯坦人，当然也包括爱德华·萨义德的整个家族，无国无身份证，只能出外旅游，困在加沙地带，寄居在黎巴嫩、约旦、叙利亚的难民营。以色列重得耶路撒冷，巴勒斯坦人却失去了他们的迦南。
很奇诡的是爱德华·萨义德对巴勒斯坦文学的一段评述：“令人惊讶的是，巴勒斯坦散文和散文体小说在形式上的不稳定性。在小说中，为了完成某种形式，作者们努力创造一个连贯的场景。这种叙事会战胜表达现状的理论上的不可能。迫于生活的离散和混乱，巴勒斯坦人必须为自己开凿道路……巴勒斯坦作家卡法尼的句子表现了这种不稳定——现在时服从于过去的回声，视觉动词让位于听觉或嗅觉动词。以这些努力抵抗现实，保卫过去那些珍贵的片段……巴勒斯坦的文学不是逐步有序的陈述，而是破碎的记忆，断续的结构，自动上演的证词。”
生存居然会影响到文学的状态。这种颠簸让我思考了很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