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间豪华别墅的首席仆人自然是管家，而城中房子，最重要的仆人是厨师。她有自己独立的卧室，人们必须称呼她为太太，而不可以直呼其名。她的年薪是四十五镑。每天早餐时，她与女主人会晤，商讨今天的菜单。两名女仆，是做杂务的，贴身女仆负责为女主人打水，穿衣，收拾房间，年薪十六镑。另外一个做粗活的，洗衣服，刷地，给厨师打下手，她的年薪是十二镑。有孩子的家庭，另外还有两名女仆，一名是保姆，一名是家庭教师。小孩的房间有两个，一间是儿童室，一间是夜室。前者供白天学习，后者供夜晚休息。十八世纪的父母不带孩子，每天下午见面两个小时，相处下。”
以上这段说的是十八世纪的英伦，关于家庭教师的境遇。
家教的地位其实尴尬，类于女仆，低于管家。彼时欧洲风气普遍如此，跨欧亚两洲的俄罗斯也一样。现在，我来说说精神哺育了俄国作家的家庭教师们。在旧俄时代，有钱人家普遍请家教，他们有男有女，教授不同科目。一些是大学生，比如契诃夫的哥哥就做过住家家教，酬金是食宿免费。也有外国家教，比如外语老师。一个家里可以同时有几个家教，不会说俄语的家教还需要会俄语的家教辅助工作。
俄国地跨欧亚，对欧洲文化有自卑感，上流社会普遍讲法语，家家都会请法语家教。还记得《安娜·卡列尼娜》么？故事的开篇，就是安娜去救场，她哥哥和法语家教有了婚外情。
内米洛夫斯基的妈妈附庸上流社会价值观，只说法语，看法国戏剧，用法国化妆品，给女儿找的家教当然也是法国人。内米洛夫斯基在说俄语之前，就会说法语了，连做梦的呢喃都是法文，战时雷诺驻俄工厂的工人罢工，群情躁动，她却暗暗希望法国人获胜——她骨子里也觉得自己就是个法国人。她后来以法语小说成名不是偶然。她妈妈淫荡多情，常常夜不归宿。尽母职的，就是这个家庭教师。内米一直是把法国家教泽泽尔小姐当妈妈的，晚祈的时候，祷文里的母亲名字都偷换成她，紧张的时候也会去拧她的衣角。在国外旅行，妈妈住豪华宾馆，她和泽泽尔住在较次的地方。内米长大后，泽泽尔被一笔养老金打发走，在把青春献给一个无血缘的孩子之后，飞鸟尽，良弓弃。这是家教通常的结局。
纳博科夫的家教，倒是很美好的回忆。那是一个胖小姐，用哮喘的嗓子给纳博科夫读了七年的法语小说……看纳博科夫调侃她，“一座小山一样的身体，唯一运动的部分是那个下巴上最小的真下巴”，像是讥讽，再看不像，倒是像男孩子羞于表达感情时的涩。家教来到俄国时，只会说一句俄语“在哪儿？”回到瑞士前还是这一句。在异国时她充满了不安全感，别人一用俄语说话她就疑心是排挤，回到瑞士她发现自己已经被不熟悉故土了。
《说吧，记忆》差不多是我最喜欢的一本纳博科夫，因为里面充溢着爱，对父母，童年，圣彼得堡，还有家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