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中国传统士大夫，承儒学教养，以淑世为志节。儒家出于司徒之官，自古天职即以化民郅治为理想。出为官师，以亲民治事，正是儒家历来传统。若得施展所学，亦极合于生平愿望。既已为民兴利除害，又可为国报效辛劳。
中国传统士大夫之知识基础与人品道德之修养，均以儒学经典为培训根本。自幼勤学苦读，备为立身处世之参考依据。惟即志在匡世安民，献身国家，则一切吏治政术之典章，人民疾苦之因由，国家处境之实况，均须详加考究，洞悉原委。凡此阅历，实又须在儒学经典之外，获取充分知识与深刻了解。于是上自朝政盛典，下至小民生计，无不留心考察，审计得失。
就明清两代士大夫沿习传统而言，士人既志在入仕，而专制朝廷乃设计重重考试，导引之以循一定之进程阶梯，诱致尽纳于科考一途。层层形成之段落，各有一定之体制名义，并形成不同之社会地位。既入仕途之后，官场传统体制习气，又有种种地位、格局、名义、礼节。士人既欲拯救黎民，效命国家，惟有循行科举道路，方可达成目的。大致而言，明清两代士大夫多视科举为其建功立业之重要途径，并形成普遍风气。
当时士大夫共通之点，粗略可见者约有数端。其一，无论何时必自视为儒徒，并以儒门传人自信自持，以为荣崇。其二，关心国政民生，热中仕途，贡献智慧，施展才能。其三，进而入仕，退而任教。若无力治民，仍愿出而教民。其四，行有余力则以学文。以从政施治之余力余财，助成教育与文献之推广。其五，穷则独善其身。天下无所用之，退而著书立说。其六，一旦国家乡邦遭逢世变，无论在何境况，自愿挺身担当，出而拯焚救溺。凡此皆出于历代儒徒辗转熏陶教养，互相影响而得。其间虽不免有伪儒瞀儒之流，滥竽充斥。然一般形成儒徒要求之一定舆论，在十九世纪以前，实无人敢于冒犯。
往日治湘军史，见其领袖分子，俱为儒生文士，并非武将，何以竟敢承此大任。然在儒生而言，当情势紧急，首须出面承当，再计其他。回观历代史实，不乏往例可采。实为儒生共通志节，并非湘军独有特色。
中国近代巨变契机，始于鸦片战争，中国世局，迅速逆转。士大夫当此潮流冲击，所采态度，所展智术，无不来自传统知能，固有修养。正可见未经西化之前中国士人面对新世局之适应与对付。足以提供后世参考比较。
明季清初以来，儒生感于亡国之惨痛，极意反省前朝之弊政，检讨败亡之因由，种种思考流趋于经国济世之思想。然既讨论国家政治，不免触犯清室统治忌讳，又在清初诸帝高压政策之下，未能获得继续发展。直至嘉庆初年，各地教乱纷起，国力衰竭、国政窳败之象，已完全显露。于是纾解民困、安定民生之思考再起。国政要典之治河、运漕、盐鹾、边政、吏治、田赋、保甲、赈灾、殖荒等问题，均被一一提出，各出奇谋，为拯民济世献议良策。遂于清中叶嘉道两朝，形成一代之经世思想。其时关心民瘼熟论国事者，仍俱为朝野之知书儒士而已。
经世思想，涉及广泛，举凡国家庶政，以至小民生计，全在思考检讨之列。儒生事功，淑世勋猷，俱当以亲民亲政见其实绩。既不空言义理，亦不钻求考据，而实事求是，施治安民，正为经世家置身立命宗旨。至今日所谓之政治思想与社会思想，或应具有同等意义，而其间纯然大别之点，则前者为儒生性命志节之所钟，后者不过学派主张个人政见之表达。当亦可谓：差之毫厘，谬以千里。
姚莹生当乾隆之末，殁于咸丰之初。适于嘉道两朝，为其入仕亲民阅历庶政时期。其吏治经验，颇有论述，值得参考。尤其遭逢鸦片战争之变局，与外国有所接触，则其应变之方术、对外之观点，俱出于其固有知识，传统经验。正可概见儒生对外之态度与应变之能力。姚莹为经世思想家之一，自宜就其思想言论，分析研讨，以备与同时代人物会观比较，俾能深入认识经世思想之内容与意义。
二、为学宗旨与立身志识
姚莹字石甫，号明叔，晚号展和。又以斋名十幸，自号幸翁。安徽省桐城县麻溪人氏。生于乾隆五十年乙巳十月初七日（1785年11月8日）。嘉庆十年（1805）以府学试第一名入庠。嘉庆十二年（1807）赴金陵乡试，取中第十八名。嘉庆十三年（1808）二十四岁，在京春闱中式，殿试获三甲进士，分班铨选，以为仕途准备。姚濬昌：（姚莹）《年谱》，页1—6。本书收入《中复堂全集》附录，不分卷，为莹子濬昌据姚氏《痛定录》稿所撰。
姚莹身材短小，而目光炯锐，謦欬洪亮。守家传诗古文之学，尤留心诸经大义，不为琐屑之考据。曾祖讳范，号“姜坞先生”，江南名儒，入乡贤祠，清史有传。姚莹最为服膺，奉为家学所宗。惟亲承从祖姚鼐授教，亦为其诗古文传人。
徐子苓：《诰授通议大夫广西按察使姚公墓志铭》，收入《中复堂全集》附录（按：徐氏合肥人，姚莹门人）。“先生状短悍，视炯炯，发声如钟。少学于其从祖姬传先生。与其乡方先生植之（东树），刘太学孟涂（开）友善。博闻多通议论，岳岳不少挫。”
桐城诗古文，为天下文章大宗。姚莹为其嫡传，世人崇重有加，惟姚莹个人实欲上绍曾祖姚范之儒学，所志在道而非诗文。观其嘉庆十九年（1814）与张阮林书可知：
仆承家业治经史为诗古文之学三世矣。从祖惜抱（鼐）先生以诗古文鸣海内，学者多宗之。独先曾祖范之学久晦不章。一二巨公，颇以不见遗书为憾。良由生平绪论，散见各书，未及撰录故也。昔顾宁人（炎武）没，遗书得门人潘耒刊之，乃行于世。江慎修（永）殁，遗书得乡人戴震表之，以闻于朝。矧为人子孙，而令先业荒坠，不肖滋甚矣。莹虽谫陋，敢不收罗缀辑，以质世之君子。而濒岁客游，不能以书自随，是以纂述久而未成。今具稿约五十余卷，百万言矣。族兄伯以书来云：史馆修儒林、文苑二传，阐发幽隐，命仆以家集上诸公备采择。念书未成，惧不足以表章。然当国史咨求，而无以上闻，是没祖德也。不得已上《援鹑堂诗集》刻本及笔记稿本三卷，假伯以致诸公。而汪瑟庵侍郎先见之，谓必当入传。惜不在史局，未知秉笔诸公以为何如耳。得足下书，始知惜抱先生有请附海峰入文苑传之语。此或别有微意。而足下以为先曾祖校论诸书，今时诸君子多未能窥见涯涘者。若仅以诗文入传，是以精深之学，转为辞章掩矣姚莹：《东溟文集》，卷三，页2—3…
同一函中，姚莹所表道功之论，以与文家区别，辨析十分明显，亦足可见姚氏为学之宗旨：莹闻君子立学传于后世者，道也，而不在文。功也，而不在德。道功天下之公也；文德一人之私也。道足以继先哲，功足以被来兹。若此者已不必传，天下傅之文者，载道以行。舍道以为文，非文也，技耳。技不足传君子。若夫德修于身，所以成己，非以为名。故曰：遁世不见知而无闷。同上，页3。
姚氏另与吴子方书，并申说研习诗古文之用心所在：仆少即好为诗古文之学，非欲为身后名而已。以为文者，所以载道，于以见天地之心，达万物之情；推明义理，羽翼六经，非虚也。世俗辞章之学，既厌弃而不肯为，即为之亦不能工。意欲沉潜于六经之旨，反覆于百家之说，悉心研索，务使古人精神奥妙，无一豪不洞然于心。然后经营融贯，自成一家，纵笔为之，而非苟作矣。《东溟外集》，卷二，页8。
由以上所举姚氏论学宗旨，当可了悟其志在道学功令，而视诗文为载道之具。虽出身于诗古文名门，并为姚鼐亲授之及门传人，而在姚莹个人，则自有其坚定之信持与明确之分判。
清代文人奔竞于科举一途，以为致身通显唯一捷径。在姚莹而言，自入府学以至考取进士，连年告捷，不出四年，时仅二十四岁。正可谓一帆风顺，少年得志。然姚氏对于科举进身，批评甚烈，盖谓其非学问道术之本，而斥之为“猥俗浅陋”。如其致吴岳卿书云：夫读书不通大义，与不读同；为学不法古人，与不学同。二者不可不择也。古之学者不徒读书，日用事物，出入周旋之地，皆所切究。其读书者，将以正其身心，济其伦品而已。身心之正，明其体；伦品之济，达其用。总之要端有四，曰：义理也，经济也，文章也，乡闻也。四者明贯，谓之通儒。其次则择一而执之，可以自立矣。后世学术纷裂，纯杂多门。然一艺之成，咸足通显当时，称名后世。未有猥俗浅陋如近日科举之学者也。同上，卷二，页1。
姚莹观察取士方术，深知操选举者之诱导与标榜。风气形成，流趋于时文规格之模拟，正见出科举之弊。所谓操选举者，虽非隐指专制朝廷，亦必在于掌文衡之大吏，兹举同一信中所言：国家立法之始，原以正人心厚风俗，使学者服孔氏之遗经，鉴往代之正史。旁逮天文律历，诸子百家之言。皆习而通之，以底于用。故三场试以制义并及诗策。所以求通才收实效也。意岂欲天下之人，尽弃经史子集百代之书。第取所谓鄙儒论说，与夫先辈及近时应试举之文，穷年殚精，吚唔摩拟而已哉。自世之操选举者不能以此意求士，苟以新奇浮华为尚。士人读书，惟知进取为事，不通大义，不法古人。风气一坏，如江河之决，不可复挽。有志于学者，纵不能塞其流，亦不当更逐其波也。《东溟外集》，卷二，页1—2。
科举制艺之浮华造作，不足为实学，姚氏论之，可谓洞澈入微。虽其出身于科甲正途，而并不重视，只不过用为入仕治民，经国济世之门径而已。同上，卷二，页2，同一函件：“夫士人进身之正，舍科举无由，岂谓不讲然后为学哉？鄙意以为讲之有道，不必如世之所云也。今使足下口不绝吟于诗书六艺之文，手不停披于诸子百家之编。轨必遵乎仁义，说必准乎儒先。因端以竟其委，沿流以讨其源。若游乎江海之广，不知其至也。以日而以年。当其未得也，茫乎东西之无极；及其有获也，恍乎左右之逢源。当其难也，发一虑而多窒；及其易也，纵千言而沛然。以求义理则甚精，以求经济则甚实，以求文章则甚茂，以求乡闻则甚广。科举之学，出其绪余而已足，又何全力之攻焉？况乎科举之功，浅而易通。以足下素所制作，即已甚工，所以未得志者，非术之未至，或时有未逢耳。又何疑乎？”
姚莹抱儒生淑世热肠，又当清政窳败显露之时会，乃欲献身国事，经略天下，游宦四方，以酬初志。然辗转仕途，浮湛宦场，历尽轲，徒增忧患。在道光九年（1829），姚氏致书管同（字异之），以言其儒生之基本志节，坚守不渝：仆今年四十五矣。读书二十年，游历仕途，崎岖忧患者又二十年。不应愦愦然，亦窃有微衷。请为足下言之。夫志士立身有为，成名有为，天下惟孔孟之徒道能一贯。其他盖不能以同趋矣。为名计者，谨言行饰廉隅，此乡曲自好之所求也。自东汉以虚声征辟，天下争相慕效，几如今之攻举业者。孟子所谓，修其天爵，以要人爵也。当时笃行之士固已羞之。明季东林称多君子，天下清议归焉。朝廷命相，至或取诸儒生之口。固宜宇内澄清矣，然汉明之季，诸君子不能戡定祸乱，反以亡其身者，无亦有为天下之心，而疏于为天下之术乎。天下大矣，不可以一言几也。有开创之天下，有承平之天下，有艰难之天下。开创人才无论矣。承平者务在休息教养，士大夫言论从容，坐镇风俗，斯谨饰文雅之儒，所以垂休声也。及乎承平日久，生齿繁而地利不足养，文物盛而干盾不足威，地土广而民心不能靖，奸伪滋而法令不能胜，财用竭而府库不能供。势重于下，权轻于上。官畏其民，人失其业，当此之时，天下病矣。元气大亏，杂证并出。度非一方一药所能愈也。今夫求马者于冀北，蓄蚕者于江南；稼问农，蔬问圃。天下艰难，宜问天下之士。而与乡曲自好者谋之，其有济乎。奇才大略不世出，必不在修饰边幅中也。汉明之季，诸君子所为，视今何如。吾犹不能无憾，又况其下焉者哉。姚莹：《东溟文后集》，卷六，页1—2。
同一函中，姚氏更申明，世之入仕为宦者所当具之良知品德。盖见承平日久，大吏雍容揖让，以谦恭掩饬忮刻，以悠容掩饬无识。终至误国害民，实为其深所痛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