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我在上面提到的，这样说出的观点任何时候都不可能是规律，最多是证明追求理想、追求完美状态而已。这可能只是一种语言发展的动力，而不是发展规律。如果所阐述的思想内容与现实相符合的话，这也只能是类似的动力。
但是，问题在于这个观点完全是假的。克鲁舍夫斯基将自己的主观印象作为语言发展的客观推动力量强加于语言。而这样的发展推动力量是完全不可能存在的。简化语言形式、语言中存在同类的类型，语言形式与内容、词语与思想的对应都不是追求预先制定目标的结果，而就像潜意识的记忆力手段一样，就像追求去掉多余的工作一样，只是为了减少言语过程而已。所以，这里只有简单的自私和利他的意图，一方面追求个体智慧的发展简单化，另一方面追求社会生活的简单化。如果语言部分地接近克鲁舍夫斯基所指出的理想状态，那么这只是下意识的、偶然现象，与变化的真正原因毫无共同之处。不断追求词语世界和思维世界的对应是语言“使命”的主要任务。这一追求类似于“一大堆预先做出的决定，从上面直接下达给百姓”。在诗歌中这样的追求看上去很美，但却完全不适合于像克鲁舍夫斯基这样努力成为实证主义研究者的人。
多么惊人的矛盾！在第140页的97节中，克鲁舍夫斯基就像目的论的强硬敌人一样，不想让拥有连接表象才能的人对比个别的词语与固定的模式、类型，并且根据意义将这些词语与整个一组其他的词语联系起来，从而减少思维行为、心理行为。因此，在这里语言只是概念，只是某种类似“土地精神”或者“时代精神”的东西，并且不断和坚定不移地追求词语世界和思维世界的和谐。
在精密科学中，我们习惯了以两个单位或者两个概念、两个思想之间的功能联系为基础的规律说。克鲁舍夫斯基想用自己的规律使语言学成为精密科学。请允许我指出，即使没有克鲁舍夫斯基的规律，语言学已经处在通往精密科学的路途中。而这些规律并不能赋予语言学精确性，因为这些完全不是规律，也不可能是规律。克鲁舍夫斯基不仅没有发现类似于物理或者化学规律那样精确和不变的规律，而且根本没有发现语言中的任何规律。他提供的作为规律的东西，或者是作为一定科目的任何科研工作的必要条件，或者丧失了精确的固定内容。
从这一点上还不能指责他，因为发现规律属于科学中最难做的事情。而大部分学者在重视自己观点方面都多少有些自我陶醉。克鲁舍夫斯基证明了的规律，任何时候都不是规律。虽然他本人没有成功地发现重要规律，但是他却为其他人发现规律铺平了道路。他的评论性著作和尝试建立实证主义的内容永远是他的贡献。
我们还应当承认，被克鲁舍夫斯基冠名为规律的概括对于科学而言并非一无是处。需要注意这些公理、公式以及这样表述个别规律的方法。需要提醒一下这个现象。克鲁舍夫斯基完成了这一任务，将对语言现象的完整哲学观点作为该书的基础。
我对克鲁舍夫斯基的《概论》的评述可能有些尖刻，过于不留情面，但还是需要评价，将其与作者的要求进行对比。如果作者提出了较为谦虚的要求，不把自己看作是新语言学时代先驱者的话，那么批评的法庭就会温和得多。
……
10.克鲁舍夫斯基希望自己的著作能被欧洲学者所熟悉，他删减了一些内容后，将《语言学概论》翻译成德语，为书起了更谦虚的但过于标新立异的名称《语言发展的原则》，并且为了在《国际语言学》杂志上发表，寄给了捷赫莫尔。
在第一卷中（1884）刊登了前言及所有章节的内容。在第二卷中刊登了第一章、第二章。在第三卷中刊登了第三章、第四章、第五章和第六章。在第五卷中刊登了第七到第十章。当然，就犹如对俄语版本一样，对这个德语版本也有同样的批评观点。
11.克鲁舍夫斯基以刊登在《语言学论集》上的波兰语论文《初级长元音及其历史贡献》结束了自己的科学—文学活动生涯。这篇论文陈述了奥斯托霍夫的著作《论低等级的印度日耳曼语》中的内容。
克鲁舍夫斯基在一般性的绪言后，给出了关于研究奥斯托霍夫本质的概念。我认为，研究结果还不具有足够的说服力，在这篇文章的结尾，克鲁舍夫斯基随即附上了斯拉夫语材料。（页97—101）
我们再一次回顾克鲁舍夫斯基在语言学领域的活动。
1878年，克鲁舍夫斯基来到了喀山。当时他的语言学知识非常狭窄、不准确且混乱，相互之间还没有联系。但是他的哲学教育对他来说就是一种力量。他扎实地研究和掌握了逻辑学和英国心理学资料，提高了自己本已充满智慧的素质。而以这样的手段完全可以从事严肃的事业，并且轻松地走到任何一门从事人文研究的学科的前沿。就像在华沙一样，克鲁舍夫斯基凭借特洛茨基教授的影响和独立研究的哲学，对基本哲学问题形成了明确的观点。在喀山也一样，因为遇见好导师，由于善于阅读经典语言学著作和专题论文，他在很短时间内就已经在这个领域获取了如此全面、如此扎实的知识。很快，他凭借自身力量，在人类言语独立的研究者行列中占据了一席之地。但是，如果良好的哲学基础使得克鲁舍夫斯基很快进入到事情的实质，很快掌握了语言学的一般材料及杰出地概括所述观点的话，那么由于克鲁舍夫斯基天生喜欢概括，这样的哲学基础又引起了没有足够事实基础的、快速的、提前的概括。如果对于克鲁舍夫斯基而言，由于他的指挥力量，由于他的众多观点，这还不太危险的话，那么不管如何，在他的周围，在一些从事语言学研究的年轻喀山学者身上，这就会产生不好的甚至坏的影响。至少，这在一段时间内使他们脱离开忙碌的事实研究，将他们吸引到只需要付出很少就能产出不同形式的轻松的无效概括。但克鲁舍夫斯基不能为别人的这些错误承担责任。
在自己科学活动的若干年间，克鲁舍夫斯基并没有在科学中开创出任何一个新流派（在如此短暂的时间内，为了达到这一点，需要非同寻常的幸运机遇，或者非同寻常的天才）。没有指出新的真理，但却善于为已知的真理加上清晰的哲学形式。部分是由于喀山导师的影响，而主要由于他的天生睿智，他驻足在了较为罕见和当时还没有特别普及的流派和科学追求中。
这样，他认为研究那些能观察到的新语言，远比藐视如今已经不存在的，只保留在书面文献中的语言要重要得多。虽然，长期以来，在大多数学者的眼中，这一观点好像有些荒唐，但是它完全不是新的观点。莱布尼茨就是这个观点的忠实拥趸之一。被克鲁舍夫斯基视为《语言学概论》座右铭的观点，正是来自于莱布尼茨的阐述。这个首先研究新语言的转向在当时的喀山占据着优势。因为我主要同俄罗斯人打交道，我追求的一点，就是让他们思考从各方面都能得到的母语。我不能说，这一全面研究代表一整套活的语音和技术事实的语言，完全清晰的语言，没有吸引新的献身于我们的科学的人。克鲁舍夫斯基还在我的指导下，主要在俄语中操练自己的观察力。除此之外，他努力地全面学习法语。我觉得，正是这一点帮助他历练出了对语言本质的观点。
在每一个部落、每一个时间的语言中，克鲁舍夫斯基很严格地区分出了不同发展阶段、语音和形式组成的不同层面的工作成果。这就像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地质学、生物学、人类学等所做的那样，去运用时间范畴，运用年代学。克鲁舍夫斯基自己对“发展”的理解非常正确。除此之外，还运用到了语言学中。在喀山他经常听到这个概念，因为发展的概念永远是普通语言学和比较语法领域课程的基础。
克鲁舍夫斯基非常成功地表述了一些重要的语言学概念，赋予了这些概念新的名称。首先包括“形态同化”、“形态简化”。
或许，语言由两个根本不同的领域组成，语言由两方面构成，语言是两个系列现象的组合的观点，影响了克鲁舍夫斯基更加准确地解释语言现象。“语言是特殊的，在自然界中占有完全特殊地位的一种现象：是主宰物理规律的生理—音响现象与主宰完全另一类规律的潜意识的心理现象组合。”一直到最后，他都没有放弃这个“二元论”，因为不可能在如此短暂的时间内彻底改变自己的科学观点。但二元论概念在语言中，在学者们那里深深地、彻头彻尾地扎下了根，谁也不能亲自替它负责任。当然，随着时间的推移，还需要认可，语言是纯粹的、同类的心理社会现象。但这个一元论观点暂时还没有取胜，对于科学而言，以二元论为基础的著作还是有价值的。
在二元论观点的基础上，克鲁舍夫斯基提出了语言学是不同于历史科学的自然科学，语言只能是研究与人分离的人类言语的结果，不需要考虑说话人之间的社会联系。
通常，在类似情况下，能很快地办完后事。这非常对，因为过于顽固地对待他人的死亡会麻痹运动的自由，阻止其有效地向前推进。只是在极其例外的情况下，才放弃这个习俗。
所以，如此详尽地回忆一个不属于科学界一流的、没有做出任何变革的名人还是令每一个人感到惊奇。这个回忆录的作者不善于用简短且连贯的话语描述事情，表示他对已故之人的态度，从这一点上说，他不需要受到指责。从客观方面看，《语言学论集》编辑部可以为自己辩解，编辑部没有立刻在语言学者身后发表这个真正不同寻常的语言学者的简短悼念文章，那么现在编辑部认为自己有义务刊登他的更加详细的生平和科研活动。
但我想以此种方式尊重我真正倾注了友好情感的人。因为我不喜欢对已故者讲奉承话，我坚决反对对已故者要么歌功颂德，要么什么都不说的做法，坚持对已故者或者说真话，或者什么都不说的原则。所以，我批评克鲁舍夫斯基的著作，完全犹如在已故者生前一样。严格坚持真理，如果直说的话，我尊敬永远追求真理的已故者。
如果这个人在追求真理过程中没有做出任何发现，如果他没有创建新的无争议的概念组合，那么不应当忘记，他一直在追求，希望在科学基础上达到这一目标，而对于伟大的人而言，只要去想就足够了。
如果他停留在了路途的起点，他没有过错。过错在于他的病弱身体和恶劣环境。我坚信，如果他活得再长一些，如果他的身体再好一些，如果他有足够的时间，如果他没有失去从事语言学研究的渴望，他会在语言学中做得更多。具备了根底深厚的哲学基础智慧，非常执著地追求研究问题的实质，追求系统化的态度当然能提出经久不变的、合理的内容。因为他有勇气摒弃多余的细节，他在任何时候都不陷入细节中，总是以概括性的观点抓住整个领域的事实，在这些实事中发现共同性和指导性的观点。
这一切都会发生，假如……假如……和假如……但已经发生的事，我们不得不为提前到来的预示着美好希望的力量枯竭而悲伤。这令人痛心，但不可避免。在墓前讲述已故者的生平与论著，在我已经不是第一次。这是我命运中的角色里不愉快和令人悲伤的。不久前，在我的回忆录中我还是科学界里另一个劳动者尤什科维奇形影不离的同路人。最后一次，我必须履行这个令人犹豫的义务。据我所知，克鲁舍夫斯基的同事，我以前的学生之一，喀山大学副教授（如今是编制内的教授）瓦西里·博戈罗季基茨基在《伏尔加通讯》1887年第288期刊登了因为真实和诚挚，因而也是最成功的回忆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