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的，玛丽娜很痛苦。但是她什么都原谅他！她记起了年轻时候的自己，而他又是这样有才气，有学识。他知道瓦莱里这样一些诗人，对卡夫卡、德·萨特这样一些作家很有研究，读过他们的著作。玛丽娜是幸福的，因为她有这样的儿子，她以他而骄傲！他的文学知识好极了，读了这么多……但是很难说，他心里对母亲是怎样的态度，他是否知道她是个什么人。他给人的印象很冷酷。她很想叫我和她一起疏散，老是劝我。但是，阿纳斯塔西娅·茨维塔耶娃，我不能够，我要去西伯利亚，我女儿疏散到那里去了，我也最后和她一起走了。那时候，我们被弄得茫然失措，而我又极其害怕和女儿分离……但是，和玛丽娜分离也是极其可怕的。我后来才明白，这一决定既使我失去了女儿，又失去了玛丽娜。女儿很快就患伤寒病死了，而玛丽娜也已经不在人间……如果她在我身边，我不以为她会这样做，——我会不让她这样做，我们彼此十分了解……”
我叫着她，瞧着她，心里产生一个信念：不是玛丽娜，又是谁能这样尊重、热爱这位勇敢而又富有才气、聪明而又慈良的女性？她身材匀称，有着玛丽娜十分尊重的东西。而且，我还感到她有一种无畏的精神。她那双偌大的、蓝色的眼睛里，她那张稍稍带点傲气的脸孔上，有一种勇敢和尊严的特殊气质。她已经患了心脏病，但她对自己的病也是很勇敢的。毫无疑问，这是一种品格，女性中少有的品格，这一点也使玛丽娜感到欣喜……
……我感到无穷的遗憾，尼娜·格拉西莫夫娜的死中断了我们的友谊。不然，从她那饱含爱的回忆中，我还能够了解许多关于玛丽娜的情况。
1961年，玛丽娜那本蓝色皮面的诗集问世之前，一个基辅人、崇拜玛丽娜作品的大学生来到了塔鲁萨我姐姐廖扎家（廖扎已经八十岁）。他读了玛丽娜收入《塔鲁萨篇》集中的一个故事《基里洛文一家》，故事的结尾是（我凭记忆援引）：“如果我注定要死在别的地方，我希望在我们童年到基里洛文家去所走过的某一座塔鲁萨的山冈上，给我竖一块塔鲁萨采石场的石碑，刻着：‘玛丽娜·茨维塔耶娃希望在这里安眠。’”他决定实现她的宿望。他在基辅凑了一笔钱，来到塔鲁萨，向当局和采石场场长说明了来意，场长赠给他一块3／4吨重的棕色石头。据他说，石工正在刻制铭文，现在只要张罗运输了。
廖拉和我都劝大学生不要把石碑竖在显眼的地方，不要像他设想的那样竖在埋着画家鲍里索夫穆萨托夫以及武尔夫家族坟墓的小坟场上，而竖在靠近廖扎家、阿利娅家的地方，最像一个家族似的。我建议把石碑竖在廖扎家的地段上（阿利娅当时在拉脱维亚，她不在场就不能够竖在她家的地段上，等她回来——只要挪动围墙的一角，廖拉也同意了——石碑就可以变成在阿利娅家的花园里）。
但是大学生——他只有二十四岁——执拗地要把石碑竖在鲍里索夫穆萨托夫的坟边，虽然我向他解释过：坟场上是不能够竖这种纪念碑的。我们的朋友З。Μ。茨维特科娃教授也持同样的看法。我们担心石碑旁边人来人往，太吵闹，但他——一个热心人——不听，并且运来了石碑（花了很大的劲：部分路程用马匹，部分路程用汽车）。但是，石工刚要刻好铭文，便围拢了一群塔鲁萨人，指责着石工们的工作以及大学生的主意，并提出他们自己的“建议”。“工人们不想干了，我好不容易说服了他们。”大学生又惊慌，又伤心，跑来告诉我们。我们早就预料到这一点，惋惜他没有听我们……
这时候，一封封电报飞向拉脱维亚阿利娅那里，她的熟人们告诉她：没有她在场，一些不相识的人在给玛丽娜竖“纪念碑”。
这就有造成误解的危险。
我和基辅人以及我十四岁的孙女儿丽塔都有在下雨的时候去看玛丽娜的宿望。石碑——一块赤褐色的花岗岩（长约0.75米，宽约0.5米，高约0.25米）——歪着放在小坟场围墙入口附近不平整的地上。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铭文是打着引号的（好像引文一样），其上是“玛·伊·茨维塔耶娃”。雨中的白桦愁眉不展，一棵棵好像站着的哨兵，下边，奥卡河还和我们童年时候一样流着。
“我有这样一个感觉，如果什么人跑来向石碑下面塞进一根撬杠，把它翻成铭文朝下——那它就是一块普通的石头了！”我对大学生说。
我看他经过这么多的努力，遇到这么多的困难，落得心绪不佳，便想安慰他：“不要伤心，您已经做了力所能及的事情！玛丽娜的宿望——您已经实现！正如他所希望的，塔鲁萨采石场的石碑已经在奥卡河边的山冈上了，它在这儿已经有多久了？三天？还会存在下去……重要的是让它竖起来。人们都知道这件事情，还能够存在多久——如果人们不来搅扰，——已经不那么重要了！”
“我拍了照，”大学生说，“哪怕只留个纪念……”
第二天，由于玛丽娜的女儿阿里阿德娜·谢尔盖耶夫娜·埃夫伦的请求，茨维塔耶夫委员会（爱伦堡、帕乌斯托夫斯基都是该会的委员）向区苏维埃当局发来了对于立碑的抗议。
石碑后来的命运是：开来了一辆汽车，人们费力地把它装上去，沿着山路运走了，换了运输工具（详情我不知道，因为我已经带着丽塔走了），又运，最后抛在一个坑里——不知是公共汽车站还是汽车库的附近。大概，直到现在还在那里。
……这个立碑的故事以后，过了十二年，又有一个热心人从沃罗涅日来到莫斯科找我，对我说了他的愿望：他读了玛丽娜收入《塔鲁萨篇》的故事《基里洛文一家》，决心实现她的宿望——在塔鲁萨的山冈上竖一块石碑，刻上：“玛丽娜·茨维塔耶娃希望在这里安眠。”
“由于命运的安排，玛丽娜·茨维塔耶娃的坟离她童年少年生活的地方这么遥远，那就按照她的意愿，在塔鲁萨竖一块这样的纪念碑……”
“这个问题要和玛丽娜的女儿商量决定。”我回答（我记起了阿利娅不在场，我们竖第一个幻想家那块石碑的情形）。我不想叫来人失望：那时候没有成功，现在也许能够成功？如果一定要进行这件事，还有时间提醒他不重犯大学生的错误。姐姐廖拉已经不在人间了，只有我一个人还记着那次的失败，——让他就像俄罗斯童话中所讲述的棒小伙子一样，去碰碰运气吧……这位崇拜玛丽娜作品的沃罗涅日人与阿利娅见面之后给我写信，说她指出了他将遇到的许多困难，向他提出了一连串的建议，他打算着手实现自己的意图。但是，看来困难是很大的——没有听说竖了碑。
一位在叶拉布加师范学院工作的、曾经多次给我写信的教师从叶拉布加来到莫斯科，他告诉我：布罗杰尔希科夫老两口哈伊尔·伊万诺维奇和阿纳斯塔西娅·伊万诺夫娜正在出卖房子，而且新的主人将加以改建。
“这么多年了”，他们说，“人们来来往往，许多人远道而来，怎能不让进屋……他们问这问那——可我们知道什么呢？她带着儿子，只在我家住了十天，当时日子很艰难，每个人都有自己操心的事情……人们走进过道间，要求进里屋，要把发生不幸事情的那枚钉子指给他们看，——这么着，请你们把它从我们家拿走吧，我们这么一说，真的拿走了……”
“于是我就拿了这枚钉子，并且把它带来了。”来人说，“您看我把钉子交给谁好？”
“我想，给女儿好。让这件伤心的纪念物留在她所保存的手札卷宗里。”1981年9月5日，埃利斯塔市大学的一位教研室主任维亚切斯拉夫·米哈伊洛维奇·戈洛夫科给我写信，说布罗杰尔希科夫夫妇把房子卖了，并且说他已经及时地将房屋登记簿转交阿里阿德娜·谢尔盖耶夫娜·埃夫伦保存。登记簿里准确地记载着玛·伊·茨维塔耶娃和格·埃夫伦在叶布拉加逗留的日期（是格·谢·埃夫伦登记的）。
他便这样做了！
1966年春天，我住在戈利齐诺创作之家（是我自己请求作家基金会安排的，玛丽娜曾经带着穆尔在这里住过，而且我也在这里走动许多年了，我走过他们曾经漫步的花园，踏着他们的小梯子爬上山去，瞧着玛丽娜曾经坐过的岩石。对于我来说，这是一栋亲切的住宅），决定会见谢拉菲玛·伊万诺夫娜·冯斯卡娅，在玛丽娜的那些日子，是她管理着这栋房子。
人们把我送到她的别墅。我走进便门。一位高高的白发女人走出来迎接我。她在等待我。
“好像啊！”她叫起来，“也是那么轻快的步伐！”
下面就是她告诉我的（这是1966年夏天和1967年夏天的笔记）：“只要送来牛奶，她就往牛奶里放糖，到厨房去熬牛奶软糖。穆尔喜欢甜食。熬好了，满满一烫盘，就端过来。穆尔一下子吃得精光！年轻人！穆尔对待母亲很苛刻。只知道提要求！从来不帮助母亲做一点事。的确，是个宠坏了的孩子！长得很俊！穿着蓝色的服装。脸颊玫瑰色的，不很光亮……真棒！可是——不理解母亲，没有礼貌。玛丽娜·伊万诺夫娜有时候为他哭泣——悄悄地走开……说：‘他是个年轻人，这一切，在我早已过去，可他还是……’她什么都原谅他！和母亲比起来，穆尔压根儿是另一种人，对她很疏远。只知道提出要求。而她又十分脆弱。她对他毫无异议，盲目地爱着他……在他面前，她是矮小的，显得灰色。胸部已经塌陷，但她还是那么轻快，像只鸟似的！阿纳斯塔西娅·伊万诺夫娜，她比你稍稍高一点……不，不，不是高个子！”
“玛丽娜也有时候快乐过吗？”我问谢拉菲玛·伊万诺夫娜。
“快乐过，在穆尔高兴的时候。这里，有个克雷莫夫在掌握着他。他一来，把穆尔一搂，就一起走了。而她，望着他们的背影又笑又乐：克雷莫夫是个怎样的人啊，和穆尔玩在一起。
“……她和穆尔有过一回可怕的争吵，他走了——要去莫斯科。她跟在他后边叫喊：‘穆尔！我受不了！你回来！’但他走了。她像笼子里的鸟似的辗转不安。他不怜惜母亲，在这样的年龄是不知道怜惜的，他总是很晚回家。
“Γ·丘尔科夫的妹妹安娜·伊万诺夫娜·霍达谢维奇很喜欢玛丽娜·伊万诺夫娜。玛丽娜的死，她很伤心。
“克雷莫夫说她：‘这架高贵的钢琴受尽了生活的折磨……’（我还没有来得及记下来：克雷莫夫在井边做着什么，请求说：‘玛丽娜·伊万诺夫娜，给提桶水吧……’——她俯向井台，无力地……而他：‘不必啦，我自己来……’）”
过了一年，我就没再遇到谢拉菲玛·伊万诺夫娜了，又好像是一连两年。她死于心脏病。
1967年，诺伊·格里戈里耶维奇·卢里耶的遗孀让我抄下她丈夫关于玛丽娜的回忆。我把它写在这里：“1939—1970年冬天，我住在戈利齐诺，每天都碰到玛丽娜·伊万诺夫娜，和我一样，她也在那里住了一个时期许多人回忆在戈利齐诺与茨维塔耶娃相逢的情形，都不准确。她没有在创作之家住过，但她常常待在那里，所以许多人便认为她就住在那里。，后来在创作之家搭餐。玛丽娜·伊万诺夫娜喜欢说话，说得很风趣，有时还极其挖苦。我还记得她为安德烈·别雷安·别雷（鲍里斯·尼古拉耶维奇·布加耶夫的笔名，1880—1934），俄罗斯作家，象征派主要活动家之一。以及列米佐夫两人而作的即兴画像，画得好极了，但又丝毫不留情面。她语言辛辣犀利，而且嗓门高，声音尖厉。但是，在她那准确的音调和推断后边，有一种茫然若失的怅惘和可怕的孤独感。丈夫和女儿没有和她在一起，身边只有儿子，但据我的观察，他们并不存在共同语言。这位头发斑白、容貌超群的女性，有时眼里会突然出现绝望和痛苦的表情，比任何语言都强烈地说明她的心情。
午饭后，晚饭后，我总是在她身旁坐一会。她讲述着在国外的俄国作家的生活，讲述着她自己和马雅可夫斯基的各次会见。她认为马雅可夫斯基是一个‘天生革命的’大诗人，但不知道为什么他并不是很幸福的，虽然他有着幸福所需要的一切：与时代的协调，天才，勇气。
看样子，伊万诺夫娜很看重我们的这种谈话，有时候我没有陪她度过闲暇，下象棋去了什么的，她就发起愁来。
有一次会见印象特别深。那一天，我从凌晨三点开始工作，早饭后我向玛丽娜·伊万诺夫娜提议出去散步。
天气好极了，阳光明丽，没有风，只有一点轻寒。开始，我们在假山上溜达了很久，然后就走进了铺满雪的树林里，只是偶尔才交谈几句。我知道这样的溜达会给心灵带来多么有益的安宁，便尽量不用谈话来打扰我的同伴。但是，使这位卓具才华的女性惶惶不安的那种内心混乱，看来实在太大了，这样的方法很难使她获得安宁。
‘诺伊·格里戈里耶维奇，我觉得很不好。’她突然说起来，话里带有她所固有的那种坦率和鲜明。‘我回来了。侨居生活那种令人窒闷的、有毒的气氛，我早就厌倦了。我曾经尽量多和法国人来往。他们可爱，容易打交道，但对于我来说，这是不够的。有股力量拉我回来。可是，您瞧，落得了什么结果。难道我在这里和在那里一样，也是一个陌生人？’
我想安慰她：随着时间的推移，一切困难应当是会过去的。可是，她是安慰不了的。
‘我担心我对付不了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