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又到登记葬坟的机关寻找埋葬的痕迹。8月31日有关于葬坟的记载，是穆尔去办的。栏目里有他的笔迹——写得很别致：笔画劲直，字体相当窄，不很整齐。这是一个写过很多字的人的笔迹，而他当时只有十六岁。这个笔迹，我是在警察局公民登记处找到的。在这里，穆尔曾经亲手为他和玛丽娜进行了登记。这是玛丽娜把一切都考虑好了、写好了告别信、截断自己生命之前十天。
我们准备走了。轮船可能很快就要停止通航，必须赶紧走。我很担心，怎么也不愿意有什么事情影响加菲索夫在我们离开之前印出最后的照片，可是我去找他，却看见门上一把锁。我怎么办？
但是加菲索夫并没有离开，他交给我一卷还是湿漉漉的胶卷。他来不来得及给我在明天早晨印出来？还是我到莫斯科去印呢？我还要讲讲照片。除了过道间内景一张之外，全都照得成功。这一张根本没有照好，全是黑的。这是她最后的住宅。她从房间里出来，到这个过道间，是为了既不损害儿子，也不损害房东，——她把过道间干干净净地带走了，没有给我们留下。我们这张照片，做得对吗？我想，是对的。想做——是我的权利。
我们告别了布罗捷尔希科夫夫妇：瘦高的、头发斑白的米哈伊尔·伊万诺维奇和他那身材矮小的、善良的妻子；在那些日子，他们见过玛丽娜。
我一点也记不起怎样买票，怎样收拾行装，怎样旅行。我们的回程是乘坐1960年秋天最后一班轮船“弗拉基米尔·科罗连科”号。
我带回了坟场的土和叶拉布加码头的沙子，以便保存和分送给朋友。但是谁会要呢——又怎么让人家接受这样悲伤的纪念品呢？如果缝在——护身香囊里？我和索尼娅分了一撮坟场的枯叶，其中——草莓叶……
灰色的、秋天的卡马河，在甲板上翱翔着的海鸥，从轮船跑开去的斜淌的水流以及它那低语的泡沫，一处忧伤的、秋天的码头。陡峭的、红褐色的河岸，那铁青的卡马河水不断地把它冲洗。十九年以前，玛丽娜曾经带着穆尔乘船走过这里，还期望着生活。她没有回来。索尼娅和我回来了，没有找到她。
我们乘船走了多少个小时，我一点也记不起。寒冷，穿着大衣，戴着帽子，甲板上，舱口，小梯子。记忆把来回两次所乘的客舱混在一起了。不，有一次螺旋桨响得厉害，振动着夜，搅动着梦。另一次（第一次？）螺旋桨响得轻些，梦也深些。还有（不知为什么）空荡的餐厅，我们在里面吃了点什么，觉得很高兴，因为几乎只有我们两人。心里压着叶拉布加那些日子的悲哀的重荷。一大包照片，是它们重复了玛丽娜的路程。
在莫斯科，我们通过瓦季姆·西科尔斯基请了童话作家A.A.索科洛夫斯基来到莫洛奇内伊巷索尼娅和尤达母女家里。1941年，索科洛夫斯基还是一个半大孩子，曾经和她母亲、童话作家И。萨孔斯卡娅一起，在叶拉布加住过。我们曾经听说他母亲开始和玛丽娜交上了朋友，玛丽娜的死使她的儿子极其伤心。他那一年是十三至十四岁。他母亲已经去世。
他谈到了玛丽娜和他母亲的亲密交往，也谈到了玛丽娜死后就没有见过的穆尔。现在，这位早已长成大人的半大孩子就坐在我的跟前。他的态度真诚，友好。
穆尔曾经把自己在气头上对玛丽娜说的话告诉他：“瞧着吧，我们之间说不定哪一个，会被人们双脚朝前从这里抬出去！……”
十六岁的穆尔这些无情的蠢话，在玛丽娜母性的心里，成了死——自己死——的一声命令。十九年之后，我所听到的这些话向我揭示了玛丽娜之死的真正原因：她的自杀——在于他们两人疯狂地结成的死扣，在于被抛到陌生的地方，夹在被战争和孤独挤在一起的陌生人中间，——是一个牺牲。
她死可保住他不死。无畏的、行动的时刻到了。除了她，谁能够拯救他免于自戕！一天也不能耽误了。
她去了，为的是不让他去！
她住进了自己找到的房间，寻找工作，打算卖掉银餐具。死神向她走过来——她陷入无法排解的严峻之中。撇开死神，绕过死神——就是使自己最亲的亲人——儿子遭受死的危险。她不能这样做。
我一直认为对于生活是应当忍受到底的，但在我了解了玛丽娜的遭遇以后，我得到了极大的启示。她以一个可怕的步骤回答了儿子的蠢话——为了不让他采取这个步骤。
对儿子的爱帮助她顽强地寻找工作。她一直相信，和儿子的童年时候一样，他们是一个整体。但是，儿子在为他们在叶拉布加的生活而争吵，他可能去死，傲慢地发出了威胁，在这个宿命的时刻，她瞪着一双眼睛看着儿子：他和她已经不是一个整体了！既然引起了母亲的反感，他可能迈向死亡，同这个对手没有什么好争论的。他长大了！绝望还选择着另外的伴侣！没有什么好争论的。她，只好保护他而献出自己。远远地避开他的道路。给他充分的自由。怎样才能更充分？没有他而活下去？这她做不到。没有时间考虑了。办法已经找到！啊，要赶紧办了！
1941年，作家基金会疏散前夕，玛丽娜和儿子一起收拾行装，准备出发。人们向我报告了玛丽娜的女儿阿利娅的女友——尼娜（我忘了她姓什么）所说过的一些情况。她碰上玛丽娜在慌乱地把需要的东西和不需要的东西一起装进箱子，情绪很沮丧，因为穆尔不愿意走，和她争吵。她在拯救他免于死亡。他还是个孩子啊！她在拯救。
玛丽娜执拗地要求不穿巴黎式的服装，要留到中学毕业，因为这种服装在当时是“无法弄到”的，这就激怒了穆尔。穆尔早就长大了（和父亲一般高），而且很可能不再长了，所以应当把衣物收藏好。可是，他不愿意。过渡的年龄耐不住从莫斯科疏散出来引起的艰苦和不便。他同周围所有从莫斯科疏散出来的人们背道而驰，很想从疏散中回到莫斯科去。
她什么都原谅他。她是在向前看，看未来的他。对于自己来说，她知道一切都已成为过去，她的生命在于幻想他的未来。儿子指责她没有力量获得任何东西，不可能找到工作，她怀着傲慢的痛苦，凭着瞬间爆发的傲气，向儿子摔过去这样的话：“这么说，照你看，我除了自杀，没有别的路了？”这是在挑战，而穆尔回答说：“是的，照我看，您没有别的路了！”
这些话是穆尔在玛丽娜死后，告诉他当时在叶拉布加的那些朋友的。
但是，这些话没有在母亲心里引起反应：她知道，这些话是在激烈的争吵中说出来的。在内心深处，他是爱她的——这她知道。但是“我们之间说不定哪一个”——这就完全是另一回事了！不是说她，而是说他……这不单单是小孩子的鲁莽……
……他已经不需要母亲了……当然！这个时刻，无尽的疲劳向玛丽娜袭来。他震惊于她的死，不会重复她的路……让他活着吧，青春的嫩枝啊！一切道路都向他敞开，而她……
结束了，他们的共同生活，他们的一致，它是那样地短暂，仅仅存在于他的孩提时期！从小就具有丈夫气概的他，早就在冲破她的控制。普遍的——首先是她的——赞扬所培育起来的极端自我中心主义，天才的激情（从事写作和绘画的），冷峭的头脑，冷峭的自我意识，自我陶醉，自命不凡——使他不知道什么叫作“家庭”。除非他自己，任谁的意识也不能够驾御他了。
如果和他在一起的是个男人——他的父亲，——也许能有所裨益？但是作为女人的母亲，已经被他摒弃在一边了。她没有控制他。但是她就在这里，就在他身旁呼吸，在他身旁唠叨着对他的许多行为的不同看法，在他身旁表现着每天的愿望。她把对他的关心视为生命，他却把它看成压迫。他感到闷气。
“玛丽娜疯狂地爱着穆尔！”我不止一次听到1939—1941年在莫斯科见过她的人这么说。她记得十七岁的自己，记得自己自杀的意图。他是她的复制品。他们的相同之处在他身上活跃着，他却不能够理解这一点，而且在这些日子他又疏远了她——这就突然而又简单地把一切都决定好了。还来得及拯救他，使这棵生机勃勃的幼苗，免于闪电般的死亡。我看到，在作出决定的那一刹那，她周围的一切都变得明朗了。不，不是作出决定。在作出决定的当儿常常会有犹豫——对还是不对。而这里，对于她来说，是不可避免的结果。
我弄明白了，当时，她注定要走这一步，即使现在，我也觉得这就是问题的全部本质，就是我们的一般理智。这里有自我牺牲精神。我知道，那时刻，还有一线光明使她的心灵受到激动：她死后，他的生活会马上安排得熨帖，人们不会抛弃突然变成孤儿的他，大家会帮助他。母亲对儿子就是这样想的。但是现实并不完全如此：儿子读完中学的最后两年是常常饿着肚子的。两个冬天（1941—1943）他给姐姐写信，常常谈到着梦想吃餐饱饭。
人们总想向我断言：玛丽娜去了——而且抛下了儿子！——是因为忍受不了生活的艰难。
但是，茨维塔耶夫家族的人是不会死于贫困的。
是的，她对儿子的爱是那样博大，假设人们给她戴上镣铐，而儿子对她说：“我需要你”，——那她就会茹苦如饴，感受不到镣铐的重量。
玛丽娜去了，为的是不让穆尔去。
对于这一点，只有完全属于另一个水平，不能够理解玛丽娜的性情，不能够理解她的激烈性和绝对性而以自己的尺度进行衡量的人物，才会产生怀疑！
她越来越疲劳了。还在法国的时候，她就感到疲劳，当时，在她公开向马雅可夫斯基致意之后，人们都和她断绝了来往，——她曾经在信中向我说过。人们很少发表她的作品。还在1934年，她就想要离开人世，但是儿子把她留住了。
“这些日子我总想写出自己的遗嘱，”1934年11月21日她从瓦纳夫给A.捷斯科娃写信，“我根本不想活着。不论是和穆尔一起还是我一个人到学校去或者去取牛奶，——遗嘱的词句总是自己从心里冒出来。不是关心物质方面的——我一无所有——我需要的是让人们理解我：向人们作出解释。”
从1939年到1941年，她一个人和格奥尔吉待在一起，度过了光辉的诗歌翻译时期。这个时期随着战争的爆发而结束了，就像孩子手中的气球突然爆炸了似的。
和不熟悉的人们一起去到毫无所知的环境，没有一个可以依靠的人，全是萍水相逢的陌生人。叶拉布加，一座僻远的小城。
帕斯捷尔纳克感到有些对不起玛丽娜：
我能够做点什么使你欢喜——
请你随便给我一点信息，
没有说出来的指责
就在你那默默的离去里。
即使不仅仅是帕斯捷尔纳克，而是世界上所有的作家都想阻止她走这一步——她也会把他们推开的。在这个时刻，她会像穿过影子似的穿过他们。……哪怕是我，也拦她不住。她会在自己的行进中握着我的手，默不作声。她知道我要冲过去和她说的全部话语。而她，满怀着自己的热望，在这个时刻不会听我……
1960年，也许是更迟一些的时候，我遇到了尼娜·格拉西莫夫娜·雅科夫列娃。据知道她和玛丽娜的友谊的人们说，玛丽娜很喜欢她，而且尊重她！她们是在巴黎结识的。尼娜·格拉西莫夫娜是一位翻译家。记得她翻译了巴尔扎克。
玛丽娜和尼娜·格拉西莫夫娜·雅科夫列娃是不是那几年在巴黎相遇并且交上朋友的？我不知道。但是，她说起玛丽娜来，总是滔滔不绝，没完没了。我去过她家，如果我没有弄错的话，是邮电总局附近电报巷9号，而且，我们还在一起度过了几个昼夜。关于她和玛丽娜的友谊，她说了很多，很多！在这里，在莫斯科，——她说到玛丽娜生命的最后几个月。尼娜·格拉西莫夫娜帮助她在国家文艺出版社找到了翻译工作。玛丽娜与丈夫、女儿分手（1939年秋）之后，就在莫斯科从事翻译。她一个人，带着十四岁的儿子，靠自己做翻译的收入维持生活。她逐句逐行地翻译着格鲁吉亚作家（瓦扎·普沙韦拉瓦扎·普沙韦拉（1861—1915），格鲁吉亚诗人。和其他格鲁吉亚诗人）的著作。印象特别深的是长诗《埃捷里》——叙述一个王子同一个平民姑娘的爱情以及他们的死——类似罗密欧和朱丽叶。翻译技巧极其高超——这不是夸张。
玛丽娜带着穆尔在戈利齐诺住了几个月之后，便到莫斯科（共产大道，利西钦娜的房子）和伊丽莎白·雅科夫列夫娜·埃夫伦住在一起，住的是一间很小的过道间；旁边，也是同样的小房间，住着伊丽莎白·雅科夫列夫娜本人和她的女友季娜伊达·米特罗法诺夫娜·希尔克维奇。后来，玛丽娜在波克罗夫斯基大街14／5.60号住宅租了房间。
“玛丽娜住的地方离我很近，”尼娜·格拉西莫夫娜向我叙说，“她离开的时候，多么难分难舍！我去送她。然后她送我，我又送她……她对我十分信任。总是对我讲她自己的事情。儿子对她很不礼貌，但她什么都原谅他。她十分爱他！他长得很漂亮。个子高高的，体格匀称。他还只有十六岁，可看上去像个大人，而且举止适当。他很有独立自主精神。可是她总是为他担心得要命，他对此很生气。他一只脚慢性发炎，是丹毒，她坚持要进行治疗，而且亲自给他治，可是他不愿意。自然，他是一个自我至上主义者，但是在他那个年龄，又有谁不是自我至上主义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