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离开送给我罨压用纸的作协宿舍，回来的时候经过这个尽人皆知的广场。广场上空寂无人，广播喇叭一声不响。突然有人叫我一声。
原来是弗洛拉·莱特斯。她手拉着一位穿一身灰的瘦削的妇女。灰色的贝雷帽，灰色的仿佛是用麻袋布做的大衣，手里拿着一只怪模怪样的口袋。
“认识一下：玛丽娜·伊万诺夫娜·茨维塔耶娃。”
这位穿一身灰的妇女从脚下打量了我一下，脑袋微微侧向一边。脸色也同贝雷帽一样：灰色的，细长的脸，有些浮肿。面颊凹陷，眼睛黄绿色，坚定地注视着你。目光充满痛苦，流露出历尽磨难。
“您在这儿我真高兴，”她一边说一边向我伸出手来，“我丈夫的姐姐伊丽莎白·雅科夫列夫娜·埃夫伦关于您对我说了很多。等我搬到奇斯托波尔来，我们会成为好朋友的。”
然而她说出这几句亲切的话却没有流露出亲切的笑容。总之一丝微笑也没有，无论是眼神，还是嘴角。既没有上流社会的强作微笑，也没有发自内心的愉快的微笑。她是用无声的声音，没有音调的句子说出这句客气的问候的。我回答她说，我也非常、非常地高兴，握了一下她的手，匆忙向邮局走去。
一路上，我一边从摇晃的木栅栏旁边走过，一边回想这个黄绿色的目光，思考着“我们会成为好朋友的！”这句不适时的话。莫非我们是小女学生，两个人头一次见面便说好，咱们坐在同一张书桌上，会成为好朋友的？而最奇怪的是，我甚至觉得可笑的（！）是，她竟然提到伊丽莎白·雅科夫列夫娜。伊丽莎白·雅科夫列夫娜·埃夫伦会说我什么呢，而且还“说了很多”。如果说我与她只见过唯一一次面，说得委婉些，会见又是非常不成功的？我们是在莫斯科近郊科学院乌兹科耶疗养院见面的。我是傍晚到达的，与一位不熟悉的女士坐在一张小桌旁： 第二天早晨她就该离去。这位丰腴的女士比我大很多，大约五十多岁，不过是一位真正的美人儿。深陷的、黑黑的眼睛，整齐洁白的牙齿，在她那温柔的声音中，从容的举止中，倾听对方的专注的态度中蕴含着一种奇特的美。我们互相道了一声“晚上好！”并未通报姓名。晚餐时交谈起来。开始时谈话是泛泛的，不太重要的——谈本地的医生，谈天气，谈作息制度，我不记得为什么话题转到了“艺术朗诵”——大概是不久前一位朗诵家来过这里。我自幼常听诗人们朗诵，因此对演员朗诵诗说了几句令人不愉快的话。我听过安东·施瓦茨安·施瓦茨（1896—1954），苏联演员，艺术语言大师。、卡恰洛夫瓦·卡恰洛夫（1875—1948），苏联演员。、亚诺托夫弗·亚洪托夫（1899—1945），苏联演员，艺术语言大师。等人朗诵，他们所有的人我都不喜欢。“他们不信任诗，”我说，“他们以为诗歌还应当加点他们自己的东西——声音呀，音调呀，手势呀。可诗歌不需要这些。只要念出来就行了，全力以赴地使它发出声来，就像勃洛克那样朗读。他仿佛列举一个个词，只是精确地遵循诗的韵律。自然啦……况且，”我补充说，“这种‘艺术朗诵’，由于献给听众的是某种偏差的诗歌而败坏了听众的胃口，而实际上对于诗人来讲，一首诗乃是高度全神贯注、谛听的成果，因此感受也应当是全神贯注的结果。”我对面的女人默默地、专注地，甚至仿佛沉思地望着我，手托着脸颊，好像隔着餐桌冲着我送过来她那迷人的聚精会神的秋波。而次日清晨她走后我打听她是什么人时别人告诉我，她是所有优秀朗诵演员的辅导教师，教他们艺术朗诵，导演，著名教育家伊丽莎白·雅科夫列夫娜·埃夫伦。
记得我当时为我的有失身份和尖刻而曾陷入了绝望；我担心她会把我的叨唠当作有意的无礼或者企图教训她长点学问。
可这会儿听茨维塔耶娃说：“您在这儿，我真高兴，我们会成为好朋友的，伊丽莎白·雅科夫列夫娜关于您对我说了很多。”也许玛丽娜·伊万诺夫娜也不赞成“艺术朗诵”，所以从伊丽莎白·雅科夫列夫娜的讲述中知道我喜欢诗？
没有信来，不过在邮局排队时闲谈中我了解到，“经过激烈战斗后我军撤离了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市”。有人从广播中听到的。
第二天早上，我端着一杯蜂蜜从市场上回家，在街头有一个慌慌张张的女孩子——非常年轻，是哪位作家的女儿（姓名我记不起来了）——跑到我面前，她的问话使我感到惊愕：“您是疏散委员会委员吗？是作家基金会委员吗？”
“都不是！我什么也不是。连小组委员会委员都不是。我所以能到这里来，因为我是‘作家丘可夫斯基的家属’。”
“上帝啊，真不走运……我以为您哪怕是作协委员呐。现在需要一个有名望的人。不过反正都一样。来吧。作家基金会委员会现在正在政治教育研究室的房间里开会。茨维塔耶娃被叫来了，那里正在表决能不能给她在奇斯托波尔落户口。她绝望了。快跑。”
应当急人之所急。我不想说明我只见过茨维塔耶娃一面，而且我也不是她的什么人。我端着杯子，慌慌张张赶往政治教育研究室。我现在回想起来并没有把握，但是我仿佛觉得，办公室设在市苏维埃那座楼里，我熟悉这里。报纸送到那里，虽然也常脱期，我们非党人士也可以来阅读。
我尽量快走。除了心脏猛烈地跳动以外，杯子也在妨碍我：一滴蜂蜜也不能洒。
一路上我想考虑出来，万一让我出席作家基金会委员会的会议，不管怎么说，我总该说些什么。除了我已经对列夫·克维特科说的“她又不是流放犯，是和我们大家一样疏散到这里来的，为什么不允许她搬到她想住的地方”以外，我的脑子里什么也没想出来，但是我私下同列夫·克维特科说的话，能当众说吗？提到流放犯或者人权只能激怒领导。最有说服力的莫如我给他们念一首我所喜欢的茨维塔耶娃的诗（我当时知道和喜欢的诗并不多：只有《里程碑》）。难道一个亲手创作并写下了对上帝如此充满痛苦同时也令人感到痛苦的祷告、如此的责难、如此的呼吁的人，竟不能上户口：这些灰暗的农舍为什么把你冲撞，上帝啊——又为什么射穿那么多人的胸膛？
一列火车呼啸而过，大兵们也在号叫，
开过去的道路上浓烟滚滚，尘土飞扬……
不，死了算了！与其为思念黑眉毛的美人儿
如此凄惨地哀号，莫如压根儿不曾落地，
唉，大兵们这会儿还在唱呢！
啊，我的慈悲的上帝啊上帝！引自短诗“苍白的太阳和低沉的、低沉的乌云……”（1916）。
难道一个哭诉出这样的诗歌的诗人不能千秋万代地载入“载入”与“申报户口”俄文为同一个词。伟大的俄罗斯文学史册，也就是说在俄罗斯土地上任何一个地方申报上户口？这与当时阿赫马托娃虽然是悄声却以同样的力量说出的话是一样的：我蒙上脸祈祷上帝——
在开仗之前让我死去。
（两位迥然不同、彼此相异的诗人，在俄罗斯大难临头的时候，赐给我们同一种祈祷。哀号：“不，死了算了！”悄声：“在开仗之前让我死去。”）
……楼梯。陡峭的阶梯。长长的走廊铺着长长的打扫得干干净净的木制地板，横梁后面是空荡荡的衣帽间；面向走廊的一扇门上挂着“政治教育研究室”的牌子，里面传出来乱哄哄的声音。房门关着。
玛丽娜·茨维塔耶娃面对着门，紧贴着墙壁，两眼直盯着门，穿着一身灰色的衣服。
“是您？！”她猛然地向我扑过来，抓住我的手，但是立刻又抽了回去，一头扎到原来的位置上。“请别走开！跟我呆一会儿！”
也许我总该敲一下政治教育研究室的门？但是我不能丢下玛丽娜·伊万诺夫娜。
我把杯子放在地板上，钻进衣架隔板下边，从里边拉出来唯一一把椅子。玛丽娜·伊万诺夫娜坐了下来。我又端起杯子。玛丽娜·伊万诺夫娜挪了挪身子，拉着我空着的那只手，叫我坐下。我坐在了角上。
“现在正在决定我的命运，”她说道，“如果拒绝我在奇斯托波尔报户口，我就去死。我觉得一定会遭拒绝的。我要跳到卡马河里去。”
我开始劝她要有信心，不会拒绝的，如果拒绝，再找找门路。地方领导上面不是还有莫斯科领导么。（“谁又知道有没有莫斯科领导，”我想，“他又在哪儿呢？”）我反反复复对她说了许多空洞的宽心话。我说生活中往往有些死胡同，看似山穷水尽，可是突然又柳暗花明。她没听我说话，全身心地注视着屋门。就是她在同我说话的时候，也没有向我转过头来，眼睛死死地盯着门。
“在奇斯托波尔还有人，可是那里一个人也没有。这里市中心还有一些石头房子，可那边全是乡村。”
我提醒她，即便在奇斯托波尔她和儿子也不是住在市中心，不是石头房子，而是在农舍里。既没有自来水，也没有电灯，跟叶拉布加完全一样。
“可这里有人，”她莫名其妙地激动地重复说，“在叶拉布加我害怕。”
这时候政治教育研究室的门打开了，薇拉·瓦西里耶夫娜·斯米尔诺娃走到走廊里来：她是我的朋友万尼亚·哈尔图林的妻子。我同薇拉·瓦西里耶夫娜不太熟，但是同万尼亚早在列宁格勒上小学的时候就很要好。万尼亚迁到莫斯科，同薇拉·斯米尔诺娃结了婚。如今他在部队，而薇拉·瓦西里耶夫娜在这里，住的地方离我们不远，我有时候跑到她那里打听万尼亚有没有信来。
茨维塔耶娃急剧迅速地站起来向薇拉·尼古拉耶夫娜迎上去。她以刚才紧盯着门的那种目不转睛的劲头望着她。仿佛站在她面前的不单纯是文坛上的女士，儿童文学作家、批评家，而是本身的命运。
薇拉·瓦西里耶夫娜开始说话的时候不无一本正经的干巴巴的劲头儿，同时也不无难为情。时不时地用一小方湿手帕擦额头上的汗。争论一定很激烈，再说天也很热。
“您的事解决得很圆满，”她宣布说，“但是并不轻松，因为特列尼约夫坚决反对，阿谢耶夫没有出席，他病了，带来一封同意的信。（“看来是他同克维特科谈了话，”我想。）最后委员会以绝对多数表决同意，作协出具的给特韦里亚科娃的公函已经写好并且签了字。公函由我们转呈市苏维埃，您现在就去找住房。找到以后就把地址通知给特韦里亚科娃，就行了。”
随后薇拉·瓦西里耶夫娜建议到布特列罗夫街去找房子，好像那里还有空房间。然后说：“至于您提出到即将开办的作家食堂当洗碗工的申请，不过申请书很多，可位置只有一个。我们尽力争取把这份工作给您。但愿能实现。”
薇拉·瓦西里耶夫娜告别后又回到政治教育研究室开会。我们下楼。
无论是即将开办食堂一事（多么幸运啊！弄来的煤油只用于点灯！），还是茨维塔耶娃谋求洗碗工的差事，我以前一无所知。啊，当然一切劳动都是光荣的！但愿上帝保佑她！难道没有人感到羞耻：比如说我在餐桌上落座，喝着奶面羹，吃着胡萝卜饼，我走后盘子、羹匙、叉子不是由别的人，竟然是由玛丽娜·茨维塔耶娃来洗涮？如果茨维塔耶娃可以安排当洗碗工，阿赫马托娃为什么不能安排当洗地板工，而亚历山大·勃洛克若是活着，他可以安排在食堂当锅炉工嘛。这才是名副其实的作家食堂呢。
“您看怎么样，一切都很好。”当我们走到广场时我说，“您现在到布特列罗夫街去找房子，然后去找特韦里亚科娃。”
可是这会儿使我吃惊的是，玛丽娜·伊万诺夫娜对报户口的事圆满解决并不十分高兴。
“值得去找住房吗？反正我也不会找到的，莫如我立刻撤回来，回叶拉布加算了。”
“不能这么说！在这里找间房并不十分困难。”
“反正都一样。如果找到住房，可又找不到工作，我没有生活来源。”
我对她说，疏散委员会里有许多人知道她，喜欢她的诗，他们会尽力而为的，如果她能得到洗碗工的差事，那她和儿子就会有饭吃的。
“好吧，”玛丽娜·伊万诺夫娜同意了，“我去找找看。”
“祝您顺利。”我说着便把手从她的手中抽回来。
“不行，不行！”玛丽娜·茨维塔耶娃叫道，“我一个人不成。我完全不知道什么地方。我分不清东西南北。”
我向她说明，我一定得回家一趟。任尼亚病了，我应当陪着孩子。我应当把蜂蜜送回家去——蜂蜜是答应给孩子们的，他们等着呐。
“好吧，”玛丽娜·伊万诺夫娜突然温顺地答应了，“我同您一起去，您在家忙活您的，我等着，然后我们一起去布特列罗夫街。”
我一手挽着玛丽娜·伊万诺夫娜，一手端着杯子，顺着列夫·托尔斯泰街走去。
“我总共才认识您五分钟，”在沉默片刻以后，玛丽娜·伊万诺夫娜说道，“可是我觉得跟您在一起很随便。我离开莫斯科的时候，什么也没带。我清楚地知道，我的生命结束了，我连帕斯捷尔纳克的书信茨维塔耶娃在国外侨居十七年中，与诗人帕斯捷尔纳克有着密切的书信往来，他们彼此十分珍视这些书信。都没有带……请您告诉我，”她一下子停止了，也让我停了下来。“请您告诉我，您为什么觉得还值得活下去？难道您对未来还没有看透？”
“值得不值得，这一点我早就不考虑了。我丈夫在1937年被逮捕，1938年被杀害。我活下去当然不值得了。在哪儿活以及怎样活都无所谓。可我有一个女儿。”
“难道您不明白，一切都完了？无论对您还是对您女儿，整个儿。”
我们拐到我住的街上。
“怎么全完了？”我问。
“整个儿全完了！”她用手里提着的古怪的口袋在空气中画了一个圈儿，“比如说俄罗斯！”
“德国鬼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