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利季娅·丘可夫斯卡娅著
苏杭译
一
在邮局里与我谈话的女人递给我一张电报单，上面大字印着：“阿谢耶夫尼·阿谢耶夫（1889—1963），俄罗斯诗人。和特列尼约夫康·特列尼约夫（1876—1945），俄罗斯剧作家。拒绝上户口。”
“不，这种电报怎么能发出去？”我说，“您亲口说，玛丽娜·茨维塔耶娃情绪很坏，再说，特列尼约夫和阿谢耶夫就是上级！再说，奇斯托波尔就是首都！这里所有的文学家都毫无例外地可以申报户口，只要不是服役人员就可以。”
“您同特列尼约夫和阿谢耶夫认识吗？您能去说说情吗？不通过他们不成。在奇斯托波尔他们代表作家协会主席团。”
“我在这儿几乎谁也不认识。您知道，我是列宁格勒人，不是莫斯科人……况且我也不是作协会员，也不是疏散委员会委员。阿谢耶夫或者特列尼约夫怎么会听我的话？请您说说看，您能理解他们为什么不给茨维塔耶娃报户口吗？”
“怎么！”与我谈话的女人瞪大眼睛，悄声说，“难道您不知道她是什么人？”
“知道呀，茨维塔耶娃是诗人，一位独具特色的大诗人。她一度侨居国外，后来自愿回到祖国。她丈夫和女儿被捕了。她一个人带着儿子。这又怎么样？”
“嘘！”与我谈话的女人又紧张起来，“您不要这么大声说话。这里不是就我们两个人。”
我们的确不只两个人，邮局的屋子挤得透不过气来，满满登登。
事情发生的地点是奇斯托波尔。卡马河左岸的一座小城。鞑靼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区中心之一。说是中心，其实并非中心：距喀山142公里，距最近的火车站90公里。事情发生的时间是1941年8月末。战争爆发后两个月的月末。
与我偶然遇到的谈话的妇女叫弗洛拉·莫伊谢耶夫娜·莱特斯，长着油黑光亮的头发，穿着一身鲜艳花哨的连衣裙。在打电报的窗口排着队，而我则排在“存局待取”的窗口前。
我每天都来这里，但是徒然：没有任何人寄来任何东西。我一封封写信，可收不到一个人的回复。
我同弗洛拉·莱特斯不太认识。莫斯科作家基金会把作协幼儿园、年老的作家、伤病的作家和作家的家属全都疏散到奇斯托波尔来。列宁格勒作家的家属应当与儿童寄宿学校一起疏散到雅罗斯拉夫尔市郊的加夫里洛夫亚姆。我来到奇斯托波尔纯属偶然。战争爆发时我不是在我的故乡列宁格勒，却正赶上在莫斯科郊外佩列杰尔基诺父亲作者的父亲是苏联著名作家、批评家科·丘可夫斯基（1882—1969）。的别墅。我是在大手术后从莫斯科内分泌研究所被送到这里来的，战争一开始我就极力想回家，回到列宁格勒，虽然我是由于异常危险的处境被迫在战争爆发前夕从那里离开的。但是现在看来，战争把其他一切危险和困难一笔勾销，而不在列宁格勒生活我自己简直不能想象。然而在1941年7月我的伤口尚未愈合，心口经常疼痛，这样的身体爬上缓冲器，爬上车厢顶硬要回列宁格勒简直连想都不用想（况且莫斯科到列宁格勒的铁路经常遭到轰炸）。当我身体稍有好转，我们三个人——我、十岁的女儿柳莎和四岁的侄子任尼亚便在保姆伊达的照料下随同莫斯科其他作家亲属一起来到奇斯托波尔。
7月的下半月，德国鬼子在向莫斯科进攻的时候，已经占领了斯摩棱斯克、叶利尼亚和罗斯拉夫利。他们也在向列宁格勒推进，8月初我们听到消息说，他们已经接近基辅。我还在莫斯科的时候，就已经遭到轰炸的伏努科夫机场（距佩列杰尔基诺数公里）也是一样。报纸和广播电台发布的“最新消息”并不总是最新消息：政府故意拖延向公民公布撤离一座又一座的城市，因此公民们犹如老早做的那样，大多靠传闻。况且广播喇叭只在某些机关、主要街道或者广场广播。再说报纸也常脱期。
我在奇斯托波尔的主要事情就是除了排队买煤油或者鲱鱼以外，还要排队领取信息——索取书信。排队的人多半是妇女，她们盼望的信息多半是来自军队。我想知道但却无法知道的是，我的两个兄弟现在在哪里！两个人都在前线，但是在哪儿呢？还活着吗？我的父母离开莫斯科了吗？到哪儿去了？他们在莫斯科的住宅或者乘坐的军用列车是不是遭到轰炸了？我的列宁格勒的朋友又在哪里？是疏散了还是留在那里？列宁格勒的情况怎样？它是不是遭到轰炸了？是不是被扫射了？
在奇斯托波尔除我们以外没有列宁格勒人，没有人可以打听。邮局陷入瘫痪。我每天都要踏着脏兮兮、黏糊糊的泥泞，甚至冒着酷暑，拖着两条腿到这里来。我克服气喘，慢吞吞地走着，数着自己的脚步，或者为了变变花样，数着小房子的窗子，是双数还是单数？有信来还是没有信来？是谁来的信？万一来自列宁格勒呢？
今天我最后的一步是双数，应当有信。
弗洛拉·莱特斯向我提出给茨维塔耶娃拍电报的事，非常不是时候：离我到邮政窗口只剩下三个人了。我回答她的时候，心里想的完全是别的事。
“您看该怎么办？”莱特斯打搅着我，“您的意思是不是把电报拍给她，该想想办法呀？”
争取争取！想想办法！叶拉布加恐怕跟奇斯托波尔一样偏僻。茨维塔耶娃住在哪里，对于作家协会来说又有什么差别？她原来在莫斯科或者莫斯科州有户口，为什么在这里不给她报户口呢？
在奇斯托波尔作家上户口并不困难，我们乘坐的轮船6月28日从莫斯科启航，在下诺夫哥罗德换乘，8月26日抵达奇斯托波尔，十天后就全都报上了户口。
我们一家开始也像所有新来的人一样被安顿在改为集体宿舍的学校里。后来我在离卡马河不远的乡村的一条街道上租了一间房。那条街起了一个与俄罗斯人、鞑靼人、楚瓦什人杂居的小城镇很不相称的响亮的名字：罗莎·卢森堡街（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这里也没有被遗忘）。疏散委员会发给所有抵达这里的人一份证件，上面盖着作家协会的印章，由阿谢耶夫、特列尼约夫以及我记不起来的什么人签名。也给了我一份。找到住房，就可以去市苏维埃找特韦里亚科娃办手续。她在接待的时间总是在的。这是一位和善的、精明强干的女人。她询问谁有几个孩子，多大岁数，心里想哪家住在哪间农舍里更合适：哪家房东怎么样，哪家男主人酗酒，哪家女主人爱吵嘴，谁家有母牛，谁家有母山羊。疏散来的人一旦找到住房，她立即给盖章。只要有证件就可以。作家的名字，她毫无疑问从来一个也没听说过，至于茨维塔耶娃，她同任何一位别的作家一样，即使是革拉特科夫、丘可夫斯基、莱特斯或者亚历山大·特瓦尔多夫斯基，她同样从来一无所知。
从农会到邮局脚步的双数这一次又欺骗了我。信还是没有，我离开了窗口。
“您能同利亚什科尼·利亚什科（1884—1953），俄罗斯作家。谈谈吗？”
“利亚什科？谁是利亚什科？我从来没有见过他，也没有读过他写的一行文字。”
然而利亚什科这个姓，也许尾音相像，让我想起了一个熟人，诗人列夫·克维特科列·克维特科（1890—1952），苏联犹太族诗人。，他到奇斯托波尔来看望家属，逗留几天，并说临行前来看望我。同克维特科谈谈茨维塔耶娃的事是一个好主意。他在作协毫无疑问是一个举足轻重的人物。
“我请克维特科帮帮忙，”我说，“我特别劝您，先别拍电报。”
弗洛拉·莱特斯耸耸肩膀，把电报装进小手提包里，我们一起走上了街头，告别以后，就各奔东西了。
就这样一直没有消息，没有书信。近日来报纸和广播电台向我们发布的消息是这样的：《真理报》，8月18日，星期一。
苏联新闻局晚间公告。
8月17日我军全线与敌军展开殊死战斗。经过激烈战斗后，我军撤离了尼古拉耶夫市和克里沃伊罗格市。尼古拉耶夫市造船厂被炸毁。
8月19日，星期二。
经过激烈战斗后，我军撤离了金吉谢普市。
8月21日。
告列宁城的全体劳动者。
列宁格勒市民同志们，亲爱的朋友们！
在我们的亲爱的城市上空笼罩着德国法西斯军队进攻的直接威胁。敌人妄图向列宁格勒深入。
……血腥的德国法西斯强盗必然灭亡！我们必胜！
我想对下面这句话作一下阐释：
“敌人妄图向列宁格勒深入”。向……深入不成。深入只能到……里去。到列宁格勒市里去？就是说，德国鬼子已经在列宁格勒近处，在周围，紧挨着？
8月26日。晚间公告。
8月25日我军与敌军全线展开激烈战斗。经过激烈战斗后，我军撤离了诺夫哥罗德。
撤离了，撤离了，撤离了……
……人民怎么办！
人民怎么办！坠上石头跳进河里！
克维特科来看我。我想向他探个究竟，除了报上登载的以外，基辅有哪些消息。他是乌克兰乌曼希纳人，因此，基辅对于他犹如列宁格勒于我一样是一块心病。比起这里的莫斯科人，我更熟悉克维特科：他是我父亲的朋友。科尔涅伊·伊万诺维奇丘可夫斯基的名字和父名。是第一个发现并喜爱上克维特科的儿童诗的，并且设法把犹太文诗歌译成俄文。列夫·克维特科由于诗歌在俄罗斯诗坛取得巨大的成功，战前不久便移居到莫斯科来了。他现在在奇斯托波尔逗留两三天，看望妻子和女儿。他在返程前夕来看我，详细询问我，如果遇到父亲，有什么话转告他。
有什么话转告呢？奇斯托波尔是一个货真价实的陷阱。要想找到一份工作，那是无望的。供应匮乏，市场价格猛涨，哪儿有工作？我在列宁格勒当过速记员，写过文章，当过编辑，我能做校对员。但是奇斯托波尔没有需要速记员的机关，当然更不用说有什么出版社了。我可以在中学里教俄语和文学，可教师的所有位置都被当地的教师占据着。我从莫斯科带来的钱、药品和食物，估计能够全家用一个半月的，往后呢？往后该冬天了，卡马河入冬就结冰，通航期结束，没有铁路运输，想逃出陷阱都不可能。
我没有给人写信，也没人来信。我不知道，谁在什么地方。我请克维特科千方百计找到科尔涅伊·伊万诺维奇，把我的一切告诉他，然后给我拍份电报，告诉我父母在哪里，两个兄弟还活着吗。
克维特科认真地看了看孩子们和我，还有我们的房间，询问了一下我们的健康。我没打算提基辅，莫非要撤离？撤离了基辅？……我非常喜欢这座城市，它在我心目中的地位仅次于列宁格勒。况且不仅因为这座城市，也因为那里有我已故丈夫的父母和兄弟。他们是否离开了？……我军绝不可能放弃基辅。我同克维特科谈话时一次也没有提到基辅。但是我谈到了茨维塔耶娃，谈到作家基金会所做的不讲道理的事。我说她又不是流放犯，是和我们大家一样疏散到这里来的，为什么不允许她搬到她想住的地方？她又不是非得住在一个地方不可。克维特科黯然神伤。这位心境异常平衡的人不能容忍不公正的事情。这种事情与他开朗和愉快的性情、真正孩子般的性情以及他诗歌中怀着幸福感表达的东西水火不相容。这种事违背他的信念。他总是提醒自己和别人，一切都会好的，他相信这一点，他为了这种信念而生活……列夫·克维特科答应今天就去找阿谢耶夫，了解一下到底是怎么回事，然后以个人的名义径直去同特韦里亚科娃商谈（他不仅是党员，而且还是一位荣获勋章的作家，这在当时是罕见的）。“一切都会好的！”分手的时候他一再说，“现在最重要的是每个人都要坚信：一切都会圆满结束的。”这句祈求既是对我的亲人，也是对战争，既是对列宁格勒，也是对基辅，既是对茨维塔耶娃，也是对生活本身而言的……望着他那坚强有力的臂膀，望着他那粗线条的脸庞（或许是黝黑的肤色，或许是慷慨的微笑，令我想起帕斯捷尔纳克），听着他那洪亮的声音，我有点相信，真的一切都会圆满结束的。
（列夫·克维特科在1949年世界主义猖獗时期遭到逮捕，受尽残酷的折磨，于1952年被杀害。我想，他直到与生命诀别的一刻，才同“一切都会圆满结束的”这一信念告别。）
我送他到大门口。他说一定了解到科尔涅伊·伊万诺维奇的所有情况，见到他或者给他写信，一定拍电报给我。至于茨维塔耶娃的事，他从我这里径直去找阿谢耶夫。
第二天我去找药店：任尼亚体温升高，吞咽疼痛，看来是咽炎。我去弄点罨压用纸。如果药房没有，就去作协宿舍，那里总会有人有。那里我认识了很多新来的熟人，半熟不熟的人，对其一知半解的人，不久前同船来的旅伴。
就在这一天，记得是8月26日，我头一次见到玛丽娜·伊万诺夫娜·茨维塔耶娃。
二
在奇斯托波尔有一个地方，是新近到达的人和先前到达的人都不可避免地相遇的地方：市苏维埃前的广场。不论到哪里，都要绕过它。有时候有意绕到那里。在那里会听到许多新闻：谁从集体宿舍迁到哪里去了，什么时候才能终于卖煤油，——不然此地的房东要把木柴贮备起来过冬。自家的俄罗斯式的壁炉不想升火，而我们大家都有煤油炉；最重要的是前线有什么消息。“敌人向列宁格勒深入”是什么意思呢？德国鬼子占领了皇村？占领了箭楼？皇村总体公园，属于彼得宫。德国鬼子已经在涅瓦大街上横冲直撞？黑乎乎的广播喇叭在市苏维埃广场上广播：喇叭经常坏，但总会有人听到最新消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