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H.卡塔耶娃雷特金娜著
苏杭译
博尔舍沃的“神秘的”住宅现已建成博尔舍沃茨维塔耶娃纪念馆。多年来使我不得安宁。玛丽娜·茨维塔耶娃从巴黎归来的第一天起便生活在那里，足不出户，从未露面。
我很困难地找到了这所房子。原以为它毁灭了，然而房子却完好无损。我同现在住在那里的人关系不错。记录了他们的讲述，从前的和现在的邻居的讲述。找到了茨维塔耶娃的儿子——格奥尔吉在博尔舍沃学校读书时的同学。询问了了解埃夫伦茨维塔耶娃一家的、西班牙战争和法兰西抵抗运动的参加者，其中包括A.埃斯纳、B.索辛斯基、H.斯托利亚罗夫、阿·谢泽曼以及从捷克斯洛伐克和巴黎归来的共同的朋友。对耳闻的与1937—1939年法国报纸上发表的材料和国外发表的目击者的回忆做了比较。然而直到现在没有任何人了解在1939年可怕的岁月里同玛丽娜·伊万诺夫娜·茨维塔耶娃共同居住在博尔舍沃这座房子里的人们所讲述的事。
博尔舍沃的灾难是玛丽娜·伊万诺夫娜·茨维塔耶娃一家的悲惨的命运的顶点和关键。
它有着久远的起源。
茨维塔耶娃本身素来便载有悲剧，但是同样也具有生活的力量。关于这一点她本人在1940年致薇拉·梅尔库里耶娃的信中比谁都说得更好。“幸福的人应当对生活感到高兴，要对他的这种罕见的天赋给予鼓励。因为幸福来自幸福的人。来自我的幸福已经消逝了，完全消逝了。我举着别人的重担（被放上去的重担），就像大力士举着杠铃一样。自由从我这里消逝了。一个人在心里知道，从窗子里跳出去以后，却往上掉。人们在我身上就像琥珀一样复活了，他们自己开始举起重担。”《未发表的书简》，YMCAPress，巴黎，1972年。
尽管茨维塔耶娃的生活独特，在博尔舍沃的情形还是完全特殊的。
从1939年6月19日起，到11月10日止，总共生活了五个月。
正如茨维塔耶娃自己所说的那样，由于法兰西将她与自己隔绝并排挤出去而完全绝望中她离开了巴黎。尼娜·别尔别罗娃在《着重点是我加的》一书中回忆说，1937年在巴黎在谢尔盖·沃尔康斯基葬礼结束以后，在教堂的出口处，没有人向茨维塔耶娃伸出双手。她噙着眼泪独自站着。大家从她身边走过。
正如茨维塔耶娃的女儿所说的那样，回俄罗斯的路是预先规定的：巴黎——勒阿弗尔——列宁格勒——莫斯科——博尔舍沃。这是她丈夫埃夫伦从法国逃回俄罗斯的路线。路线是“机关”指定的。
她也是离开了即将进攻的法西斯匪帮，离开了致命的孤独，离开了不可能反对儿子的急忙返回俄罗斯去找父亲的坚决的要求（这一点她曾写信给安·捷斯科娃），——径直地落入了逐一地吞噬了妹妹、女儿、丈夫和亲人的制度的陷阱，灭绝了生活的一切希望。
茨维塔耶娃在1939年5月31日从巴黎寄给安·捷斯科娃的信里把博尔舍沃称作乡村：“我将到乡村。那里有松林，这是我唯一知道它的。”（关于妹妹阿纳斯塔西娅被捕她还什么也不知道。）
原来博尔舍沃既不是乡村，也不是幽静的所在。就其本质来讲，博尔舍沃是一所既假定又绝对的囚禁地——指定的生活，即将临头的灾难的不断加快的噩梦。它的不可避免已经被死死地捆在一起的所有的住宅的居民意识到了。
离博尔舍沃村不远，在铁道线路那边，在森林深处，有三座完全一模一样的仿佛三胞胎似的别墅，由远方的墙板围起来而且绝对不相往来。所谓的“新生活”村别墅。在它们的后边，稍远一点，是私人的住宅——那里已经不是那么“新的”而且完全是另外一种生活了。
正如今天住在那里的“木材出口公司”工作人员伊兹赖尔·扎韦利耶维奇·克卢格曼所说的那样，这些别墅既称作“木材出口公司”的别墅，它们也称作“报刊公司”的，它们还是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别墅，国家安全部的公有别墅。（米哈伊尔·科利佐夫米·科利佐夫（1898—1942），苏联作家。对“报刊公司”以及对其他许多人都有直接关系。）
附近居民渺茫地知道，“那里住着外国人”。旁边是皮亚塔科夫的堡垒别墅，远处是一座别墅，托姆斯基在博尔舍沃自杀的枪声在那里依然没有平息。
茨维塔耶娃居住的那座别墅是外人禁止入内的。总而言之，是约定俗成的，并且是不受鼓励的。有时候在草丛中会发现暗中监视者。仿佛这座别墅是单行线上的“转运站”。
传说房子是30年代初建设的，并且由人民委员罗森戈利茨阿尔卡基·巴甫洛维奇·罗森戈利茨（1889—1938），1905年入党的布尔什维克党员。1925—1927年间执行驻伦敦全权代表职务。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1929年任工农检查局副人民委员。这是我所能了解到的仅有的情况。——H.卡塔耶娃雷特金娜转送给鲍里斯·伊兹赖列维奇·克拉耶夫斯基何许人也，不详。的。1937年克拉耶夫斯基、他的妻子巴甫林娜·巴甫洛夫娜和儿子被逮捕。雅科夫·斯维尔德洛夫雅科夫·斯维尔德洛夫（1885—1919），苏联国家和党的活动家。的遗孀常到克拉耶夫斯基家作客。（后来她的儿子安德烈·斯维尔德洛夫成为阿里阿德娜·埃夫伦案件的侦查员。）
正如了解到的那样，执行别墅管理员职务的是阿列克谢·马特维耶维奇·奥布霍夫。定员表上是扫院人，死于1966年。管理员实质上既是全权的主人，又是仆人。他身边一大家子人，有五个孩子。与他住在一起的有大女儿、连襟和大姨子一家。其中之一的他妻子的姐妹安娜·特罗菲莫夫娜在克拉耶夫斯基家当过佣人，而且还清楚地记得斯维尔德洛夫的遗孀。
管理员阿列克谢·马特维耶维奇在所有的多次的逮捕中是经常的、必然的见证人，还有他的妻子柳博芙·特罗菲莫夫娜（死于1982年）。他们的小女儿克拉夫季娅·奥布霍娃（多尔马托娃），生于1934年，她还记得，作为五岁的小女孩到这座别墅去的时候，人们招待她，而然后她说：“我是内务委员部（内务人员委员部）的，吃了酸酸的（西红柿）。”
房屋“面对”着铁道，离它很近。房子是原木建造的，很大，正面是拉长的，两侧有两个装有玻璃的凉台，有两个独立的进门和穿堂，有三扇双重框子的窗户，有共用的宽敞的客厅；客厅里有壁炉，一张长圆形的大桌子，餐柜和沙发（餐柜作为见证人至今仍在那里）。荷兰式的火炉，镶木地板。院子里有不取暖的厕所。
有很大的一块场地上的松树林（关于这些松树林茨维塔耶娃在巴黎时就知道）呼啸着。没有小路——全是柔软的针叶林植被。在松树林中间有一副单杠，挂着秋千，它们的长入树干里的钩钉至今还在翘着。那里还有吊环。
有一口清澈的能治病的水井。夏季的淋浴更衣间。从井里汲水只能通到管理员的小屋。往别墅运水要用水桶。
1939年异常炎热的夏天，一起居住在博尔舍沃的有埃夫伦茨维塔耶娃和克列皮宁两家，还有克列皮宁家的女友埃米利娅·利陶埃尔。刚回来的时候，玛丽娜有时还继续记日记。写信。（将来会公布她自己关于博尔舍沃事件的证据的。）克列皮宁夫妇的女儿索菲娅·尼古拉耶夫娜——她当时十二岁——对我说：“我们当时住在博尔舍沃的可笑的叫什么‘新生活’街4/33号（现为斯维尔德洛夫街15号现为茨维塔耶娃街15号。）。这是一所原木建造的、在地段深处毫无道理地拉长的房屋，这个地段没经过任何修整，只是围墙隔离着……客厅和厨房是共用的。我的父母同茨维塔耶娃家早在巴黎就认识。我们回到了苏联几乎是同时。我们在别墅度过了1938/1939年冬季……1939年末爆发的事件使我成为孤儿和社会所抛弃的人，在我心灵里排挤掉了许多东西。
“我同穆尔（格奥尔吉），玛丽娜·伊万诺夫娜的儿子很要好……我们很难与别人相处。农村的孩子们招惹我们，因为穿着不一般。因此我们的整个生活几乎都是在地段里或者在客厅里，它白天归我们使用。”
这两个家庭共同生活在一起不是偶然的。克列皮宁夫妇，他们的女友埃米利娅·利陶埃尔以及茨维塔耶娃的丈夫谢尔盖·埃夫伦是共产国际的，而后来则是国家安全部的侦查员。
巴黎《最新消息报》（1937年第6056期）报道材料说：“叶·卡·米勒叶·卡·米勒（1867—1937？），苏联国内战争期间反革命领导人。将军的消失。‘苏维埃祖国友人协会’遭到搜查。谢·雅·埃夫伦逃亡。市政厅对玛·伊·茨维塔耶娃的审讯。”报纸报道：“……搜查‘苏维埃祖国友人协会’与对暗杀伊格纳季·赖斯伊格纳季·斯坦尼斯拉沃维奇·波列茨基（伊格纳季·赖斯）（1899—1937），苏联驻国外侦查员，因写信拒绝执行斯大林主义而被暗杀。案件初步调查有关。对米勒将军消失案件，这种警察程序没有直接关系。但是两种罪行是国家政治局的间谍按莫斯科的指示完成的。在比西街搜查的结果能够以新的有价值的资料丰富调查。”下面接着说：“近日来在巴黎散播一种传说，在安·尼·和尼·安·克列皮宁夫妇神秘离去以后，前欧亚大陆同盟会员谢·雅·埃夫伦也离开了巴黎。埃夫伦数年前转向苏联方面，并且加入了回归祖国协会。”当伊·赖斯的死亡众所周知时，克列皮宁夫妇和埃夫伦是以另一种姓氏，即克列皮宁夫妇是利沃夫夫妇，埃夫伦是安德烈耶夫而逃离法国的。
参加侦查工作的还有他们的大孩子：阿列克谢·瓦西里耶维奇·谢泽曼（克列皮宁娜初婚之子），他1936年回到莫斯科以及阿里阿德娜·埃夫伦——茨维塔耶娃的女儿，1937年3月18日归来。
这两家经常在一起是由事件的整个过程所决定的。在巴黎两家从1926年至1927年便已经友好合作。在白军反对革命的俄罗斯的军事行动悲惨的事件之后，他们在重新评价的痛苦的道路上尝尽了患难之苦。寻找补偿的道路。在巴黎近郊居住的地点（事情已经这样）几乎同时更换，而且总是住在邻近。
他们最初的重新评价是在“欧亚大陆同盟”中进行的。渐渐地克列皮宁和埃夫伦先是在文学方面，后来在思想意识方面参加了反对新的苏维埃俄罗斯的敌人的斗争，而后来又参加了侦查工作，起先是共产国际在救援从废墟中站起来的俄罗斯这条线上，后来救援正在毁灭的西班牙（那时候毕加索也成了共产党员），而最终已经理所当然地加入了国家安全部路线的反对具体的单个的敌人的斗争。
谢尔盖·埃夫伦成了西班牙的国际纵队队员。（国际纵队队员同样要做侦查工作。）他还参与了监视托洛茨基、他的儿子谢多夫，劫持米勒将军，而然后追捕所谓的“背叛者”侦查员伊格纳季·赖斯波列茨基（党内称号为路德维希）。
他原来想，这条路是以在自己的人民面前赎罪，以为它新的服务而开始的，却以完全从属于制度而告终的。所有这一切不是一下子发生的：一步接着一步，渐渐地。
谢·埃夫伦在1926年4月18日致E.Л。涅德泽利斯基的信里写道：“欧亚大陆同盟对我来讲之所以感到亲切，也是因为企图通过文化的，而非实际的达到民族的自决”，1927年5月25日——过了一年以后写道：“我现在是巴黎欧亚大陆俱乐部的首领（……）主要的不是这里，而是‘那里’。”
过了不长时间，他已经不顾一切地准备为离开的祖国去做一切——“整个真理在‘那里’”。
类似的感情当时许多有尊严的人都体会到了（这一点也必须理解），处在“俘虏中时代”的世纪的人质是这样行动的。
他们的悲惨的道路不是单一的。非典型的侦查员——专业人员，而是不知所措的受难的战士，他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夜的那种唯一的短暂的历史时刻，从不太多的可能性当中走向毁灭。
“为亲爱的俄罗斯服务的激情的力量和流亡者的迷惘的力量是那样强大，”索菲娅·克列皮宁娜写道，“以至于某些他们曾经发生过的历史情况是不能左右的，是复杂的，而且由于它的复杂性和赤裸裸而不能很快发现。我父亲的兄弟德米特里·克列皮宁是邓尼金的一位勇敢的军官，激烈的君主主义者，结果却因为帮助共产党员而被法西斯匪帮杀害。一名军官——却成了神甫。在巴黎监狱中服务，而且是被关押者和抵抗运动之间的联系人。他和母亲现在全世界都知晓。俄罗斯流亡者是热爱俄罗斯的。有时候他们会为他们所选择的为俄罗斯服务的道路而遭到谴责，他们在为祖国服务的道路当中冒着生命的危险，成为牺牲品，但是却是非常勇敢的。”
茨维塔耶娃在这种情况下与埃夫伦肩并肩生活在一起，又理解了什么呢？完全的献身者她是不可能的，但是众所周知，埃夫伦茨维塔耶娃一家在巴黎是拿苏维埃“津贴”的。
茨维塔耶娃的智慧是男性的，敏锐的。目光是有预见性的。从她的革命时代的日记（《选集》两卷本，1917—1937年，纽约，1979年）中可以清楚地看到，一切从一开始她便深刻而又全面地理解了。然而此处讲的是另外一种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