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玛·伊的处境全面地、急剧地恶化。她病倒了，由于贫血和营养不良她开始脱发，一个钱也没有，她给捷斯科娃写信说：“尽管我在不停地写作，却靠在小铺赊账度日，常常是凑不上一法郎十五分去巴黎——这样的生活毕竟是不公正的。耐性，我的吃苦耐劳的骄傲，里里外外、上上下下仿佛无所不能，——这一切毁了我。”1932年变得更糟糕：由于经济原因，她由默登迁移到市郊的另一地方——克拉马尔，换了两次住所，后来在郊外工人住宅区伊西—莱—穆利诺定居下来。《俄罗斯意志》停刊了，布拉格缩减“俄国股份”“俄国股份”系指捷克斯洛伐克政府对俄国侨民的资助，这笔资助金是从俄国黄金储备中拨出的，俄国黄金储备，部分是捷克军团兵士在俄罗斯国内战争期间攫取的。，取消了每月五百克朗（约400法郎）的资助。有几个月靠阿利娅编织帽子一天赚的五法郎作为全家唯一的固定收入。玛·伊说：“我们慢慢地快饿死了。”如果没有友人们，尤其是萨洛梅娅·尼古拉耶夫娜·加利佩恩萨·尼·安德罗尼科娃加利佩恩（1888—1982），于1926年初与茨维塔耶娃相识，她曾说：“我的流亡生活由于茨维塔耶娃，由于同她的经常会见而大放光彩。我一下子便爱上了她。应当说，很少有人爱她。她仿佛经常使人们，甚至善意的人们激怒……茨维塔耶娃聪明，非常聪明，无限地。……她话说得很好，生动，一连串的幽默，常常开怀大笑。善于遣词造句。我不理解，人们怎么会不喜欢她。”又说：“我从来也没有见过像茨维塔耶娃所陷入的那样的贫困。”安德罗尼科娃加利佩恩在长达七年之中从她的每月一千法郎收入中支援给茨维塔耶娃二百法郎，直到1934年中断。安德罗尼科娃加利佩恩保存有百余封茨维塔耶娃给她的信。，原安德罗尼科娃公爵小姐的帮助，他们是难以活下去的；萨洛梅娅也就是曼德尔施塔姆歌颂的“麦秸儿”指诗人曼德尔施塔姆的《细细的麦秸儿……》（1916），由两首诗组成，是献给萨洛梅娅·安德罗尼科娃的，俄文“麦秸儿”一词与“萨洛梅娅”读音相似。，她也受到过阿赫马托娃的赞美（“1913年的美人儿，比所有的人都更美，更高”）。1933年我企图组织一个类似委员会的单位，具体说就是把大部分生活富裕的、同意定期资助玛·伊的妇女组成一个小组。萨洛梅娅·尼古拉耶夫娜积极响应这一建议，但是无论是她的奔走，还是我的微薄之力，其结果，对茨维塔耶娃的整个经济上的支持，却几乎全是来自安德罗尼科娃加利佩恩个人的资金。有时候捷斯科娃也从她那有限的收入中拨出来一点儿。然而玛·伊说仿佛帮助她的只是一些妇女，这毕竟是不对的，不公正的。除了斯维亚托波尔克米尔斯基以外，还有列别杰夫以及我都各尽所能，而且《俄罗斯意志》也不是妇女杂志。1934、1935和1936年列别杰夫在贝尔格莱德以塞尔维亚文出版的《俄罗斯文献资料》上刊登了玛·伊的三篇文章指茨维塔耶娃的《诗人—登山运动员》、《同历史一起的诗人和在历史之外的诗人》和《谈巴尔蒙特》。，寄去过三次稿费，加上了（当然未经她允许）我在这家出版物上发表的论及她的文章所应得的钱。从1935年起，谢尔盖·雅科夫列维奇成为回归祖国联盟的领取报酬的工作人员，但是玛·伊当然不曾怀疑过，他带回家来的钱是从为苏联秘密服务的特殊基金中支出的。
1933年玛·伊通知我说，她为纪念父亲逝世二十周年在写关于他的散文。她非常热爱和敬重父亲，因为他的“工作的激情、纯朴、超脱和严于律己的生活方式”。一部分散文她是用俄文写的（1934年《会见》上发表的《博物馆揭幕》），一部分是用法文写的。她当时产生了一种为法文出版物翻译她自己的作品——诗歌和散文的计划。她把《小伙子》用法文改写成一部新的长诗，在她的安排的试图不太顺利以后，她找上我来帮忙。她在巴黎文学界没有关系，总之，用她的话来说，她在法国觉得自己不仅是“一个异物，而且也是一个异己的灵魂”。我试图把她的《小伙子》法文译文推荐给伽利玛，或者他办的《新法兰西评论》杂志，在这件事情当中，我的老朋友，出版社的秘书布里斯·帕雷帮了很大的忙，但是事情却以失败而告终。她翻译的普希金的诗中只有三首——而且还是在很久以后，在1937年才见于版面。这些译作我不喜欢。玛·伊不久便确信，绝不该打算把翻译作为收入的来源。
她在《最新消息报》上发表作品的可能几乎完全断绝了，她主要的是偶尔在《当代纪事》上，而后来——1937和1938年——在《俄罗斯纪事》上发表散文，以及在《会见》和《数》上发表两三篇不重要的小东西。
1934年我同玛·伊仿佛在巴黎咖啡馆见过面。“如今连您也没地方发表东西了，”她对我说，“连您也转到法文上来了。我简直是没法活了。”这件事是发生在《当代纪事》把她的《步行颂》退稿以后：这首长诗原已采用，仿佛已经排了版，但是后来编辑们突然想起怕“一般读者”理解不了这首诗。我从来不曾见过玛·伊心情如此绝望。我们关于不可避免发生与德国的战争的谈话，使她感到恐怖，她说，一想起战争，她就不想活了。“我孤单单一个人，”她重复说，“我身边空无一人。”我仿佛觉得，她不仅病态地感到自己与世隔绝，而且甚至想要夸大它。我对她说到了这一点，重复了她说的“世纪的阴谋”的话。她摇了摇头，说：“不，您不理解。”然后看着一旁，引用了她的两行我不熟悉的诗：命运用它那巨大的手掌奔跑着抓住了我的头发。引自短诗“我被赋予了亲切的嗓子……”（1915）
接着加了一句：“我的信念破灭了，希望消失了，力量耗尽了。”我从来没有像那天那样可怜过她。
（接上页）夫伦参加国家政治保安局行动一事，详情参见罗宾·肯博尔教授为阿尔狄斯出版社1980年版《天鹅营》所写的序。
①皮埃尔·高乃依（1606—1684），法国作家。
②让·拉辛（1639—1699），法国作家。
早在1936年，玛·伊便已经面临了对她来说可怕的问题——回俄罗斯去。她不愿意回到那里去，这一点她既对我，也对列别杰夫一家公开说过，也在给亲近的熟人们的信里写过。阿利娅和谢尔盖·雅科夫列维奇一两天内就该得到苏联护照和签证。玛·伊一个人留在国外压根儿是办不到的，她认为自己无权毁了这个家并且让极力想回苏联的穆尔成为一个侨民。但是她根本不知道，谢尔盖·雅科夫列维奇为了证明忠于莫斯科而成了内务人民委员部派到欧洲的特工人员。阿利娅于1937年初离去。9月，埃夫伦参与杀害伊格纳季·赖斯一事败露，这件事对于玛·伊是一个沉重的打击。赖斯是国家政治保安局派到国外的执行特殊秘密使命的重要工作人员，他由于对斯大林式的共产主义失望决定寻求政治避难而在瑞士“被镇压”。谢尔盖·雅科夫列维奇是执行莫斯科关于消灭“叛徒”指示的小组的成员。谢尔盖·雅科夫列维奇·埃夫伦（1893—1941）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放弃大学学业，作为护理人员加入俄国沙皇军队，随后在国内战争中一直在白军中担任军官。1921年命运将其抛到国外，曾在捷克查理大学毕业。1925年移居巴黎，逐渐转向苏联，担任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国外侦查员，1937年10月10日因涉嫌欲与苏联侦查机关脱离关系的苏联侦查员伊格纳季·赖斯被害案受到法国警察局通缉而被迫返回苏联。茨维塔耶娃回国后仅三个半月，谢尔盖·埃夫伦便于1939年10月10日被他曾经为之效劳的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逮捕，审讯期间对指控他在国外从事反苏间谍活动矢口否认，最后于1941年7月6日被军事法庭以“法国间谍”罪判处死刑，1941年10月6日被处决。1956年9月22日被平反。关于谢尔盖·埃（转下页）玛·伊怎么也不能相信这件事，如同她不相信突然所暴露的一切——谢尔盖·雅科夫列维奇终于仓促逃走才使她睁开了眼睛。
然而在法国警察局（Cюpтe）审讯时，她一直反复谈丈夫的为人忠诚，天职与爱情的冲突并且背诵援引不知是高乃依①还是拉辛②的作品（她自己后来谈起此事，起先是对马·尼·列别杰娃，后来是对我）。起初那些警官以为她在耍滑头，装疯卖傻，但是当她开始对他们朗诵译成法文的普希金的诗和她自己的诗时，他们对她的精神功能怀疑起来，并且向前来协助的有经验的侨民事务专家介绍她说：“这是一个精神错乱的俄国女人（cette folle Russe）。”
同时她暴露出在政治问题上如此无知以及对丈夫的活动如此一无所知，因此他们向她挥了挥手，放她走了。但是，这年可怕的秋季玛·伊所经历的一切把她搞垮了，她的内心受到了创伤。当10月我在列别杰夫家里见到她时，她的气色很难看，我感到十分震惊，她一下子变得苍老了，仿佛憔悴了。我拥抱了她，于是她突然失声哭了起来，轻轻地，悄悄地，我第一次看到她哭。后来抑制住了，几乎是用幽默的语调开始谈论起她所谓的“不幸”。这次谈话穆尔不在场。使我感到震惊的是她的眼泪，没有抱怨命运，一种无望的信心，因为没有必要搏斗，应当顺应不可避免的事。我记得她的话听起来是那样普通和平常：“我真想死，但是为了穆尔不得不活下去，阿利娅和谢尔盖·雅科夫列维奇已经不再需要我了。”玛加丽塔·尼古拉耶夫娜问起她近期的打算。玛·伊回答说，不得不回俄罗斯了，为此应当到回归祖国联盟去，到苏联领事馆去，反正在巴黎呆不下去了，既没有钱，作品又不能发表，而且要受到流亡者们的迫害，即便是现在——到处遇到不信任的敌意。的确，她不久便因为俄国人邻居的不友好而不得不从伊西—莱—穆利诺移居到巴斯德林阴大道一座破旧的饭店约诺瓦饭店。里去了。
我后来在1938年初见过她。她的脸依然很消瘦，痛苦难堪，但是她控制了自己。她生活在极端贫困中，几乎不见任何人，甚至亲近的熟人也有意规避，但是她依然勤奋地写作，清理自己的手稿：她知道，许多作品不得不留在国外。她的《索涅奇卡的故事》的第一部分，由于对她极为友善的И。И。布纳科夫冯达明斯基的努力，应当发表在《俄罗斯纪事》上，但是后来发表作品对她来说却是不可能的，为了备用而只好写作。恰恰是在1938和1939年，在准备启程之前，她写了壮丽的组诗《致捷克的诗章》和长诗《公共汽车》斯洛宁弄错了：据阿·埃夫伦说，长诗《公共汽车》茨维塔耶娃是分三次写完的；即1934年4月、1935年12月和1936年5—6月。1938—1939年间，在茨维塔耶娃回苏联之前，她把这部长诗誊清了一遍，曾想把它的最后一部分加工并加以扩充，但是这一构想并未实现…这些作品写成二十六年之后才得以发表。《致捷克的诗章》中的某几段表达了玛·伊在由巴黎启程之前的心境：啊，黑压压的山岑把全部光明——遮住！
赶紧——赶紧——赶紧
把入场券退还给造物主。
我拒绝——苟且偷安。
我拒绝在豪强
疯人院里——苟延残喘。
我拒绝同广场上
豺狼一起——狂吼。
我拒绝与平原上
鲨鱼随波逐流——
兴风作浪。
我既不需要耳朵敏锐，
也不需要眼睛洞察一切。
对你的疯狂的社会
回答只有一个——拒绝。引自组诗《致捷克的诗章·三月》之八“啊，泪水充盈着眼窝！……”（1939）。
1939年6月初，玛·伊同穆尔到我家来度过了临别的一个夜晚，并且告知，日内便要启程。晚餐过后，我们开始回忆起布拉格，我们一起散步，以及有一次她在我家里呆到了深夜，没有赶上火车，于是搭乘出租汽车，沿着冬天的雪地，我把她送到弗申诺雷村，她低声地朗诵自己早期的诗。她沉思了一会儿，说道：这一切都是发生在另一个星球上。穆尔流露出一种厌烦的心情听着这次谈话，接下去玛·伊朗诵她的最近一篇作品——《公共汽车》。我为这首长诗的语言的光彩以及它那纯粹茨维塔耶娃式的幽默而深受感动，惊奇得如醉如痴，因为在这痛苦的几个月里，她竟然具有力量和喜剧感来写下如此的诗句：竟然像魔鬼一样，公共汽车横越过障碍。
玛·伊回答我的问题说，她现在想尽可能多写些东西，因为不知道，她在莫斯科会怎样，是不是允许她发表作品。困倦得打哈欠的穆尔立刻振作起来，说道：“您说什么呀，妈妈，您总是不相信，一切都会好的。”玛·伊没有理会儿子，又说了一遍她从前说的话：“作家写作，也就是呼吸，在哪里受到干涉最少，他在哪里就最好。”
玛·伊谈她打算留下的手稿——已经寄往阿姆斯特丹的除外——的命运谈了很久。她打算把《天鹅营》、《垄沟》、《索涅奇卡的故事》的第二部分，以及别的什么东西寄给巴塞尔俄罗斯文学教授伊丽莎白·爱德华多夫娜·马勒，并且问能不能为我把一包东西留在她住的旅馆的邻居图卡列夫斯基家里。
所有这些手稿都珍藏在巴塞尔大学图书馆档案部。伊·爱·马勒于1970年逝世，终年八十八岁。由于我离开了巴黎，那包资料我是在战后才从塔马拉·图卡列夫斯卡娅（现已逝世）那里拿到的。其中包括《一首献诗的经过》，纪念沃洛申的长诗，写有各种文本的和关于马雅可夫斯基和帕斯捷尔纳克的、发表在《新城堡》（1933）上的文章的原稿，以及其他草稿和书信的笔记本。——马克·斯洛宁我们坐到很晚的时候。听到近处的钟楼敲了十二下，玛·伊起身后带着一种惨然的微笑说道：“现在已经是半夜了，不过不用汽车，不是弗申诺雷，到巴斯德林阴大道我们可以走着去。”穆尔催促她，她却迟迟不动。我们在门前的平台上相互拥抱。我激动得一句话也说不出来，默默地注视着玛·伊领着儿子走进电梯，电梯移动了，他们面孔向下方慢慢地消失——永远地。斯洛宁回忆录的最后两页是关于茨维塔耶娃返回苏联以后的生活的，根据完全可以理解的原因，失之确切，故略。可参见利季娅·丘可夫斯卡娅的回忆文章《临终之前》。
日内瓦，1971
题解：
马克·利沃维奇·斯洛宁（1894—1976），俄裔美国文学评论家，曾任捷克布拉格出版的《俄罗斯意志》编辑，先后在布拉格和巴黎工作和生活多年。后移居美国。主要著作有《苏维埃俄罗斯文学》，该书有一章详尽地评论茨维塔耶娃的创作，并给与相当高的文学史地位。这也是当年苏联境外首次系统评论茨维塔耶娃其人其作。玛·茨维塔耶娃侨居国外十七年里所创作的诗歌和散文等作品，几乎大部分经过斯洛宁的手发表。他们的相识是通过安德列·别雷介绍的，他与茨维塔耶娃建立了深厚的友谊，这篇回忆录基本是可靠的（偶有记忆之误）。
（米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