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时期是我国源远流长的文化奠基时期。在那礼崩乐坏、瓦釜雷鸣、高岸为谷、深谷为陵的急剧变化中，涌现出了大批政治家、思想家、军事家，他们满怀激情，以一种不可遏止的精神状态拥上历史的舞台。他们犹如灿烂的群星，朝着各自的目标，选择各自的道路抒发各自的情怀，书写着各自的历史，使这个时期成为我国最具有活力的黄金时代。庄周和惠施，就是在这“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中涌现出来的不容忽视的两股清流。他俩在争鸣中建立起来的友谊，也别具特色。
庄子名周，宋国蒙（今河南商丘）人，做过蒙地的漆园吏。他家境贫寒，住在狭小的巷子里靠编草鞋度日，饿得面黄肌瘦，有时不得不向人家借米救急。他虽然贫穷，却向往自由自在的生活，也不愿谋求富贵。惠施，宋国人。他是一个活跃的政治人物，是当时“合纵政策”的组织者，在魏国的政治地位很高。
庄子和惠施学问都很渊博，但各自的追求不同，对事物认识的差别也大，生活境遇更是悬殊，每每相见，两人总是争论不休，却又能彼此尊重，被视为“谈友”。
有一天，他俩站在濠水的桥上，观看水中的游鱼。一会儿，庄子高兴地说：“你看，鱼儿出水从容，它们是多么的快乐啊！”
惠施回答：“你不是鱼，怎么知道鱼儿快乐呢？”
庄子回答：“你不是我，怎么知道我不知道鱼儿快乐呢？”
惠施说：“我不是你，固然不知道你，你也不是鱼，你不知道鱼的快乐，不是明摆着的事。”
庄子接着回答：“请回到原来的话题。你说你怎么知道鱼的快乐来问我。我告诉你，我是在濠水的桥上知道的。”
这两个好朋友一见面总喜欢唇枪舌剑地争辩。有一次，他俩争论“大而无用”的问题。惠施认为在一般情况下，诸如树木、果实，当然是越大越好。但在特殊情况下，大的东西，超过一定限度，会成为累赘，反而没有用。庄子不同意这个说法，认为大的东西失去了这种用处，却产生了另一种用处，“无用”本身就是“有用”，讥笑惠施拥大而不会用，是心如茅塞的表现。这个问题的争论，实际上是一种思想和学说的意义与价值的争论。惠施偏重于一种实用社会尺度来衡量，即一种学说应该为社会所理解、所接受才有用。庄子则偏重于一种绝对的、个人的尺度来衡量，“天下为沉浊，不可与庄语”，他以一种脱离现实的语言，表述一种独与天地精神往来的逍遥精神境界。这充分反映出两人不同的人生追求。
庄子不愿意做官，生活过得十分艰苦，有人就横加揣测，挑拨他俩的关系。有一次，庄子去梁国会见惠施，有人乘机对惠施说：“这次庄子来梁国，就是想取代你的相位。”惠施信以为真，十分恐慌，便派人在国内搜查了三天三夜。庄子却亲自来见他，给他讲了一个故事说：“南方有鸟，真名雏（像凤凰一样的鸟），子知之乎？夫雏，发于南海而飞于北海，非梧桐不止，非练实不食，非醴泉不饮，于是鸱得腐鼠，雏过之，仰而视之曰：‘吓’。现在你也拿梁国来‘吓’我吗？”在庄周看来，梁国的相位不过是一只死老鼠，惠施却像猫头鹰一样死死地守住它，生怕被高洁的雏抢了去，这是多么可笑可悲的事。惠施听罢感到十分惭愧，从此也就不再担心庄子会夺走他的这只金饭碗了。
庄子的妻子死了，惠施去吊丧，只见庄子两腿叉开直伸着，正在敲着瓦盆唱歌。惠施责备庄子道：“你和妻子生活在一起，她为你生儿育女，现在老而身死，你不伤心哭泣也就够了，还敲着盆子唱歌，实在是太过分了。”
庄子回答：“当她刚死的时候，我怎能不难过呢？可是探究她的开始，本来就没有生命；不仅没有生命，而且没有形体；不仅没有形体，而且没有气息。混杂在恍恍惚惚之中，变化而产生了气，气变而成形，形变而成生命，现在又变而为死。这样生来死往的变化，好像春夏秋冬四季运行一样。现在她安静地躺在天地之间的大房子里休息，所以我才不哭。”从一种世俗的、人伦的观点来看，庄子的表现是一种令人难以理解、难以接受的违背情理的行为，丧失了一个在社会和家庭生活中的人所应有的温暖和美好的感情。惠施正是从这个角度批评他的。庄子的回答，显然是一种超脱世俗的感情，从一种冷峻的理智的立场和彻底的唯物主义观念来思考问题的。他认为“死”既然是谁也不可逾越的规律，倒不如把它看成是一种享受和超脱。庄子对于自己的死，也看得十分淡薄。
庄子和惠施在人生观和学术上分歧很大，但彼此友谊深厚。学会宽容吧，宽容是友谊中不可缺少的润滑剂。它和诚实、勤奋、乐观等价值指标一样，是衡量一个人气质涵养、道德水准的尺度。宽容对方，是对对方的一种尊重、一种接受、一种爱心，更是一种力量，一种沟通，一种美德。庄周与惠施由于彼此能容纳对方，他们才能成为千古共度的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