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新时代的徽商已形成一个独具特色的群体，在市场经济下，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明清时期传统徽商的杰出成就，以一种全新的方式，得到了进一步的延续和发扬。在某种意义上讲，“儒商相济”依然是当代大多数徽商的共性，但其中的“儒”，已被赋予了新的内涵。今日的徽商，将在继往开来的传承与开拓中，不断续写更为璀璨的传奇新篇！
自明朝中叶以来，徽商长期被称为“儒商”。崛起于改革开放后的当代徽商，对“儒文化”的传统底蕴，既有明显的传承，又有在本质上的超越。“儒”的内涵和精神，在“新徽商”身上，实现了与时俱进的重塑。
从江春、鲍漱芳、胡雪岩等传统徽商，到以史玉柱、张近东等为代表的当代徽商，都非常重视自身的文化修养，这与他们的商业成就相得益彰。在中国历史上，儒家的创始人孔子，也是我国历史上兴办私学、让文化在民间普及的第一人；数千年来，“儒”基本可以作为“文化”的代名词，即使法家、道家或兵家等其他流派的学者，也可以被冠以“儒雅”之称。
当代徽商大都依然乐于以“儒商”自居，但就整体而言，他们的文化底蕴远远超出了狭义的“儒家”，而是广泛吸取古今中外的各种知识，在思想上也呈现出多元化。至此，“儒”的概念，也延展到更为广阔的范畴，从这个意义上讲，所有以专业知识作为核心资本的商人，如比尔·盖茨、巴菲特、盛田昭夫、韦尔奇、乔布斯等，都可以被称为“儒商”。
古代的、狭义的“儒”，一方面讲道德、重仁义，富则兼济天下；另一方面又有着深厚的“权力依附情结”，红顶商人的头衔乃至弃贾入仕的道路，是所有传统“儒商”（不只是徽商）的最终奋斗目标。只不过，在所有传统商帮中，徽商“贾而好儒”的特点最为明显，文化层次最高，与封建体制也更易相溶，因此在历代红顶商人之中，徽商都至少占据半壁江山。
平心而论，这样的传统，对于当代商人而言，不是营养，而是毒素和包袱。以德经商的习惯，不一定要从儒家的礼教中养成，但商人依附于官本位的权力，则无疑是一种不正当竞争，甚至会造成市场环境的严重恶化、失衡。
然而，令人欣慰的是，这些昔日“儒商”最负面的文化，已经被绝大多数事业有成的新徽商全面扬弃。或者说，自改革开放之后，“官本位”的价值垄断逐渐瓦解，法制渐趋完善，让合法经营得到充分的保障，为此，商人无需再付出高昂的成本寻求官方的保护伞。此外，反对官商交易、反腐倡廉，也成为市场经济下商业道德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儒者风范、重视行业道德的当代徽商，大都在这个方面，做出了很好的表率——这与诚信经商、竭诚服务于消费者等最为传统的商业道德，在很大程度上是互为表里、不可分割的。
此外，在当今“知识经济”的时代，绝大多数事业有成的新徽商，都善于不断充实和更新自己的知识，力求让自己与最前沿的科技文化保持同步，甚至超前于时代。改革开放初期一度大红大紫的严宏昌和年广久，他们之所以未能建立像巨人集团、苏宁电器、比亚迪汽车等持续发展至今的商业品牌，甚至不得不从商界淡出，最主要的原因，就是文化的欠缺，特别是缺乏高新技术和现代企业的管理思想。而更为年轻的新一代徽商，则充分吸取了他们的教训。进入21世纪以后，国内市场进入了微利时代，跑马圈地式的粗放经营已经成为一条死路，几乎所有成功的商人，都必须是“知本家”，通过丰富的专业知识和技术创新，在产品质量和管理等方面，做好每一个细节，并以细节决定竞争的成败。而很多成就斐然的当代徽商，大都是“知本家”的杰出楷模。
昔日的传统徽商，多从事盐、茶、粮、副食品等行业，不是垄断性行业，就是土特产或家传手艺。他们的“儒”（文化素养），并不能直接创造商业利润，而是一种自抬身价、混迹于“上流社会”的敲门砖，甚至是一种“派头”，一种奢靡而不务实的习气（例如“扬州二马”的丛书楼、胡雪岩的豪宅等）。而当代徽商，则极少有人继续从事这些传统行业，更多从事高科技产业、文化产业和新兴的服务产业。新时代徽商所集中体现的“儒”（知本），大都充分体现了新的潮流，以及市场经济下优秀文化的前进方向。
至今，新时代的徽商，依然被社会各界誉为“儒商”——他们不但是传统文化的传承者，更是时代精神的开拓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