徽商不仅垄断了两淮盐业，而且广泛涉猎茶叶、棉布、制药、文墨等行业，其足迹遍及长江两岸。
根据民国初年《歙县志》的记载，清朝中期以后“沿江流域向有‘无徽不成镇’之谚”。也就是说，一个地区，如果没有徽州商贾，就很难形成繁华的市镇。
事实上，自清朝中叶以后，几乎在全国各大城市，都能看到徽州人建立的商号。根据《安徽茶叶史略》的记载，在清末的同治年间，从上海到安徽的芜湖、江西的九江，都遍布着徽州商人的知名茶号，其中，上海的“洪永原”等七八家，资本额都达到白银四五万两。再以织布业为例，盛产棉布的松江、无锡、昆山和嘉定等地，从事货物中转的，大多数都是徽商。无锡甚至被徽州人称为“布码头”。
徽商从事粮食贸易，同样颇有成就。
雍正六年（1727年），湖南因连年丰收，官仓储存的大米多达六十多万石。这里的“石”和扁担的“担”同音同义，一石等于十斗，约合120斤，恰好是一个壮年农夫一担能挑起来的重量。湖南的地方官为此向雍正上奏：“本地气候阴湿，储粮日久必然会发霉，应把余粮调拨到外省。”一个名叫黄光德的徽商得知此事，立刻向官府表示，愿意出资购买积压在湖南的三十万石余粮，运到其他地区出售。黄光德的请求，由两淮巡盐御史噶尔泰向雍正上奏，雍正闻之大喜。一些朝臣上疏强烈反对，雍正不为所动，反而告诫地方官不得在此过程中向黄光德等商人勒索，商人的利润“听其自取，不许交官”。经此一事，黄光德获利颇丰。
徽商的贸易活动，带动了大江南北的很多地区，从偏僻步入繁荣。
晚清长江北岸的重镇汉口，直到明朝初叶，还是一片杳无人迹、芦荻遍野的河滩。但由于汉口是长江与汉水的汇合之处，精明的徽商发现了这块“宝地”，把它作为水陆运输的交通枢纽。汉口由此人气越来越旺，到清朝中叶以后，汉口已成为长江中上游的一座商业重镇，并在一定程度上带动了周边的汉阳和武昌。如今，汉口与武昌、汉阳，都已成为湖北省会武汉的一部分。
近代史上，有两个城市因商人而兴起，其中一个就是汉口，另外一个是汉末名将“温侯”吕布的原籍包头。包头的兴起，几乎全然得益于乾隆、嘉庆年间山西人乔贵发创办的“复盛公”票号，以及晚清名商乔致庸的数十年经营，因此有“先有复盛公，后有包头城”之说。但汉口的兴起，并非依靠某个著名的商人家族，而是由成千上万的徽商，历经上百年一点一滴造就的。历史没有记下这些徽商的名字，但为后世留下了一个繁荣的汉口，至今依然堪称长江沿岸的一颗明珠。
如今，许多城市都遗存着“安徽会馆”，这些是徽商行贾天下、遍及四海的历史证明。
被誉为国粹的京剧，也是由徽商传到北京，并由此享誉全国。京剧的前身，就是徽州和江南等地区的杂剧。三庆、四喜、春台、和春“四大徽班”，都以有偿的戏曲演出为生计，基本具备了“演艺公司”的雏形，其负责人（通常是最精通唱戏的“头牌”）大都被称为老板。乾隆后期“四大徽班”进京为皇帝祝寿，并由此在北京落户扎根，标志着京剧的诞生。
徽商的足迹，以及他们对近代中国社会无可替代的影响力，遍及大江南北，但徽州人并没有因此冲淡了乡土文化的向心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