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1954年底和1955年初，我挤了点业余时间把过去写的诗整理成两个小册子，一是《火中钢》，交人民文学出版社；一是《向北京致敬》，交湖北人民出版社。当年都先后出版。同时我很想利用业余时间把我参加荆江分洪工程的见闻和感受写成长篇小说，当时李季和我一起参加了那个新中国第一个最大的水利工程，他鼓励我写。但是，“青年宫会议”以后的形势我没有时间和心情来作这些。我同文艺处的两位同志一起被调出，专门整理胡风事件的材料。
我最早知道胡风的名字是少年时期，从鲁迅著作中看到的。在鲁迅那篇著名的《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中说：胡风“鲠直，易于招怨，是可亲近的”，“他的缺点，神经质，繁琐，以及在理论上的有些拘泥的倾向，文字的不肯大众化”。我自然相信鲁迅的评价。后来又在蒋管区一些文艺界支持解放区的通电中看到他的名字，对蒋管区名人支持解放区的事业，我有一种特殊的好感。
1948年我在南下途中看到香港出的《大众文艺丛刊》，读到邵荃麟、乔冠华、胡绳、林默涵等人批评胡风文艺思想的文章。当时我只作为一个文艺动态、文学知识来了解，只觉得文章写得好，我特别喜欢胡绳《评路翎短篇小说》。从这里我又知道了一个蒋管区引人注意的作家。
1949年初我在郑州协助于黑丁编《中原日报》副刊时，收到一封长信，信中附有来信者手抄的绿原的长诗《你是谁》，长信中说，绿原的诗在蒋管区学生中有很大影响，他也喜欢这些诗。现在来到根据地，不知如何评价这类作品，请我们评论。我当时无力评价这类作品，就搁置在那里。只是从信中我又知道一个有影响的诗人的名字。过了几天，我被调出作南下武汉的准备工作，看到地下党提供的武汉情况中有绿原提供的，至于什么材料我忘记了。（后来绿原告诉我是经济方面的。）我知道这位诗人是地下党员。
同年5月，我随军进入武汉参加中南局机关报《长江日报》的创办工作。刚开始时副刊只我一个人。过了几个月，报社领导人通知我：绿原来副刊部工作，他是胡风派。这句话给我留下奇怪的印象，但并未在意。我和绿原、罗惠（绿原的夫人）三张办公桌合拢，面对面办公，相处很好。同时我认识了曾卓，他在编《大刚报》副刊，我经常投稿，得到他的支持、鼓励。随着又先后认识了郑思、伍禾。（绿原、牛汉编《白色花》时，我问：为什么没有收伍禾的诗。回答说：他的家属不同意，心有余悸。）我同郑思等人参加过一期土改，留下不少有趣的回忆。舒芜从广西来，绿原又介绍我认识。我把这些人均视为兄长，向他们学习。有一次，绿原告诉我，胡风要途经汉口，说我可以去见见。我很高兴。后来不知为什么未带我去。
1950年初，绿原的党员候补期满，应该转正。我是党小组长，对他的历史进行了调查，记得他由恩施到重庆时曾被捕而又立即释放，调查结果没有什么问题。至于去中美合作所一事，当时已经清楚，未再进行调查。只是领导交待要帮助他认识胡风思想的错误。幼稚的我，对胡风理论毫无研究，自然无从帮起。只好把他的检查送领导看，再向绿原转达领导意见。这就是关于胡风第三批材料中“一九五〇年七月二十三日绿原给胡风的信（自汉口）”中所说的：
今年三月，我的候补期就满了，但迟到今天仍未彻底解决。我曾用最大诚恳写了三次报告，一次比一次详尽而老实。除了检讨“文艺思想”很难令人满意外，其余大体合格。这个过程对于我们实在是一场斗争。
毛泽东在这里加了如下按语：
一大批胡风分子打入中国共产党内取得了党员称号这一件事，应当引起一切党组织注意。绿原解放前曾经一度钻进我们的地下党组织，后因潜逃失去党籍。在一九五〇年这个反革命分子又对我们的党组织“用最大诚恳写了三次报告，一次比一次详尽而老实”，除了文艺思想而外，“其余大体合格”，果然后来又被接受为党员了。这样的事，难道还不应当引起一切党组织的注意吗？这些反革命分子是在用尽心思欺骗了我们之后爬进党内来的，他们把这当作“一场斗争”看待，他们斗胜了我们，他们进来了！
这条按语现在看来可以说是荒唐的了。当时就信按语，其事实错误就是明显的。绿原本来是党员，只是按期转正，并非“失去党籍”而又“被接收为党员”（这些事后来都查清了，但一直未公开澄清）。
绿原转正后我们仍然友好共事。报社也很重视他，还专门发通知提高他的生活待遇，说因他在文艺上有特殊贡献，准予吃小灶（这是延用解放区大中小灶待遇）。后来就发生了1952年《长江日报》发表舒芜《从头学习〈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一事。关于此事李辉的《胡风集团冤案始末》中这样写道：
“舒芜的文章寄到《长江日报》时，绿原正好到乡下参加土改了。绿原的妻子罗惠也在副刊工作，便将文章压下来。后由副刊组另一位同事黎之将稿件拿走，会同编委黎辛、总编熊复，决定发表。”
绿原在《胡风和我》文中也提到此事。当时文艺稿多由我和他编好后交编委签发的，他要不在很可能我经手过。其他细节我也记不清了。
过了几天《人民日报》加按语转载了舒芜的文章，传言按语是胡乔木加的。我只为本报文章能得到如此重视而高兴。绝未想到这竟是全国解放后，进一步批判胡风的一个导火线。
1952年原中南局《长江日报》撤销，绿原调中央宣传部国际宣传处工作。1953年我到北京参加文代会，到石碑胡同他的住处找他，并和其他几位北京的朋友一起在沙滩四川饭馆聚了聚，那天正好有些开文代会的名人也在那里吃饭。匆匆聚会未谈多少值得回忆的话。这时林默涵、何其芳的文章已发表，但我们没谈到这方面的问题。我的印象是这次文代会的主题是鼓励创作，反对粗暴批评（记得周恩来总理在报告时讲到粗暴批评，很激动）。有的材料说在这次大会的党员会上传达了周总理关于胡风问题的意见。我参加了在东四文化部礼堂文代会的党员会，胡乔木传达中央政治局意见，我没有听到谈胡风问题。当然也不排除还有其他的党员会。（有不少文章中从不同角度谈到周总理关于胡风问题的态度。周总理对历次文艺运动的态度确实是值得细细研究的。）
从舒芜《从头学习〈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到批判《文艺报》，这段时间我很少接触到胡风问题。林默涵问答录之一《胡风事件的前前后后》中有翔实的记载。只有一件事想补充一下。
胡风在《几年来的经过简况》中说：
一月二十九日（一九五三年）由全国文协在文化部礼堂召集了全北京的有群众影响的作家们，严文井同志主持，林默涵同志作了关于检讨胡风文艺思想的报告。最后说明，只准检讨，不能解释和讨论（我是辗转听来的）。我当时寄住在文化部里面，没有通知我参加。当时林默涵、严文井同志在全国文协都没有工作名义，所以，虽然用的是全国文协名义召集的，但实际的效果等于是中央宣传部文艺处直接召集的。这是企图在党外作家中打下基础的。
这次会议以后，有人署名“一个普通文艺工作者”于同年2月25日给毛泽东写信，对这次会议提出意见，并对批评胡风的文艺思想表示不理解，感到压抑、苦恼。毛泽东于3月4日批给熊复（当时他刚由中南局调任中央宣传部副秘书长）：
熊复同志：
此事请你调查一下，以其情形告我。
毛泽东
三月四日
根据毛泽东的批示，熊复找有关同志了解情况，于同年4月8日向毛泽东写了报告。报告中介绍了内部会议对胡风的批评和胡的态度，和由何其芳、林默涵写了文章进行公开批评。报告中称：为了使文艺界不感到突然，决定批评文章发表前由林默涵向北京各文艺团体的负责干部作一报告，介绍批评胡风文艺思想的经过情形，这就是文协召集的于1月29日晚在文化部举行的“座谈会”。这本来是一个报告会，因觉得用座谈会的名义比较随便些，故文协在会议通知上说是座谈会，由于会议名义与内容不符，就使那位写信者得到不让大家发言的印象。这确实是一个缺点。林默涵和何其芳批评胡风文艺思想的文章发表以后，文艺界一般反映这个批评是正确的、中肯的。在公开批评胡风前，《文艺报》和《人民日报》都收到许多批评胡风文艺思想或检查自己受胡风文艺思想的读者投书。林、何文章中所提论点，大半是读者已经提出的。只是比读者说得较为系统些。但也有不少读者对批评胡风表示不满。或对于批评的论点表示不同意。近年来，在一般文艺批评中，的确存在许多缺点，如简单化，断章取义，缺乏艺术分析，指摘多于鼓励等。这些现象在去年《人民日报》纪念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十周年的社论中已经指出。最近这种过“左”的现象已有改变，但又呈现了文艺批评不够活跃的现象。我们已经注意到这个问题，正由文艺处收集材料，研究改进文艺批评工作。
我和熊复曾谈及此事，当时的详细情况他也记不清了。只谈到当时确有不少人对批评胡风不满、抵触、怀疑。但未能在《文艺报》《人民日报》上和内部情况上得到充分的反映。这位写信人决不是“一个普通文艺工作者”，因为当时应邀参加会的是北京“文艺团体的负责干部”。他的信有相当的代表性。
二
“青年宫会议”以后，对胡风的批判日渐激化。一、二期合刊的《文艺报》作为附册印发胡风的意见书和林默涵、何其芳的文章。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团加了按语。这个按语经毛泽东修改，并转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圈阅后发表的。毛在修改中特别加了“群众中公开讨论，然后根据讨论结果作出结论”。在当时那种情况下，当然是很难展开讨论的。1月21日中宣部向中央送了关于批判胡风文艺思想的报告，经中央批准转发全国。
同年2月5日和7日中国作协主席团举行第十三次扩大会议。这次会议并不像有些材料中提到那样专门讨论批判胡风文艺思想。其议程有三：一是讨论作协1955年工作计划；二是决定组织关于第二次全苏作家代表大会的传达报告和学习；三是决定展开对胡风的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文艺思想的批判。这后两项议程其内容可以说不十分协调。全苏第二次作家代表大会是斯大林逝世后的第一次作家代表大会。这次会议上西蒙诺夫提出修改由斯大林提出，日丹诺夫在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发挥写进作协章程中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定义。肖洛霍夫在发言中尖锐批评了法捷耶夫、福尔采娃（当时苏联的文化部长）等文化领导人的错误。这时爱伦堡的《谈谈作家的工作》、长篇小说《解冻》已经发表（当时主持中宣部工作的胡乔木让中宣部发通知组织作家学习爱伦堡等几个人的文章）。他们开始否定斯大林时期文艺方面的一些错误的做法，这一切引起我国文艺界很大的注意。周扬在介绍大会情况时也谈到：大会总结了二十年来苏联文学的丰富经验，提出了苏联文学今后的创作任务。大会一方面对苏联文学的巨大成就作了充分估计，同时对文学工作中的缺点和落后现象也进行了严正的批评和自我批评。
本来，我们可以从全苏作家代表大会提出的问题中得到某些启发，正视我国文学领导中的问题，特别是在文艺思想斗争中的问题。但是，没有在这方面引起注意，相反地加剧了文艺思想方面的斗争。主席团扩大会议号召展开对胡风文艺思想的批判。
当时文艺处的工作主要是了解情况，搜集反映，阅读文章。各地纷纷报来批判计划。上海作协分会主席团为此建立了核心领导小组。巴金、夏衍、罗荪、吴强、叶以群、王元化、王若望、靳以等都报了专题批判计划。广州、武汉、西安、沈阳、重庆……各作协分会都开会批判胡风，并订出批判计划。我们在阅读中选写得较有内容的向领导汇报。领导上一再交代希望能发现一些有分量的文章，发现一些新人。在阅读过程中确实发现了一些有分析、有研究的文章，记得青年作家中鲍昌的一篇文章引起领导的重视，称赞这个青年写得好，后来就多次请他来京参加这类批判会议。而姚文元的文章从未得到中宣部领导的赞许。从这时开始在对姚文元的看法上中宣部一些领导同上海张春桥等人就有分歧。
我是抱着求知的愿望参加这项工作的。在“青年宫会议”上，我第一次见到胡风，我是怀着对一位著名理论家的敬意观察他的。记得他坐在靠西窗的位置上（有的批评文章说，胡风参加会总是靠边坐，自外于文艺界），表情严肃。我仔细听了他的长篇发言，印象不太好，觉得牢骚太甚。我曾把这个印象当晚就告诉了芦甸。我觉得同志之间的争论，情绪激动也算不了什么。
大批判开始，中央批示中既然定为：胡风的文艺思想，是资产阶级唯心论的错误思想。我坚信中央是正确的。但是，我也想进一步了解他是怎样“借‘现实主义’之名来否定文学的党性原则，抹煞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对文学的作用，否认作家深入群众生活和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重要性，否认民族文艺遗产和民族形式”的。（我想现在这些问题还是应该深入探讨的。）为了熟悉胡风的理论，我除了看胡风的三十万言书外，还找来他的一些专著来翻阅。有的领导同志说，胡风是受卢卡契的影响，我也找来当时印的卢卡契的内部小册子看。胡风三十万言书中多次提到苏联30年代初的文学团体“拉普”，我也找了一些关于“拉普”的材料翻阅。为了证明胡风歪曲斯大林关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定义，领导让我查阅不少材料。特别查找斯大林“写真实！让作家在生活中学习吧！如果他能用高度的艺术形式反映出了生活真实，他就会达到马克思主义”这段话的出处及苏联理论家的阐述。
对以上那些文艺理论问题的争论，不管怎样激烈，只要是认真的争辩，对读者，对文艺事业都是有益的。列宁同高尔基、卢那察尔斯基在哲学上、文学上一些问题的争论是非常激烈的。这种争论逼着争论的双方和读者都要认真地思考、学习。但是，形势出人意料地急转直下，5月13日《人民日报》公布了《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一些材料》。5月16日胡风被逮捕。当时是否逮捕胡风，高级领导层有不同意见。有人（其中包括一直主张批判胡风思想的人）不同意逮捕胡风。理由是没有可靠的证据，宪法刚刚颁布。最后还是逮捕了。有人说胡风不是反革命作家。毛泽东说，不是反革命作家，至少不是革命作家。
5月25日中国文联、作协主席团召集扩大会议，开除胡风会籍并撤销他在文艺界一切职务。参加会议的有郭沫若、周扬、阳翰笙、欧阳予倩、夏衍、郑振铎、冯雪峰、老舍、田汉、洪深、江丰、吕骥、马思聪、戴爱莲等七百多人。在会上发言的有欧阳予倩、叶圣陶、梅兰芳、李伯钊、吕骥、刘开渠、夏衍、李希凡、陈沂、吴组缃、孜亚、冯雪峰、张天翼、曹禺、鲍昌、陈荒煤、吴伯箫、袁文殊、方纪、艾青、冯至、吴雪、阳翰笙、田汉、洪深、陈其通等二十六人。郭沫若作了总结。同时作出“决议”。
这次会上，有一个文质彬彬的人主动走上台去要求发言。这就是著名美学理论家、翻译家、大学教授吕荧。我记得他从从容容地说：胡风是文艺思想问题，文艺问题应该同政治问题区别开来。他的话不断被台下的喊声打断，他仍然不停地讲，最后台下一片轰喊，他不得不走下台来，平静地坐下。《人民日报》在大会消息中说：“会上胡风分子在发言中为胡辩护，遭到会议的一致驳斥。”在吴腾凰编的《吕荧小传》中说：“一九五五年五月二十五日，全国文联主席团和作协主席团举行联席扩大会议，讨论‘胡风集团’问题，吕荧同志在会上发言，认为思想意识领域内的问题不等于政治问题，当场被赶下台，隔离审查一年之久，大脑神经受到严重摧残。”在这次文联作协主席团会议后发表的第三批材料上，加了一封吕荧给胡风信的二十几个字的摘要，在注中说：“在最近中国文联主席团和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团召开的有七百多人到会的联席扩大会议讨论开除胡风的会籍和撤销他一切职务的时候，站起来替胡风辩护的就是这个吕荧。”
这次会议我记忆犹新，是在文化部礼堂召开的。在此以前我不认识吕荧，更不知道他和胡风有什么联系。只读过他翻译的《列宁论作家》和《叶甫盖尼·奥涅金》。看过些他发表在报刊上的美学论文，很喜欢他的文字的清新、优美。我没有想到在这种场合见到他，所以留下深刻的印象。记得他被轰得无法讲下去，低着头，走到前三四排的位置上坐下来，仍然若有所思地望着主席台。当时我的心情是复杂的。我对胡风那些通信中偏激的言词和流露的情绪是反感的。但是，对吕荧能在全国一片声讨声中，在大会那种紧张气氛下勇于站出来讲话是钦佩的，对那样轰他下台也是反感的。这是我惟一一次见过这位美学家，但他的身影我一直记得很清楚。一年多以后，胡乔木特意让《人民日报》发表吕荧的《美是什么》。发表时在文前加了按语，特别说明吕荧不是胡风分子。但这时他大脑神经已经受到重大的伤害。1973年，我获得“解放”后，到人民文学出版社工作，在该社众多的专家中想找到这位美学家，得知他早在1969年去世了。经常听到社里同志讲起他去世前凄凉的处境。1984年他的学生李希凡怀着对这位恩师的敬爱之情编一本《吕荧文艺与美学论文集》，让我帮着找点资料，我把能找到的资料送给他，书出版后，我得到编者的赠书，我珍藏着。
三批材料公布以后，全国掀起声讨“胡风反革命集团”的高潮。这种声讨早已不限文艺界，而扩大到各民主党派，各社会团体，各群众组织。各方面的代表人物纷纷表态。李济深、沈钧儒、马叙伦、邓初民、章乃器、吴晗、何香凝、黄炎培、谭平山……还有劳动模范、战斗英雄都写了声讨文章。《人民日报》辟专版发表此类文章。
当年6月1日毛泽东为转发北京市委《关于查处胡风分子的报告》写信给陆定一指出：要各地各单位党委“注意在所属机关、学校、人民团体和部队中调查和研究有无胡风分子，并按情况作适当处理。凡有胡风分子较多的省市均应指定几个可靠的同志（例如五人）组织胡风问题小组，专门注意处理此事”。
6月3日毛泽东在中央关于揭露胡风集团的指示上作了批语和修改。在修改中指出：各省市委和党组必须认识这一斗争的目的，不但在于肃清胡风反革命集团分子，主要的是借着这一斗争提高广大群众（主要是知识分子和干部）的觉悟，揭露各种暗藏的反革命分子（国民党特务分子，帝国主义特务分子，托派分子和其他反动分子），进一步纯洁革命队伍。因此，当斗争有了进一步发展时，就要公开号召一切暗藏的反革命分子和反动分子进行自我坦白，这种坦白，向小组会向大会向负责人去做或写书面材料都可以。但在中学学生和小学生中不要去进行这种坦白的号召。
6月18日毛泽东又在中央关于展开斗争肃清暗藏反革命分子指示稿上作了修改和批示。文件中提到：暗藏的反革命分子的特点就是表面上顺着我们，甚至称赞我们，阿谀我们。胡风就是用这样的办法骗取了鲁迅的信任。毛泽东批：文件内鲁迅的例子可以不举。
毛泽东的这一系列的指示，把反胡风集团的斗争迅速地扩大为全面的内部肃反运动。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与此相应的由中央到地方都成立了五人小组专管此事。中央五人小组的组长是陆定一。有的书中说“五月初，由中共中央宣传部和公安部组成胡风一案的专案组，便相继成立。主要负责文字材料的五人小组，由中宣部牵头组成，他们是林默涵、刘白羽、袁水拍、郭小川、张光年”。此说不确，那时尚无五人小组。
由于绿原在《长江日报》工作过，在京编委由熊复主持在中南海庆云堂一院会议室开了个会，参加会议的有陈楚、张铁夫等人，我作为当年与绿原一起工作过的副刊编辑也参加了这次会议。会议是谈绿原和中南其他“胡风分子”的情况。会上没有揭发出什么绿原和我们熟悉的其他“胡风分子”的反革命材料。大家对绿原的处境都表示关注。后来听说这次会在党内刊物上报道过，不知报道的是什么内容。
三
我是在三批材料公布后到公安部参加整理有关胡风事件材料的。
三批材料加了批注公布后全国震动。我毫无思想准备。文艺理论大论战本来是正常的，能充分地展开，各抒己见，愈辩愈明，对文学的发展有好处。作为一个文学青年，我也很想从中学到些东西。但是，现在形势变了。变得和文艺似乎毫无关系，要去整理的不是关于文艺的材料，而是反革命罪证。我既觉得组织上信任我，交我如此重任，同时也觉得为难，这恐怕是我不能胜任的。另外，我与不少“胡风分子”来往，从未觉得他们有什么可疑。怎么一夜之间成了反革命、“特务”，我也无法理解（恰在这时，我爱人被她所在单位停止参加政治活动，理由是因为我与“胡风分子”有密切关系）。我带着这种复杂的心情走进公安部的大门，决心认真了解有关情况、整理材料，以助于这一事件的正确处理。
到公安部后，接触到大量材料，主要的一是与胡风事件有关人员的来往信件。这些信件其内容仍有一些对当时社会不满，对文艺界领导人和一些知名人士和某些中央领导人不敬的语言。这与发表的三批材料大致相同。这类内容是不能作为定反革命的材料，不必再整理。同时，这些信中也有不少表达了他们对党、国家、新社会真诚的热爱。这就不能不使我对他们的定性更加怀疑。二是所谓“胡风分子”和有关人员的交代材料。这些材料可以看出都是牵强附会，看得出交待人是煞费苦心“上纲上线”。有的材料还涉及我。如武汉的所谓“胡风分子”和其他被审查的人的交代材料中不少谈到我与他们的交往。如《长江日报》不少青年人与绿原有交往。他们大都被定为审查对象，其中有的被隔离审查，在他们提供的材料中几乎都提到我，因为在《长江日报》我同绿原在一个组工作，来往自然比其他同志还要多些。有一份伍禾的材料中也提到我和《长江日报》另几位同志。绿原的材料中没有提到我，但他谈到武汉一段的人和事我都是熟悉的。由于我与他的关系我也特别注意看他交来的材料。记得有一份很长的材料，对所谓“胡风集团”作了全面的分析，我当时的印象是他只是根据报刊上的材料作出判断。特别使我难忘的是他有一首不短的诗，是写他在隔离室里望着窗外的小孩想起自己的女儿。诗句我记不得了，诗中的情景至今仍有记忆。当时我看了很难过，回家还把这种情绪告诉妻子（因为她与绿原也很熟）。没有办法，我是个地地道道的“人性论分子”。由于我当时的处境并没有因为揭发到我过于紧张，但对不少朋友的命运倒也颇为惦念的。
有一位在《长江日报》同绿原和我在副刊工作过的陈善文，他少年时在香港当过苦力，当时在《大公报·文艺》副刊上发表过诗。他的短诗《苦撑着拼》得到杨刚的赏识，后收入《闻一多全集》第四集。因他1948年在大连光华书店时与刘雪苇有来往，在《长江日报》又同绿原在一起工作过，被作为“胡风分子”审查，入狱八个多月，同强盗小偷关在一起，那些犯人谩骂共产党，善文愤怒地同他们辩论，他们讥笑他说：你爱共产党，怎么也和我们关在一起。他出狱后曾对我说：“这是我最受不了的！”善文出狱后虽免戴“胡风分子”帽子，但是马上又戴上一顶“右派分子”的帽子。即使这样，他还努力工作，在下放劳改期间，帮助农民作家王杏元完成了著名长篇小说《绿竹村风云》。从50年代起，他就决心写一首歌颂“海陆丰”农民暴动的长诗（他是广东人，为写诗专门下去长时期体验生活），他还有不少写作计划。但一生坎坷使他无法坐下来从事创作。粉碎“四人帮”后，他非常兴奋，来京时向我讲了他一系列的写作打算，但终因长期受累受苦，不幸于1985年去世。他逝世后杜埃为他编辑并作序出版了一本薄薄的诗集，名为《没有唱完的歌》。他太爱诗了，爱得不敢动笔，惟恐愧于诗神，这小小的诗集是他对党对人民爱的结晶。在众多的关于“胡风分子”的文章中还没有人提到这位诗人的遭遇。
至于“三批材料”中那些作为定“胡风集团”为反革命的材料，通过本人和当事人的交代和调查，也都一个个否定。如第三批材料中“一九四六年七月十五日阿垅给胡风的信（自重庆山洞陆军大学）”，信中说：
至于大局，这里一切充满乐观。那么也告诉你乐观一下。三个月可以击破主力，一年肃清。曾经召集一个独立营以上的会训话，他的自信也使大家更为鼓舞。同时这里的机械部队空运济南，反战车部队空运归绥。一不做，二不休，是脓，总要排出！
这是第三批材料中最有爆炸性的信，也是给阿垅定性的信。在材料前的编者按中说：
阿垅在一封给胡风的信里，对蒋介石在一九四六年七月开始在全国范围发动的内战“充满了乐观”；认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主力”“三个月可以击破”，“一年肃清”；并对蒋贼的“训话”，加以无耻的吹嘘，说看着是“脓”，认为“总要排出”，并认为进攻人民革命力量必须坚决彻底，“一不做，二不休”！
关于这封信，胡风、阿垅都写了详尽的申辩材料，说明这是一封给我党提供情报的信。信中清楚地报告蒋军的计划，如“三个月”“一年”；蒋军的动向，如“机械部队空运济南，反战车部队空运归绥”等等。这些申辩材料经多方调查是正确的。也就是说推翻了编者按中定性的结论。
另一封定“胡风集团”“反革命”性质的信，就是绿原1944年5月13日给胡风的信（自重庆）。信中说：“我已被调至中美合作所工作，地点在磁器口，十五号到差，航委会不去了。”
由于这封信的公布绿原被定为“特务”。而人们都知道中美合作所是极为恐怖、残暴的特务机构。我前面提到，绿原转正时我调查过他的历史问题。忘记关于此事的调查情况，看了第三批材料，我也非常震惊。我记得在《长江日报》对面办公时我看到一本揭露中美合作所暴行材料的小册子，书中还附有不少照片，绿原还给我讲了一些这个特务机关的罪恶。难道这都是受骗上当？后来有位《长江日报》的同事（与绿原和我是一个党小组）问我：“你忘了当时就弄清绿原未去中美合作所。”他的提醒，使我想起当时是相信绿原讲的情况，未更多地调查。公安部不久一切都调查清楚。原来事实经过我1986年4月4日《人民日报》简要作了介绍：
1944年，国民党当局要征调一批大学生充当来华美军译员。绿原当时学的英语专业，也随着被征调，但在分配过程中却被认为“有思想问题”，并被通知到“中美合作所”去“洗刷”。那时绿原并不了解这个机构的性质，当即写信与胡风商量（即材料中的那封信）。他的朋友们（包括胡风）却认为，因“思想问题”而调“中美合作所”是十分危险的，并帮助他在国民党当局的暗令通缉下逃离重庆。
绿原这段经历，由公安部查清后又缺少了一个反革命定性材料。至此，三批材料按语中所说“胡集团中的许多骨干分子很早以来就是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国民党的忠实走狗，他们和帝国主义国民党特务机关有密切联系，长期地伪装革命，潜藏在进步人民内部，干着反革命勾当”的定论已失去事实依据。但是，在当时和后来一直未在广大群众中作出交代，致使绿原长期戴着“特务”帽子，绿原曾向组织要求在适当范围内澄清。但得到的回答是，不便由组织上正式公开说明，请有关人写篇文章说明一下即可。我在《人民日报》上的那篇文章就是为此而作。其实这是不够郑重，不符合在什么范围内发生影响应在什么范围内消除影响的原则。
我们整理材料的小组每天虽然收到大量“揭发材料”，但没有可以作为反革命罪证的。我们也就无“材料”可以整理，工作几乎没有什么进展。小组里有的同志对胡风集团是不是反革命也有怀疑。记得有一次公安部提问刘雪苇的人回来说：刘雪苇从公安部同志的问话中觉察到对他的情况进行了调查。雪苇高兴地说：“感谢组织上对我的问题进行了调查。”我们这个小组的一位同志发表感想说：“如果他们是反革命难道不怕调查，反而那样欢迎调查吗？”当然关于这些问题当时不可能深说。我只与文艺处部分同志闲谈时流露过，“反右”时曾为此受到批评。
在这期间我还作过两件事：一件是同公安部同志一起去北京图书馆查阅二三十年代的报纸，记不清查到的是否是《剿共宣传大纲》。另一件事陪同作家协会一位负责人到胡风家里去查找材料。拿回一本1942年国民党统一出版社出版的《“三八节有感”、“野百合花”及其他》，这本小册子竟成了揭发胡风以致后来批判丁玲的罪证。
既然没有充分的反革命罪证，又调查不到新的材料，这次反革命案件本可结案了。但是，不仅没有结案，社会上的“声讨”“批判”愈演愈烈。没有可靠的材料，报刊上那些“声讨”“批判”文章大都空空洞洞，望风捕影，主观臆测。当时我们这些翻阅、整理材料的人也看不下去。后来，由林默涵主持文艺处的人分别检查各地报刊，整理了一份《关于纠正揭露胡风分子的文章中的缺点的通报》，于1955年10月5日用中央宣传部名义作为文件下发。通报中提出以下三个问题：
“一、有些文章用客观主义的态度揭发敌人的反革命的言论的。”举例有上海《文艺月报》的文章中“说反革命分子造谣：批判俞平伯思想，‘这是因为中央某负责同志的爱人向俞平伯借珍本古籍，俞平伯不肯借，所以展开了这个斗争，打击俞平伯’”。“二、有些文章对胡风分子的作品缺乏科学的分析，而只主观臆测，轻下断语，有的是牵强附会，与事实或作品的原意不符。”举例如：《胡风集团的“诗”是特务文艺的典型》一文中批评绿原诗《七月一日唱的》。绿原的诗中有这样两节：“人人都歌唱，赞美共产党，说它像太阳。这个比喻好倒好，——不过不适当：太阳高高在上，共产党在人民身旁。”批判文章中说“为什么不恰当呢？原来只有像他的头子胡风那样把共产党描写成‘军阀统治’、‘封建罪恶的标本’才算恰当”！“三、有些文章不是政治揭露，而是谩骂。”《通报》最后说：
“以上是从一部分文艺刊物中所看到的现象，希望你们对当地报刊所发表的文章作一次检查，以纠正和防止发生类似的毛病。但不要公开的更正。对胡风反革命集团揭发性的文章，各地报刊已发表不少。对他们的罪行今后还可继续揭发，但应该选择比较重要的反革命事实，一般轻微的事实则不必再报道；对他们反动作品的批评，应该是有研究、有分析的，缺乏研究，牵强附会，轻下断语的文章不应该再发表。”这个“通报”因为是在确定“胡风集团”是反革命的前提下提出的，并没有产生什么影响，更没有放松对“胡风集团”的审查。
四
我见到胡风是在1983年。
1980年9月中共中央发了为“胡风集团”平反的决定。人民文学出版社决定出版三卷本《胡风评论集》，当时交我终审，在编好第三卷时，胡风写了《〈胡风评论集〉后记》。后记中简要地介绍了自己的经历，对一些评论著作当时发表、出版情况作了说明。其中有些问题我不熟悉。社里几位主要领导人传阅后也拿不准（当时心有余悸也是一个因素）。这时中宣部文艺局来电话查问《新文学史料》发表胡风回忆录一事。社领导决定将《后记》事一并请示中宣部。编辑部起草了一个报告。报告中提出五个问题：
一、涉及胡风本人的政治历史问题，有的无从查考，或不是我们编辑部所能负责查考（如谈到他1931年加入日共和1936年经冯雪峰同志介绍参加中共的事）。
二、涉及周总理对茅盾《子夜》所作的批评，既无从核对，也不宜发表。
三、涉及有影响的文艺界人士（包括领导人）的政治、历史问题以及他们所作的评价的文字多有不妥（如言及茅盾为张道藩主持的《文艺先锋》写稿事，认为茅盾“得到了国民党的好感”；认为田间落入形式主义窠臼是因为“服从组织的要求”；对穆木天自首叛变后的具体表现；对张天翼作品的否定评价，以及对路翎作品的高度肯定评价等等）。
四、涉及许多作者虽隐其名而文艺界人士一望可知的人物（如邵荃麟、冯雪峰等），对他们的指责是否符合事实均有待于一一核对。
五、一些观点与提法不正确（如认为“社会主义是以人民性为基础的”，把文艺界领导人称之为“有势者帮派”等）。
这个报告送上去后过了几天，中宣部文艺局的负责人约我去传达了贺敬之等部领导的意见。大意是请胡风考虑修改后发表。
根据中宣部的指示，我和牛汉一起去胡风二十四号楼新居拜访。
我坐在胡风左侧，望着他宽大丰满的前额，像见到所有文学界前辈一样地尊敬。几十年来，作为一个文学工作者我尊敬所有文学前辈，对他们二三十年代的恩恩怨怨没有多少感性知识，更谈不上站在某一方，只想得到他们的教诲，向他们学习。作为一个重要部门的工作人员，我又参与了不少对这些前辈作家的批判、斗争，整理他们的材料，有时向他们传达上级指示。今天，我又以这种身份坐在当代一位大理论家的身边。二十九年前，在“青年宫会议”上，我看到这位老人，他激动地作了两次长长的发言，当时他是怀着自己的三十万言书的意见能得到支持而发言的。二十九年过去了，社会主义文学理论似乎没有因付出血的代价而有所长进，仿佛在一个地方转圈圈。今天，我来同这位理论家来谈的还是二十九年前或者早在二三十年代就存在的问题，而且并不是文艺理论本身的问题。我想，如果用正确的方法进行意识形态的论争，这位老人和不同意他观点的人都会有更多的理论著作留给我们这些晚辈学习、探讨。而现在只能重复谈论一些老问题。我趁机表达了我对这位文学前辈的敬意之后，原原本本地转述了出版社的考虑和中宣部的意见，作者愿意修改。我就同牛汉一起与老人告别。从此，我再也没有见到这位老人的机会。留下的，只有深深的怀念和严肃的思考。
五
“胡风事件”是建国以来文艺界最大的一次冤案。不少文章研究“胡风事件”为什么由文艺思想论争和小集团问题转为反革命政治问题。这个经验教训要放在社会主义文艺运动的大背景里考查。涉及社会制度、决策者的作风等等。有的文章把这次事件的偶然性归结为与舒芜交出个人之间的通信有很大关系。这有一定道理。但是，并不全面。其实在开始批判时就定下调子。1955年1月（舒芜通信材料是5月发表）中央关于批判胡风的报告的批示就把“胡风集团”的性质定为“反党反人民”。5月13日发表舒芜所整理的材料标题为《关于胡风反党集团的一些材料》，第二批材料仍用同样标题。这已经把“胡风集团”的性质定为“反党”，即属于政治问题，在我国“反党反人民”意味着什么，这是很清楚的。第三批材料发表时才用“反革命集团”字样。在《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一书出版毛泽东写的序言中说：“第一、第二两篇题目中‘反党集团’字样，统照第三篇那样，改为‘反革命集团’，以归一律。此外，一切照旧。”由此看来，舒芜的材料发表前后在提法上并无重大区别（即“反党”）。“胡风事件”不是孤立的。这样重大的历史事件的起因归结于某一个人、某一个细节，都很难得出正确的经验教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