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1954年，中共中央中南局撤销，我由中南局宣传部文艺处调到中共中央宣传部工作，9月到京，过了国庆即到中南海上班。
仲秋的北京秋高气爽，中南海碧波荡漾。我这个从少年时期参加革命，在胶东半岛山沟里转悠的小八路，来到祖国的首都，走进党和国家的最高指挥中心，感到幸福、愉快。
中南海曾是皇室的禁苑，北洋政府的中心。有不少古迹可寻，但是，我无心去寻觅，我感到幸福、愉快的是，我能同伟大领袖毛泽东、敬爱的周恩来总理及其他党和国家领导人刘少奇、朱德住在一个大院。虽然我没有长期在这些领袖人物身边工作，但是，可以经常见到他们的身影。有时见他们闲庭信步，海上泛舟；有时能同他们一起游泳，一起看戏；有时听他们自由地谈笑，或严肃地讲演。正是他们带领亿万人民开创了一个新的时代。当时我激动地写了三百余行短句《向北京致敬》，诗写得浅直，未能充分表述我的心境。在有的人看来，这种心境也许显得稚气，但我确是发自肺腑。
我被分配到文艺处，在庆云堂一院办公。当时中南海分为三个区：甲区为毛泽东、刘少奇、朱德等人居住和办公的地方。丙区为国务院，周恩来总理居住那里，就是现在已为人所熟知的西花厅。乙区是中宣部的住地。我们的办公室正在怀仁堂隔壁，在人民大会堂建成以前这里是全国决策的中心。这时全国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正在那里举行。各族人民的代表正在那里同国家领导人一起讨论国家大事，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部宪法。
当时的中宣部可谓人才汇集，许多思想文化战线的代表人物在这里担任各方面的负责工作。当时陆定一刚刚重新主持中宣部的全面工作。陆定一红军时期任政治部宣传部长，1945年就担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长，掌握宣传文化战线的大权。但是从1952年至1954年降为副部长，其中原因，我不甚详知。有各种传说，有的说是因为“三反”时中宣部有些人对他的夫人严慰冰提了不少意见，毛泽东说，部长的夫人就批评不得？还有人说因为他向毛泽东建议不设中宣部，引起毛的不满。这些都无可细查。只是有一件涉及重大理论问题的事，有案可查。那就是1952年“三反”“五反”期间，《学习》杂志事件。此事涉及我国社会主义时期的理论指导思想问题，这里简要介绍一下。
1952年“三反”“五反”高潮时期，中宣部主办的理论刊物《学习》杂志，在一、二、三期上连续发表了杨耳（许立群）、艾思奇、于光远、吴江等人的文章。这些文章的作者原意是为了配合“三反”“五反”运动，揭示资产阶级的本性，批判资产阶级思想。但却被批评为“对于民族资产阶级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和建设中有一定的地位与作用，不加分析，一笔抹煞”。“要资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来接受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体系，不允许资产阶级有自己的任何思想”“集中地表现了在对待资产阶级的问题上的幼稚的、否定一切的‘左’的情绪”“教条主义的思想方法加上小资产阶级的‘左’倾情绪，就造成了这些文章中的离开党的路线和离开马克思主义的严重错误”。（引自陆定一当时的检查，因为今天笔者很难准确评价那些文章和那个事件。）
《学习》杂志上这些文章的观点与毛泽东1952年3月27日“对统战部关于各民主党派三反运动结束时几项问题的处理意见的指示稿”中加改的一段话相抵触。这段话是：“在允许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存在的时期内，不允许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有自己的立场和思想，这种想法是脱离马克思主义的，是一种幼稚可笑的思想。”
毛泽东是怎样发现“错误”的，并提出哪些具体批评，现已无案可查。据说是陈伯达向中央反映的。他并在散步时对于光远说：错误的性质是半托洛茨基主义。受了托洛茨基的袭击。这些话倒颇像毛泽东的语气，但其含义笔者至今不能理解。陈伯达曾有专门报告批评《学习》杂志。最近，当年陈的秘书告诉我，陈曾让他摘抄艾思奇发表在《学习》上的文章，陈转呈毛泽东，毛批：“艾思奇的怪论。”
根据中央的意见，《学习》杂志的负责人胡绳、于光远、林涧青及编辑部一些人员开会，作了检查。在该刊第五期上发表了《我们的检讨》一文，并发表了部分读者批评《学习》杂志的来信。中央宣传部和文委召集了两次会议，检查《学习》杂志的错误。陆定一向中央写了检查报告。毛泽东亲自在报告上作了批语转发各地。批示是：“（一）中央宣传部三月二十九日关于“学习”杂志错误的检讨，中央认为是必要的和适当的。此次错误重在检讨和改正，不拟给予处分。（二）将中宣部这个检讨文件发给各级党委。望各级党委组织宣传文教工作人员予以讨论，并可在党刊上刊载。”同时毛泽东又批示：“在四月份的“学习”杂志上准备转载上海解放日报发表过的冯定同志的一篇文章，这篇文章的观点是基本正确的（其中有些缺点我们作了修改）。”
根据毛泽东的批示，《学习》杂志转载了冯定的文章。这篇文章原刊于1952年3月24日《解放日报》。原题为《学习毛泽东思想来掌握资产阶级的性格并和资产阶级思想进行斗争》，转载时改为《关于掌握中国资产阶级的性格并和中国资产阶级的错误思想进行斗争的问题》。冯文毛泽东作了哪些具体修改，已无原件可查。两文对阅可以看出多处值得注意的修改。如“资产阶级思想也是在各集团和派别之间有所不同，比如在我们中国，他们之间的思想，也是有进步的和落后的区别的”。“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的对立，随时随地都会表现出来。不过这种对立，在一定条件下，又是可以形成统一战线。”
当时，毛泽东非常重视这个理论事件，同年9月他在给黄炎培的信中又一次提到对资产阶级、资产阶级思想、宇宙观要区别对待，并把黄的讲话中“用‘工人阶级思想’教育改造资本家”，改为“用‘爱国主义思想，共同纲领的思想’教育改造资本家”。并在信中说：“今年上半年北京的《学习》杂志上有些写文章的同志曾提出了这样的意见，我们已叫他们作了更正。”
《学习》杂志事件在当时和后来都未引起理论界的注意。只有有高度理论敏感的胡风，当时对此事非常注意。他给许多朋友写信提到此事，并希望能了解详情并看到有关的材料，特别想看到陈伯达的报告。后来他找到了有关材料并转给朋友们传阅。他的三十万言书及有关副件也正是这时交给当时的中宣部长习仲勋转呈中央的。现在看来，此事对研究我国理论工作和毛泽东思想的作用还是颇值得重视。我特意补记此事，是因为我认为思想战线后来未能像这次事件那样注意到指导思想上防“左”，对非无产阶级思想体系注意有区别、有分析地对待，而是不分青红皂白一律视为敌对思想。
陆定一重新主持中宣部的工作，抓得很紧。分别找各个处了解情况，研究问题。我刚上班就参加了他召集文艺处工作人员的会议。当时他住在增福堂，在他住处旁边一个会议室里开的会。我怀着尊敬的心情见到这个党内威望很高的宣传老将，也很认真地听他讲话，可惜当时我还不习惯听他那浓重的无锡乡音。他讲话的大部分内容不记得了。印象较深的是，他说，中宣部工作要抓大事，抓政治，艺术水平的高低不用去管它。中宣部工作人员要多了解情况及时向中央反映。这大约就是他后来逐渐形成的抓政治、抓思想、当参谋、当哨兵这十二字方针。我当时想听听他对中宣部前一段工作的看法，听听他关于《学习》杂志事件的看法，但他却没有谈。后来，我也从未听到他谈及这件事。
当时中宣部的副部长很多，如张际春、陈伯达、胡乔木、周扬、徐特立、凯丰、李卓然、张磐石等。他们都是宣传战线上卓有成就的人物。各自分别掌管着不同的宣传部门。各处室的负责人也都是思想战线上的名将，如胡绳、熊复、于光远、石西民、姚溱、杨刚、陈翰伯、许立群等。
周扬主管文艺工作，当时他兼任文化部副部长。住在东四文化部东院，只是有事才来中南海。当时中宣部管文艺的曾分为文艺处和电影处。电影处处长是江青，工作人员有钟惦棐、袁水拍（他组织关系未转来）。干了一件大事就是“武训调查”。调查报告毛泽东作了很大的修改。原来是袁水拍、钟惦棐起草的。据说毛泽东对钟惦棐写的那部分不满意。这大约是钟惦棐给毛泽东留下的第一个印象（“文化大革命”中一些大事记上说钟是周扬派去破坏的）。后来江青不愿干了，这个处也就不存在了。钟惦棐留文艺处，袁水拍回《人民日报》。当时我曾同朋友开玩笑说：江青主持电影工作，一年只出了一部影片。江青在《为人民立新功》中说：总理曾给她安排过几次工作，后来，就辞职了，其中大概有这一次。她怎么能安于一个电影处处长的职务呢。
文艺处原来丁玲任处长，她离开后主要负责人是林默涵。郭小川、苏一平是副处长。林默涵是著名的理论家，苏一平是戏剧家，与周而复合作创作著名秧歌剧《牛永贵挂彩》，过去就熟悉他们的名字。郭小川，过去我们就有交往，1949年一起南下，他在中南局宣传部工作，我在《长江日报》编副刊，编发他与陈笑雨、张铁夫化名马铁丁写的《思想杂谈》（马是陈笑雨，他当记者时曾用名司马龙，铁是张铁夫，丁即郭小川，他写理论文章曾用笔名丁云）。当时接触是很多的，我知道他写过诗，但当时他已不写诗，对诗很关心，对我的诗歌习作他多有品评，给我以鼓励和帮助。他二十岁任县长，这时也不过三十多岁，是个年轻有才的诗人、领导者。平易近人，谈笑风生，我很愿与他接近。
文艺处其他工作人员不少是知名人士。任桂林系山东戏校的学员，他与江青是同学，著名京剧《三打祝家庄》的主要执笔者，毛泽东曾给他写信肯定他的成就。朱寨是延安鲁艺的学员，写过不少作品，他在延安写的《厂长赶猪去了》，曾引起注意。周扬有一次笑着说：“像《厂长赶猪去了》今天还可以印一印么。”黎辛，延安《解放日报》的编辑，较早地评论《王贵与李香香》。我把这个工作环境视为师长众多的学校，决心做个小学生。没有想到要当参谋、当哨兵。
二
我10月初上班，上班后先应《北京日报》之约写了《批评〈红楼梦〉研究中的错误观点》，紧接着接受了起草一篇批评《文艺报》的文章。
我过去是《文艺报》的通讯员，是《文艺报》的忠实读者。现在要起草批判这个刊物的文章我是没有思想准备的。但是，当时要批判《文艺报》的缘由，不少情况是众所周知的。这是毛主席的意思。
1954年9月号山东大学《文史哲》上发表了李希凡、蓝翎写的《关于〈红楼梦〉研究及其他》一文。江青把这篇文章送给毛泽东，毛泽东读后，让江青转告《人民日报》转载。她当即在人民日报社召集胡乔木、邓拓、林默涵、林淡秋等人开会（主管文艺的周扬未参加），建议转载李、蓝的文章。会上胡乔木等人提出党报不是自由讨论的场所（这是学《真理报》。斯大林时期《真理报》只作结论，不许讨论）。会上大家一致意见交《文艺报》转载。由林默涵通知冯雪峰，快些转载。冯起草按语送中宣部审阅后，9月份出版的《文艺报》上即转载了李、蓝的文章，当月转载这速度可谓神速。毛泽东在《文艺报》不到三百字的按语上作了五处批注。在作者署名旁批：青年团员一个廿三岁，一个廿六岁。在“它的作者是两个在开始研究中国古典文学的青年”一句旁批：不过是小人物。在“他试着从科学的观点对俞平伯先生在《〈红楼梦〉简论》一文中的观点提出了批评”一句“试着”两字旁画了两道竖线，并批：不过是不成熟的试作。在“作者的意见显然还有不够周密和不够全面的地方”一句旁批：对两个青年的缺点则决不饶过。很成熟的文章，妄加驳斥。按语中“希望引起大家讨论，使我们对《红楼梦》这部伟大杰作有更深刻和更正确的了解”。“只有大家来继续深入地研究，才能使我们的了解更深刻和周密。”毛泽东在“更深刻和更正确的了解”和“了解更深刻和周密”旁画了两道竖线，并批：“不应承认俞平伯的观点是正确的。不是深刻周密的问题，而是批判错误思想的问题。”
10月10日《光明日报》加按语发表了李希凡、蓝翎的《评〈红楼梦〉研究》一文。毛泽东阅后又作了批注。在按语中“目前，如何运用马克思主义科学观点去研究古典文学，这极其重要的工作尚没有很好的进行，而且也亟待展开。本文试图从这方面提出一些问题和意见，是可供我们参考的。同时我们更希望能因此引起大家的注意和讨论。又与此文相关的一篇《关于〈红楼梦〉简论》的文章业已在第18期《文艺报》上转载，也可供大家研究。”毛泽东针对按语中“试图”“提出一些问题和意见”“供参考”三个提法。批注：不过是试作？不过是一些问题和意见？不过可供参考而已？
毛泽东在10月16日写了那封著名的《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信中说：
各同志：
驳俞平伯的两篇文章附上，请一阅。这是三十多年以来向所谓《红楼梦》研究权威作家的错误观点的第一次认真的开火。作者是两个青年团员。他们起初写信给《文艺报》请问可以不可以批评俞平伯，被置之不理。他们不得已写信给他们的母校——山东大学的老师，获得支持，并在该校刊物《文史哲》上登了他们的文章驳《〈红楼梦〉简论》。问题又回到北京，有人要求将此文在《人民日报》上转载，以期引起争论，展开批评，又被某些人以种种理由（主要是“小人物的文章”，“党报不是自由辩论的场所”）给以反对，不能实现；结果成立妥协，被允许在《文艺报》转载此文。嗣后，《光明日报》的《文学遗产》栏又发表了两个青年驳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一书的文章。看样子，这反对在古典文学领域毒害青年三十余年的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斗争，也许可以开展起来了。事情是两个“小人物”做起来的，而大人物往往不注意，并往往加以拦阻，他们同资产阶级作家在唯心主义地讲统一战线，甘心作资产阶级俘虏，这同影片《清宫秘史》和《武训传》放映时候的情形几乎是相同的。被人称为爱国主义影片而实际是卖国主义影片《清宫秘史》[1]，在全国放映之后，至今没有被批判。《武训传》虽然批判了，却至今仍没有引出教训，又出现了容忍俞平伯唯心论和阻拦“小人物”的很有生气的批判文章的奇怪事情，这是值得我们注意的。
毛泽东
一九五四年十月十六日
俞平伯这一类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当然是应该对他们采取团结态度的，但应当批判他们的毒害青年的错误思想不应当对他们投降。
毛泽东在以上信的信封上写有：“刘少奇、周恩来、陈云、朱德、邓小平、胡绳、彭真、董老、林老、彭德怀、陆定一、胡乔木、陈伯达、郭沫若、沈雁冰、邓拓、袁水拍、林淡秋、周扬、林枫、凯丰、田家英、林默涵、张际春、丁玲、冯雪峰、习仲勋、何其芳诸同志阅。退毛泽东。”
毛泽东以上的信引起大家重视，但对其中有些事实，当时也有不同看法。如李、蓝曾给《文艺报》写信，该报置之不理一事，我听到冯雪峰几次否认此事。
毛泽东这些严厉的批评，并没有像后来那样作为“最高指示”，作出迅速强烈的反响，很快地形成批判运动。只在10月24日以作家协会古典文学部的名义召开了一次关于《红楼梦》研究讨论会。参加会议的有茅盾、周扬、冯雪峰、邵荃麟、阿英、张天翼、俞平伯、王佩璋（俞平伯的研究生）、吴组缃、冯至、舒芜、钟敬文、王昆仑、老舍、吴恩裕、黄药眠、范宁、郑振铎、聂绀弩、启功、杨晦、浦江清、何其芳、蓝翎等六十多人。
会议的气氛是研讨式的，俞平伯、王佩璋介绍了近年来写作情况，王介绍了她为俞代笔的几篇文章。不少人认为李、蓝文章提出了重要问题，应展开对古典文学研究领域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批判。但也有人为俞平伯考据工作辩护，担心考据工作不受重视。
10月27日陆定一向毛泽东和党中央写了关于展开《红楼梦》研究问题的报告，介绍了以上会议的情况，着重反映了赞成批判《红楼梦》研究中的唯心主义，同时也反映了部分人的疑虑。报告提出，在讨论和批评中必须防止简单化和粗暴作风，允许发表不同的意见，只有经过充分的争论，正确的意见才能真正为多数人所接受。
毛泽东在当日阅后即批：刘（少奇）、周（恩来）、陈（云）、朱（德）、邓（小平）阅，退陆定一照办。在这个应“照办”的报告中并未提到批评《文艺报》，可是毛泽东同时在另一篇文章上批示：“即送人民日报邓拓同志照此发表。”这就是由江青授意，袁水拍执笔，经毛泽东阅改的《质问〈文艺报〉编者》。这篇文章发表的当天，中宣部主管文艺的副部长周扬很惊讶，当即打电话问袁水拍，袁回答：是毛泽东批发的。文中“文艺报在这里跟资产阶级名人有密切联系，跟马克思主义和宣扬马克思主义的新生力量却疏远得很，这难道不是显然的吗”一段是毛泽东加的。
《人民日报》发表了《质问〈文艺报〉编者》以后，林默涵召集文艺处的几位同志布置起草一篇批判《文艺报》的文章，他讲了一下文章要点，几个人各起草一篇，后来由他在我起草的稿子上作了很大的修改，题为《〈文艺报〉编者应该彻底检查资产阶级作风》，在11月10日《人民日报》发表。
这篇文章除了对《质问〈文艺报〉编者》一文表示支持外，还提到《文艺报》创办以来“做了一些工作”。同时又着重批评了《文艺报》的某些错误。其中提到1952年第三期上发表的《评〈葡萄熟了的时候〉》一文是“宣扬‘无冲突论’的标本”。同年第六期《试评小说〈火车头〉》一文是“提倡公式化概念化的典型例子”。当时所以特别指出这两点，同文艺界当时正在关注的问题有关。那时文艺界不少人对文艺创作中的公式化、概念化不满，对苏联提出的反无冲突论非常关心。文章的主调是极力加强批判性。但是，毛泽东读后仍觉得对《文艺报》的批评不够严厉，上纲上线不够。他对批评创作中的公式化概念化并不感兴趣。对文中提到《文艺报》的成绩不满。他在文句旁画满了竖线，有的地方打了问号，前后作了六条批注。如在提到《文艺报》“得到了一些成绩，因此，也受到一些读者的欢迎”但是“滋长了一种骄傲自满的情绪，这种情绪最明显表现，是这个以文艺批评为主要任务的刊物，它本身却简直没有自我批评的精神”。毛泽东在最后一句上画了竖线，打了个问号，并批：首先不是没有自我批评的问题，而是是否犯了错误的问题。在文章中提到《文艺报》曾发表一些读者对《文艺报》和该报编者颂扬的来信一段旁边，毛泽东批：读者不明情况，说错了话。在文章中批评《文艺报》骄傲自满情绪一段旁，批：不是骄傲的问题，而是编辑部被资产阶级思想统治了的问题。在文章中批评《文艺报》“丧失了对当前重大政治问题的敏锐感觉”旁，批：不是丧失敏锐感觉，而是有反马克思主义的极敏锐感觉。在文中提到《文艺报》“骄傲自大”“老大的作风”旁批：不是这些问题，而是他们的资产阶级反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问题。另外，文章中批评《文艺报》宣扬无冲突论，认为全国解放两年“中国就没有滋长旧意识的社会基础了”旁，毛泽东批：不但几年，永远都是有冲突的。
当时《文艺报》的主编冯雪峰写了《检讨我在〈文艺报〉所犯的错误》在《人民日报》发表。毛泽东阅后又作了批注。在冯文谈到自己在古典文学领域内对胡适唯心论观点一向不加以注意一段，旁批：限于古典文学吗？应说从来就很注意，很有认识，嗅觉很灵。在文中谈到对资产阶级思想失去敏锐的感觉，旁批：一点没有失去，敏感得很。在文中“我感染有资产阶级作家的某些庸俗作风，缺乏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战斗精神”，旁批：不是“某些”，而是浸入资产阶级泥潭里了。不是缺乏的问题，而是反马克思主义的问题。在文中“不自觉地在心底里存在着轻视新生力量的意识”，旁批：应说自觉。不是潜在的，而是用各种方法向马克思主义作坚决斗争。在文中说到自己“是反马克思主义的错误”一句旁批：应以此句为主去批判冯雪峰。
毛泽东还将冯雪峰的诗《火》《三月五晨》和寓言《火狱》《曾为反对派而后为宣传家的鸭》《猴子医生和重病的驴子》等篇批给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彭真、彭德怀、陈毅、陆定一等人阅。批语：冯雪峰的诗及寓言数首，可一阅。如无时间，看第一篇《火狱》即可。同时又批给陈伯达、胡乔木、胡绳、田家英等人，批语同上。
《火狱》是雪峰的一篇杂感，收在《论文集》一卷中。不知毛泽东为什么在雪峰众多的作品中选出了这几篇给中央领导人传阅，而特别提出《火狱》。《火狱》写的是苏军攻进柏林后的大火。作者欢呼“在火光里，全世界照见着自己，照见着自己的胜利”。不知道为什么毛泽东把这篇文章列为寓言，对该文的内容又有什么看法。只记得胡乔木说过：有一次毛主席拿着雪峰的一篇文章说，冯雪峰的湖畔诗写得很好，怎么文章写得这么坏。不知是否指的就是《火狱》。不过乔木又补充说：有时主席一会儿这么讲一会儿又那么讲。
注释
[1]《清宫秘史》“事件”更为严重，后来竟成了刘少奇冤案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四人帮”把批判《清宫秘史》作为公开进攻刘少奇的号角。关于此事，另文细述。
三
周扬得知《质问〈文艺报〉编者》是毛泽东批发的，立即决定召开文联主席团和作协主席团扩大会议，批判《文艺报》的错误和《红楼梦》研究中的唯心论。他当即亲自向毛泽东作了汇报。（我后来听周扬顺便讲起：当时毛主席拿《文艺报》给他看，说：你看，倾向性很明显，保护资产阶级思想，爱好反马克思主义的东西，仇视马克思主义。可恨的是共产党员不宣传马克思主义，共产党员不宣传马克思主义，何必做共产党员！——周扬说：主席这句话重复了两遍。——毛泽东说：《文艺报》必须批判，否则不公平。）在《质问〈文艺报〉编者》一文发表后的第五天，10月31日文联、作协主席团扩大会议在青年剧院楼上的“青年宫”举行。这就是著名的“青年宫会议”。会议从10月31日到12月8日，历时一个多月，先后开了八次大会。会议由郭沫若、茅盾、周扬主持。发言的有：郑振铎、老舍、丁玲、何其芳、刘白羽、胡风、臧克家、翦伯赞、杨晦、陈翔鹤、游国恩、谭丕谟、聂绀弩、宋之的、于黑丁、骆宾基、钟敬文、吴祖光、孔罗荪、黄药眠、师田手、白刃、康濯、袁水拍、吴雪、李之华等三十多人。冯雪峰、陈企霞作为《文艺报》的负责人作了检讨。俞平伯也作为当事人发了言。
发言者有的偏重于《红楼梦》研究，但会议主要的火力是指向《文艺报》。大部分发言围绕《文艺报》向资产阶级投降，压制“小人物”两个中心。会议期间周扬于12月1日晚向毛泽东当面汇报了情况，并提出把运动进一步深入的设想。2日把关于批判胡适的计划送毛泽东审阅。毛于3日批：照此办理。12月8日主席团会议通过《关于〈文艺报〉的决议》。郭沫若作了题为《三点建议》，茅盾作了题为《良好的开端》，周扬作了题为《我们必须战斗》的报告。《决议》和郭、周的报告事前都送毛泽东审阅。毛泽东阅后给周扬写信：
周扬同志：
均已看过。决议可用。
你的讲稿是好的，在几处地方作了一点修改，请加斟酌。郭老讲稿很好，有一点小的修改，请告郭老斟酌。“思想斗争的文化动员”这个题目不很醒目，请商郭老是否可以改换一个。
毛泽东 十二月八日早
周扬的报告分三个部分：一、开展对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斗争（指名批判了《清宫秘史》）；二、《文艺报》的错误；三、胡风先生的观点和我们的观点之间的分歧。
周扬在报告中着重批判《文艺报》对1953年10月第二次文代会的方针“采取了消极的抗拒的态度”。这个批评有其历史背景。第二次文代会以前文艺界对文艺形势的估价，英雄人物的创造，文艺批评的方针和作风有很大分歧。关于英雄人物的创造问题，《文艺报》曾组织了讨论，陈企霞起草了结论。这些问题周扬等同志与冯雪峰等同志之间看法上也明显地不一致。第二次文代会曾由冯雪峰准备大会报告，后来没有通过（冯后来把其中部分在《文艺报》上发表）。中央通过了周扬的报告。在革命文艺的历史发展问题上，毛泽东说：在报告中提到无产阶级文学的发展时，给人一种感觉，好像无产阶级文艺是从1942年或1949年开始的，事实上从“五四”以来文艺的主要倾向就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代表人物是鲁迅。毛泽东还批评报告中关于鲁迅提得太少。毛泽东这里所说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与我们通常的对这个创作方法定义的理解不尽相同。他在1939年5月为鲁艺题词是“抗日的现实主义，革命的浪漫主义”。《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最初发表时用的“无产阶级现实主义”。新中国成立后修改时改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在修改时协助修改的人引用了日丹诺夫关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定义。毛泽东很不高兴，全部删掉了。周扬在根据毛泽东意见修改报告时考虑到斯大林、日丹诺夫提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是在30年代，晚于五四运动。所以没有明确地说“五四”以来就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关于创造英雄人物能不能写品质性的缺点问题，毛泽东表示同意周扬报告中的观点，他风趣地说：人都是有缺点的，所以英雄人物当然也有缺点。但是，文艺作品中的英雄人物不一定都写他的缺点。像贾宝玉总是离不开女人，而鲁智深却从来没考虑到女人。为了创造典型有意识地夸张或忽略某些方面是应该的。
周扬文代大会的报告，得到毛泽东和党中央的肯定。但是文代会后文艺界的分歧并未解决。所以周扬在这里特别批评《文艺报》对抗文代会方针。
这样大规模的批判会是建国以来第一次。我作为中央宣传部的工作人员参加了全部大会。每次到会听大会发言，搜集对会议的反映。当时我觉得这是个学习的好机会，见到那么多我过去就闻名的文艺界领导者、作家、艺术家。听他们有准备的长篇大论。同时又觉得会议的气氛太紧张，对许多事怕了解不透，理解不深。（当时我和芦甸是邻居，每晚他都到我这里聊天，问我一些会议的情况，我把我知道的事和印象告诉他。后来，我看到他写的材料中专门写了这件事，至于我当时都讲了些什么记不清了。）
这次会上我第一次见到仰慕已久的冯雪峰，这位长征的老战士、上海地下党的负责人、上饶集中营的英雄、著名作家、理论家，已年过半百，看上去显得很憔悴。他发言时觉得有负于党，心情沉重，流下泪来。我很难过。这样一位我尊敬的老同志怎么会犯这样大的错误呢？同时我又清楚地知道，这是伟大领袖毛泽东点名批评的人。毛泽东称赞过他的诗，在苏区和长征时同他有较多的接触，毛泽东曾向战士们风趣地介绍说：他是作家，会讲故事。为什么为了一篇按语如此严厉地批评他呢？这按语又错在哪里？我不理解。
周扬在讲到《文艺报》的错误时，一开头就说：“我们现在所需要的正是大家严正的批评，而决不是任何同情虚伪的眼泪。”这大概就是党内斗争的正确态度吧，我当时这样想。
四
马克思主义政党取得政权后，如何用无产阶级思想改造旧意识形态，使统治阶级的思想成为统治的思想，这是一个极为重要、极为复杂的问题，从理论上尤其从实践中还没有得到解决的问题。列宁、斯大林、托洛茨基、布哈林在这方面都作过思考和实际上的努力。是斯大林在这方面作了影响深远的干预，其效果显然不好。毛泽东紧紧抓意识形态，我想也是基于这种考虑。建国以来进行了一个又一个的思想运动，形成的原因是很复杂的，需要从社会的、政治的以至人类社会发展阶段等各个方面去进行考查，仅仅用“左”右这样的概念似难说明问题，也不能仅仅归结为个人的好恶、恩怨。但是，也不能排除事件的偶然性，特别是处于特殊地位的个人的作用。我想就我接触的材料，谈谈江青在这次事件中的作用。
江青讲过：在文教方面我算是一个流动的哨兵。就是盯着若干刊物报纸，这样翻着看，把凡我认为值得注意的东西，包括正面的、反面的材料，送给主席参考。毛泽东在周扬面前曾多次称赞江青敏锐。一些文艺运动的发起和激化与这位“流动哨兵”的一再报警是有直接原因的。周扬对江青这种“敏锐”多次表示不安，有一次他强为诙谐地说：“江青也太敏锐了。”
李、蓝批判俞平伯的文章在九月份《文史哲》发表（《文史哲》为每月1日出版），几天后即送给毛泽东。江青马上到人民日报社召集会议，让《人民日报》转载。会议情况“不知江青在主席面前怎样汇报的”（周扬语）。《文艺报》用最快的速度（当月）转载。按语又立即送给毛泽东，引起毛的不满。正在文艺界开会批判《红楼梦》研究时，江青未同文艺界领导和中宣部打招呼，悄悄找袁水拍起草《质问〈文艺报〉编者》，把批判的矛头直接指向文艺界的领导人。从李、蓝文章发表到对《文艺报》作出改组决议前后不到两个月。这一切如果没有江青这个“流动哨兵”的积极插手是不可能的。
当时流行着一个传言，说由于江青向俞平伯借珍本古籍，遭俞平伯拒绝，所以打击俞平伯。这显然不足信。为此，中宣部在一个文件中对有些文章公开批驳这个传言进行了批评（即所谓防止再扩散）。但是，有些与此传言有关的两件事值得提一下。一是当时《人民日报》在批评《红楼梦》研究中的错误一开始（10月份）就发表了批评俞平伯垄断古典文学的珍贵资料的文章。二是在发还“文革”期间抄走俞平伯的藏书中有不少珍本加盖了“江青藏书”印章。可见这个“流动哨兵”多么无耻。
江青为“青年宫会议”后，周扬亲自见了毛泽东取得了这次运动的领导权很恼火。她曾多次在袁水拍面前流露这种情绪。
茅盾在文联作协主席团会议上的结束语题为《良好的开端》。他说这次会议“为展开对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思想斗争，树立健全的自由讨论的风气，作了个良好的开端”。如果真的树立起自由讨论的风气，应该说是个好的开端。但是，事实上，这次批判在许多方面开了不好的先例。一是大会批判和报刊批判相结合。二是匆忙地作出组织处理，改组《文艺报》。三是批判的面不断地扩大化。这个大会刚刚结束，批判的锋芒即集中地转向胡风。由此有一发不可收之势。
我进入中南海刚两个多月的时间，就紧张地参与了这样一场重大的斗争，这是我没有想到的。我只是觉得一切事情并不像我想象的那么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