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年的最后几天，也就是欧洲战争爆发后的第二个冬天——1941年1月——向维尔纽斯的居民公开了一个包含几千人名字的解密名单，维尔纽斯是那时新成立的立陶宛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的首都。名单上的人（相当多都是维尔纽斯的当地人或长期居民）被苏联当局单独挑出，要求他们立即出国。表面上看，这份清单提供了通过苏联的安全通道。在这个问题上，从根本上说，很少有人能够公开讨论这件事，离开苏联而不被指责为叛国，这简直就是一个奇迹。尽管如此，那仍是政治不确定和备战的时期，这让该市居民反复揣测每一条来自官方的消息。城里的每个人都明白，在名单上找到自己的名字是件喜忧参半的事，因为它提供了飞往未知的航班。这份名单显然是苏联限制移民规定的例外，但看起来仍像是张将决定人命运的法院传票。名单上的人及其直系亲属被要求立即离开这个国家，并且他们明白没有机会能再回来了。无论如何，大多数人都知道，与其留在立陶宛期待更好的结果，不如离开这里。
战争包围了这个国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开战前的两年，名单上的许多人已经变成了无国籍人士。名单上的大多数人都是波兰公民，这是由德国与苏联瓜分波兰的政治变化所造成的，他们发现自己成了自己家乡的难民。事实上，维尔纽斯也是一个风雨飘摇的城市。在一年的时间内被不同军队占领了三次，正式的地名也被更改。战前，维尔纽斯使用其波兰语地名——威尔诺（Wilno）。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威尔诺曾是波兰的一个省会，具有优势地位的多数人口讲波兰语，犹太人也是一支重要的少数族裔，他们占人口总数三分之一以上。据官方记载，这座城市于1939年秋改称维尔纽斯，经过短暂的苏联时期后，该市被移交给了立陶宛政府。尽管发生了民族和意识形态上的变化，维尔纽斯大体上保留了战前波兰和犹太族裔混合的特征。这个城市的面积确实相对较小，经济欠发达，但却能展现出欧洲现代犹太人的精神。由于众多民族混居于此长达数个世纪，因此维尔纽斯曾是一个使用多种语言的地方，其犹太居民的母语是意第绪语，这是一种在西欧中世纪形成的日耳曼语的俗语。随着时间的推移，意第绪语成为了解立陶宛和波兰犹太人生活中各个方面的关键因素，同时也为该市提供了一条独特的故事线。这座城市以维尔纳（Vilna）的名字闻名于犹太传统文化世界，也被比喻为北方的耶路撒冷，一个神圣的、传说中的地方，在那里，正如一位当地诗人所写，每块石头上都要求写意第绪语字母。
到了1940年的夏天，维尔纽斯——一个人口不超过20万的城市——已经接收了数千名难民，其中大多数是与立陶宛有家庭联系的波兰犹太人。他们中的许多人逃离了德国和波兰，来到这个波兰犹太人的城市，无论在语言还是民族上这都不是个陌生的城市。事实上，许多新来的人找到了家人、朋友和熟人，并与他们住在一起。然而，作为难民，他们不断遭到驱逐的威胁，因为立陶宛政府和苏联都没有让他们在此居留。实际上，虽然他们对维尔纽斯并不陌生，但他们发现自己处在被怀疑的阴影之下，用一位难民的话来说，他们被迫从一个国家游荡到另一个国家，从一个边境到另一个边境去寻求栖身之所。诺贝尔奖得主切斯瓦夫·米沃什（Czeslaw Milosz）是本地人，他是一位来自波兰的美国裔立陶宛诗人，他描述维尔纽斯当时的状况就像生活在焦躁的巴别塔中，人们讨论着各种逃亡路线和异想天开的逃离方案，但要实现这些计划却无从下手。许多犹太难民甚至本地的一些居民琢磨着到远方去，如去美洲，或者去英国控制的巴勒斯坦。正如当地居民所记得的那样，所有寻求离开欧洲的人都必须记住地图集和地球仪，并且要博学多识以便制定最复杂的逃亡路线。事实上，维尔纽斯连同立陶宛都像是一块下沉中的浮冰，所有通往欧洲的路线都被切断了，整座城变成了一个牢笼。到了1941年的冬天，据被列入维尔纽斯名单的人中的一位回忆，离开这儿的唯一途径是借道俄罗斯，但是持波兰公民身份的犹太难民获得苏联过境签证的机会却十分渺茫。当然，即使难民能够安全地离开俄罗斯，他们仍然需要来自那些到达巴勒斯坦或美国等必经国家的签证。逃亡似乎太复杂了，而且成功的可能性极小。
维尔纽斯名单是根据拿到当时驻立陶宛的日本领事杉原千畝（Chiune Sugihara）所颁发的日本过境签证的人员而编制的。签证是货真价实的，但缺乏一定程度的合法性，因为它们尚未得到东京政府的授权。理论上讲，这些签证只能发给那些已经获准进入第三国的人。因此，矛盾的是，虽然日本签证允许通过日本，但并不一定允许进入别国。大约仍有一半持有日本签证的人无处可去。最后，杉原千畝决定再赌一把，让难民有机会能安全地通过欧洲。苏联政府不情愿地接受了日本所发的过境签证，前提是如果日本拒绝入境，任何人都不允许返回立陶宛。它还迫使难民接受奢侈度假者的角色。包括儿童在内的每个难民都被迫从苏联旅行社（Intourist）用硬通货购买从立陶宛铁路到太平洋港口城市符拉迪沃斯托克的一等火车票，以及昂贵的全包莫斯科数日游套餐。对许多人来说，穿越俄罗斯和西伯利亚的休闲旅行费用高得令人望而却步。由于无法为这次旅行筹集资金，他们不得不留在维尔纽斯。
从波罗的海到日本海岸，几乎穿越整个欧亚大陆，这让人想起了传说中的丝绸之路。然而，难民却寻求在远东以外土地上的安全，因为战火已经烧到了这里。立陶宛很少有人信任苏联人，在许多人看来，他们的头等舱游览很可能并不尽如人意。西伯利亚庞大的监狱系统是众所周知的流放之所；因此，旅行者最担心的问题是被卡在跨西伯利亚铁路的太平洋终点站上。离开维尔纽斯就意味着是否要寄希望于一个遥远的、几乎无法想象的、陌生的地方。幸好，一切都是按照计划进行的。乘客刚一到达符拉迪沃斯托克，便可乘坐轮船安抵日本，他们被允许暂时留在神户。
许多人能够在几周之内继续自己的行程并离开日本，但有超过1000名没有其他国家签证的人被安置到了旅客收容所。到目前为止，他们仅作为过境旅客抵达日本，维尔纽斯旅行团成了无家可归的弃儿。因此，日本警方这次拟定了一份新名单，上面有立陶宛难民的名字，他们会被带走。有传言说，难民会被强行带到上海，据列在名单上的许多人来说，上海就是一条不归路。当时，日本占领下的上海基本上是一个难民城，挤满了数十万流离失所的人，其中有数千名来自欧洲的犹太难民。因此，对于在神户寻求庇护的人来说，上海并不是一个完全没有听说过的地方，但他们对中国的普遍印象是一个极度贫困而且遭受巨大战争破坏的地方。难民们认为如果被驱逐到上海的话，那么这种命运不会比被流放到西伯利亚更糟。虽然去往上海对在日本的难民来说不能算是个好消息，但维尔纽斯犹太社区的情况却每况愈下。随着德国入侵苏联，那些无法或不愿离开立陶宛的人是拿他们的命运在做赌注。赫尔曼·克鲁克（Herman Kruk）就是其中之一，他受到苏联秘密警察的阻止无法离开维尔纽斯，他决定自己编写一部这座城市的战时编年史。1941年6月24日是德军进入维尔纽斯的那天，克鲁克写道：“一切都真的失去了。我在支付了苏联旅行社的（维尔纽斯至）符拉迪沃斯托克的火车票时就这样觉得了。再也不可能去美国了。……除非奇迹发生，否则一切都真的失去了。我们周围发生的事情清楚地表明，首先，我们是德国的人质。这是新时代的开始，也许是我们一生中最艰难的时期。”[1]
1941年8月下旬的一天晚上，一艘大型日本货船浅间丸号（Asama Maru）停靠在上海外滩附近的黄浦江上，船上有数百名乘客——来自立陶宛的难民。这艘船被称为海洋女王，她于1928年首航，她将会航行在跨太平洋的航线，这条航线被认为将唤醒历史上的丝绸之路。因此，游泳池是古罗马的风格，吸烟室是早期都铎王朝的风格，带餐厅的双层休息室是乔治王朝时期的风格。毫不逊色的套房卧室采用中国丝绸进行装饰，起居室则采用了纯日本式的风格。不可避免的是，随后的战争使服务质量和乘客等级都下降了。这艘船上不见了昔日的辉煌，她最终被用于公共服务，成了一艘庞大的救援船，载着来自太平洋战区不同冲突地区的撤离人员和日本士兵。作为客轮的最后几趟航行之一，浅间丸号将维尔纽斯逃亡人员的货物运送到注定要成为他们外国避风港的城市。（其后不久，这艘船被日本军队征用，变成了运送英国和美国战俘的“地狱船”之一。）
到9月底犹太圣日结束时，来自立陶宛的大约1500名未能获得目的地签证的神户难民被驱逐到了上海。同月，德军在立陶宛及周边地区杀害了数十万犹太人后，在维尔纽斯为该市约三万名幸存者建立了一个隔都（ghetto）（译注：特指德国人在城市中把犹太人社区与其他社区隔离开而规划的区域，并迫使他们在极端恶劣的条件下生存）。克鲁克写道，进入隔都就像进入黑暗，熄灭了琥珀般的微光。与城市其他地方隔绝的隔都里讲的是意第绪语，但这是该语言在维尔纽斯最后的时刻：战前，大约有6万犹太人住在维尔纽斯——而到1943年年底，柏林政府宣布，德国占领立陶宛时已没有犹太人。维尔纳的隔都纯粹是一个纳粹灭绝营，最终几乎所有此地的居民都在附近的森林里被杀害。
从神户被驱逐的难民是从欧洲到达中国的最后也是最小的难民群体；尽管如此，他们的到来明显改变了上海欧洲社区的特征。上海的犹太人具有不同的国家、宗教和意识形态背景，但立陶宛新移民最普遍的影响是他们都是使用意第绪语的。在上海的少数犹太人中，“意第绪语——这种表情达意的语言之前仅在家里使用——是一种由德语、希伯来语、俄语和其他六种东欧语言混合而成的奇妙语言。这种语言突然在公开场合出现了，而且出现了意第绪文的报纸和杂志；19世纪晚期，在欧洲和美国的东部以创造性的热情爆发的意第绪语戏剧突然出现在他们中间。即使在收音机上，每天都会有短暂的时间，人们可以听到意第绪语的新闻报道、音乐评论甚至演讲”。这些都是用维尔纳犹太人的母语公开播出的。出于这个原因，立陶宛犹太人的到来“为上海的犹太人带来了新的意义。”[2]不仅如此，许多新来的人都致力于恢复犹太信仰的传统习俗，在上海的宗教学校重建了类似于立陶宛历史悠久的土地上曾经存在过的宗教场所。一位久居上海的居民写道，来自立陶宛犹太神学院的学生与其他欧洲人非常的不同：“这些留着胡子的年轻人盘有侧边发辫，穿着长长的黑色外套，戴着毡帽，他们对于在上海的中国人和外国人都是一景。我也这样认为，每当我看到他们成群地走在街上时，他们就会说意第绪语。”[3]从本质上讲，最后的难民把欧洲犹太人生命力的碎片带到了中国，这些就像小块的琥珀，如同他们祖国的语言符号一样。
日本最终迫使所有无国籍的犹太难民居住在上海的虹口区。其中一名难民描述苏州河沿岸的居住区是最为贫穷而且受战争蹂躏最严重的街区之一，破旧的房屋、炮击后的废墟、只剩下梁架的工厂和被炸毁的商店。实际上，与提篮桥监狱（以前称为华德路监狱）接壤的地区变成了隔都。不过，与维尔纽斯的贫民窟不同，所谓的上海隔都既不是永久性的，也不是一块完全被封锁的领土。许多隔都的居民在区外工作或上学。此外，在虹口，欧洲难民的住房条件与这一地区的中国居民一样。犹太流亡者和中国当地人在一起生活，没有谁比谁过得更好或更差，犹太人基于对整个社区福祉的责任，他们对上海形成了一种独特的归属感。将西方传统、犹太传统与中国人的生活方式融为一体，这些难民，特别是年青一代，采用了上海本地人或欧洲本地人的身份。在美国飞机轰炸虹口期间，当中国和犹太人的救援人员不知疲倦地共同努力解救死者并将伤员送往医院时，彼此的友情和支持就变得不言而喻了。与此同时，在维尔纽斯，贫民区的生活空间变得越来越窄，气氛也变得越来越凝重。克鲁克写道，没有人愿意为此担保，但每个人都明白——这座城市里犹太人数百年的生活史正在走向悲惨的结局。
尽管日本占领期间生活困难，但与欧洲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几乎所有在上海的犹太难民都在战争中幸存了下来。但在1945年夏天德国和日本投降之后，来自维尔纽斯的消息传到了上海，一股难以抗拒的失落感淹没了这个小小的意第绪语社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立陶宛有超过百分之九十的犹太人丧生，在维尔纽斯的6万犹太人中，只有少数人在德国占领期后幸存下来。在了解了发生在欧洲的大屠杀之后，上海的意第绪语报纸——《意第绪之声》（Yiddishe Shtime）中写道：“波兰的田野在哀叹，立陶宛的树木在啜泣，被诅咒的欧洲在哭泣——我们的犹太人在哪里。为什么我们的地球成了他们的坟墓？”[4]
立陶宛和中国之间的联系来自上海的维尔纽斯难民，他们失去了他们所知道的一切，但仍然能够为后代保存他们家乡的语言和记忆。他们把维尔纳的犹太精神带给了世界。维尔纽斯名单上一个个的人和他们的家人不是立陶宛大屠杀的唯一幸存者；但是，虽然在德国人占领立陶宛期间少数人在偏远或隐蔽的地方幸存了下来，但上海的这个群体却没有被迫失去或伪装他们的犹太人身份。从这个意义上说，他们成了离散的犹太人中的离散犹太人，这是维尔纳、立陶宛（和波兰）的一小部分，是它们活生生的组成部分——超过1000条生命——被送往中国而得到解救。考虑到今天在立陶宛生活的犹太人不到2000人，这可不是一件小事。多年以来，笔者在世界各地都遇到了一些上海的幸存者，从中了解到笔者故乡这座小城维尔纽斯里不为人知的一面。对于难民来说，维尔纽斯和上海并不是他们在世界里徘徊的开始或结束，但这两个城市都成了他们在生活中奋斗的基石。
21世纪，在当代的上海，在不离开中国的情况下，最近的一个能了解二战以前维尔纳的地方就是长阳路上海犹太难民博物馆周围的地区。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对犹太维尔纽斯的了解来自上海幸存者的记忆。几年前笔者曾在上海逗留了较长一段时间，在这段时间笔者发现了很多，也曾有过一段神奇的经历。这对于笔者来说像是开启了一扇通往秘密通道的大门，穿过这扇门回到了未曾了解的过去，因此这仍然是维尔纽斯的未知领域。在虹口的街道和庭院里，笔者在冥想，在倾听在维尔纽斯再也听不到的意第绪语。在上海邂逅、聆听和阅读维尔纽斯名单上难民的故事，笔者找到了很长一段时间里一直在立陶宛寻找的东西：一种叙事关联，它使这个国家成了广泛的全球故事的一部分，这种关联不仅是在个人层面上的，而且也是在社区归属感层面上的。获得这一启示之后，笔者开始认为中国离维尔纽斯的距离比人们想象中的还要近许多。
在参观虹口的犹太博物馆时，笔者曾向策展人咨询在哪里可以找到日本占领期间和抗战后波兰和立陶宛难民在上海出版的意第绪语报纸的原件。他们建议我去徐家汇的图书馆——著名的徐家汇藏书楼，里面藏有上海图书馆的外文书。图书馆果然收藏了一系列意第绪语的印刷材料，包括一些报纸；但保存在那里的副本很少，而且由于太过脆弱并且十分珍贵，所以无法直接利用原件。尽管如此，笔者还是慢慢地发现了图书馆里的其他宝藏，其中大部分是20世纪20—30年代在中国出版的报纸原件的复制装订本，这些报纸以上海的大型欧洲社区使用的各种语言出版——俄文、英文、法文和德文。
据当地新闻报道，1942年，在上海法租界登记的122人申报为立陶宛人。可能还有一些立陶宛人住在这个城市的其他地方。与当时居住在上海的数百万人相比，这个数字微不足道。尽管如此，令人惊讶的是，尽管立陶宛是一个鲜为人知的小国，并且他们仅占上海外国人总数的极小一部分，但立陶宛和维尔纽斯的名字仍在当地的外文出版社中反复出现。例如，笔者发现“立陶宛的回声”出现在宣布维尔纽斯政局变化的新闻公告中，而且（令人感到奇怪）它也出现在政治漫画和刺激的犯罪故事中。还有与立陶宛有关的移民小社区的讣告、商业广告、文化公告和社会新闻。维尔纽斯与上海不太可能相提并论，世人把当时的上海看作世界上最国际化的城市，不过维尔纽斯也被认为是一个具有多元文化和多种语言的地方。当然，上海是一个超级大都市——如当时的旅游手册上所说——它是亚洲的未来；米沃什说，维尔纽斯是一个偏狭遥远的小镇，它不安地坐落在欧洲最麻烦的角落之一。因此，民族主义、意识形态冲突、战争和外国占领似乎成了上海读者读到的关于维尔纽斯的主要新闻。一份犯罪报告尤为引起了笔者的注意，报告里详述了二战开始前的几天，在波兰人控制下的维尔纽斯关于一名讲俄语的医科学生的谋杀案。这个故事发表在一份俄文期刊上，毫无疑问，旨在激起那个时期的民族主义紧张气氛。显然，这名学生因为捍卫这座城市里俄罗斯文化的权利和荣誉而被决斗中的一名波兰人射杀。三周后，同一份报纸宣布苏联红军占领了维尔纽斯；一个月后，立陶宛重新获得了对该城市的控制权。而几个月内，苏联人又回来了，宣称俄语是工人阶级的通用语言。表现立陶宛被斯大林劫持的漫画出现在上海的报纸上。来自立陶宛和波兰的犹太难民对维尔纽斯的了解更为细致。一方面，对他们来说维尔纽斯意味着家庭的记忆，这种记忆因为他们担心留在那里的人的未知命运而变得更加尖锐。而另一方面，上海对他们来说是新生活的开始，（如果不是实现了希望的话）这里也是承诺了希望的地方。维尔纽斯的难民在外滩登陆两个月后，当地的俄罗斯和英国报纸宣布将在犹太俱乐部举办一场慈善舞会，以支持他们未来在上海的生活。
在徐家汇藏书楼的外文阅览室花了好几天翻阅了这些材料之后，通过读到的新闻报道片段，笔者被一种来自维尔纽斯的感觉吸引住了。藏书阁本身让笔者回想起维尔纽斯大学的老图书馆。当然，藏书是不同的；但是藏书阁的建筑，尤其是阅览室，有着与维尔纽斯图书馆隐蔽隔间里相同的审慎而机密的气氛。这种与图书目录的亲近感远远超过了眼睛看到它们时的感觉。尽管处于非常不同的历史时期，但这两座图书馆都是由耶稣会士建立的学习机构。上海的藏书楼于1847年开放，与此同时，在16世纪下半叶成立的维尔纽斯学院图书馆在沙俄政府关闭大学后逐渐被拆解。在早先的几百年里，维尔纽斯的耶稣会学院曾发挥过一些小小的作用，将中国与欧洲联系了起来。立陶宛的卢安德（英文：Andrzej Rudamina，立陶宛文：Andrius Rudamina）于17世纪毕业于维尔纽斯的耶稣会学院，他随后前往中国布道。当时，维尔纽斯是立陶宛大公国的首都，这是一个与波兰具有政治联盟的中东欧大国。鲁达米纳（译注：卢安德的姓氏，在此指卢安德）所出生的家族具有古老的立陶宛血统：一个靠近维尔纽斯的小镇仍然以这个家族的名字命名。然而，正如当时许多受过教育的立陶宛贵族一样，他选择的语言可能是波兰语。鲁达米纳花了几个月的时间在学院的图书馆学习宗教思想和古典语言，如拉丁语和希腊语。在发誓之后，他离开维尔纽斯去世界各地闯荡，耶稣会士要求他去布道，他首先到了印度，并于1625年前往葡萄牙的殖民地澳门。随后，鲁达米纳去了杭州，后来由于健康问题，他得到允许在福建定居。他于1631年在福州去世，其墓地目前仍可以找到。
鲁达米纳是最早寻求在中国社会里过中国普通人生活的欧洲探险家之一。他首先是一名耶稣会的牧师——鲁达米纳十分谦逊，生活质朴，在倡导天主教信仰的同时他也探望病人并安抚他们，以便更好地了解中国人的生活观。随着时间的推移，他取了卢安德这个中国名字，并且熟练地掌握了汉语，能够用汉语撰写大量书信。大多数情况下，他以外国传教士和当地皈依者之间对话的形式撰写关于宗教问题的神学辩论。他写的关于这个主题的书是欧洲人编写的最早的中文手稿之一。这本书在四个世纪后仍在出版，它为学者们提供了有关中欧关系史的材料。卢安德对中国哲学报以极大的尊重，他试图在道德、信仰和共同的社会价值观的基础上建立起中西文化间诠释性的对话。与其他传教士相比，卢安德用汉语布道和告解，同时用儒家的自我修养观作为天主教精神运动的话语切入点。他比大多数欧洲传教士更了解中国，他渴望将自己对这片土地及其文化的了解传达给立陶宛的同胞。为此目的，卢安德一有机会就会从中国寄回书信，有时还是用中文写的，这些书信是寄给维尔纽斯的耶稣会士的。他寄往维尔纽斯的材料很少能到达立陶宛，但在几个世纪之后，徐家汇藏书楼以迂回的方式证实了立陶宛与中国关系的早期联系。尽管有着不同的历史，但这两个图书馆却都是同一棵树的不同分枝。
建于19世纪的圣伊格内修斯大教堂（Saint Ignatius Cathedral）位于上海的图书馆附近，这是一座耶稣会教堂。大教堂里的一个小教堂中供奉着神圣慈悲圣像。这幅圣像的构思是基于20世纪30年代耶稣显灵给一位波兰修女时出现的一系列幻影。绘画原稿藏在维尔纽斯的一个小教堂里，这里距离大学图书馆只有一箭之遥，图中画着从耶稣的心中散发出希望之光。有趣的是，笔者在图书馆做着研究，从旧的外文报纸上寻找立陶宛的痕迹，中途休息时走进了这个来自维尔纽斯的遗迹。在惊讶的一刹突然想到，笔者所寻找的来自故土的碎片突然就来到了身边，这就像在波罗的海的沙滩上发现了一小块琥珀一样。这是一个私密的——不可侵犯的——发现，一个从不认为是世人所需要知道的公共秘密。
在上海偶然发现的这件来自维尔纽斯的原件复制品提醒我们，永远无法想到两个看似毫无关联的地方之间会有怎样的联系。从此以后，把立陶宛和中国放在一张相互关联的全球版图上，这揭示出这幅地图能在广泛的、更为普遍的世界观中捕捉到来自个人的、不稳定的而且隐秘的不足之处。这几乎跨越了整个欧亚大陆的巨大地理距离，决定了立陶宛与中国之间的历史关系。随便看一下这幅地图，就能讲述这个关于最遥远距离的故事：两国之间是俄罗斯（和白俄罗斯）和哈萨克斯坦（以及蒙古），这两者分别是世界上最大的和第九大的国家。这是一片深处内陆的、难以衡量的而且难以想象的广阔空间。此外，立陶宛位于波罗的海东南沿岸，在地理上它位于北欧广阔的边缘地带，很难直接或富有想象地将这里与历史悠久的丝绸之路联系起来。立陶宛是北境的北部，它拥有众多湖泊、河流和沼泽，可以方便地通往大海。事实上，根据一种解释，立陶宛这个名字来自立陶宛语的“雨”这个单词——lietus。无论如何，水构成了立陶宛，而我们将丝绸之路描绘成一连串的沙漠绿洲。一方面，这里有深绿色的森林和深蓝色的湖泊；另一方面，还有山脉间干燥的岩石和黄色沙丘里的沙子。
过去，立陶宛与中国的贸易联系很少，也很罕见。当有贸易往来时，与中国往来的商品、新闻和故事通常都会经过外国作为中介。然而几个世纪以来，人们一直认为波罗的海是琥珀的主产地，琥珀是一种享有美誉的、闪亮的而且如石头般的化石。人们普遍认为，琥珀来源于分泌树脂的树木，这种树木曾一度十分繁盛，而现如今已在北欧灭绝。一些（最有价值的）琥珀就像开向过去的一扇窗子，用玻璃状的外壳将史前昆虫永远地锁在里面。无论在欧洲还是中国，古人都将琥珀与魔法联系在一起，认为它是太阳的残石或圣火冷却后的余烬，它是来自天堂令人惊叹的纪念品。在立陶宛及周边地区，常常能在暴风雨后发现冲上岸的琥珀，在海边也能找到琥珀。人们把它收集起来作为暴风雨平静后的信物。立陶宛的诗人偶尔会用琥珀作为维尔纽斯动荡历史的隐喻。一位意第绪语诗人写到这座城市时如是说，“你是立陶宛的黑暗护身符，你的身影在不安分的石头上虚弱地闷烧。”[5]仿佛是在回应意第绪语的韵律，另一位诗人只在这次用德语写道，在这个城市里可以随意“发现黄色的石头，它在月光下燃烧”。[6]在公元最初的几个世纪，当中国和罗马帝国之间的丝绸贸易处于鼎盛期时，琥珀被誉为最昂贵的商品之一。因此，仿佛是与丝绸之路对应似的，商旅们建起了连接波罗的海沿岸和东地中海的琥珀之路，琥珀从那里被带到热情的东方买家手中。虽然没有考古证据可以证明立陶宛的琥珀曾在古代到达过中国，但丝绸之路作为一系列相互关联的商业交易的性质使我们能够想象到，在某个时间点，在某个遥远的贸易站，商旅们曾用琥珀换取丝绸。
可以说，在13世纪和14世纪迅速扩张的蒙古帝国时期，中国和立陶宛成了邻国，它们连接起亚洲和欧洲的不同地区。当时，立陶宛的领土面积也在迅速扩大，最终成了欧洲最大的国家之一。维尔纽斯和北京在此期间显示出了各自的重要性：北京于1279年首次成为中国的首都，而自1323年以来维尔纽斯一直是立陶宛的首都。在欧亚大陆上，立陶宛和蒙古相互接壤，并曾互派过外交使团。或许，那个时期的一两位旅行者曾将目光投向了中国和立陶宛的首都。尽管如此，由于地理上相隔甚远，这两个国家似乎来自两个世界。举个例子，维尔纽斯距离北京直线距离只有6500多千米。但两个首都城市之间没有直达航班，然而幸运的是，这样的距离也可以在12小时内飞抵；但这仍是长达一天的旅程，更何况还有5个小时的时差。从立陶宛的角度来看，一天时间的旅行总是出国之旅，是一场离开熟悉的故土进入异国他乡的冒险。整个国家横跨的长度可以在不到这一半的时间内驾车穿越——三到四个小时——在这个时长内，你可以乘坐飞机前往欧洲的大多数首都。
立陶宛和中国之间直接进行陆路交通的可能性来自于19世纪末建造的跨西伯利亚铁路。在过去，即便不是完全不可能的话，政治边界的改变和来自地缘政治的挑战实际上也使这样的旅程在很大程度上变得不切实际。因此，用许多人的话来说，当解释立陶宛的犹太难民出现在上海之前经历过怎样的困难时，这个城市里的每个人都感到了诧异。然而事实上在1917年沙皇政权垮台之后以及俄罗斯内战之后（或者由于这个原因），大量来自立陶宛的人口最终进入了哈尔滨。而哈尔滨是跨西伯利亚铁路主要的东部枢纽。立陶宛外交使团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曾在哈尔滨开展工作，根据领事馆的说法，1923年立陶宛约有1300人居住在中国。仅在哈尔滨，据1935年的官方人口普查记录，登记过大约100个立陶宛家庭；虽然是来自非官方的消息，但据报道，该市周围有大约2000名立陶宛人。很难说这个数字有多准确，但在这群人中，只有少数人是立陶宛人，而其余的则是俄罗斯人、白俄罗斯人、犹太人和混血儿。简而言之，立陶宛人在中国的民族构成反映了历史上立陶宛的民族划分，立陶宛一直融合着不同的语言和文化背景。关于这种立陶宛民族融合的最引人注目的例子之一是老巴夺（Lopata）家族，这个家族曾在哈尔滨建立了中国第一批也是最大的卷烟工厂之一。老巴夺家族的两个兄弟来自维尔纽斯旁边的一个小镇，他们属于名为卡莱特人（Karaites）的少数民族。老巴夺家族属于哈尔滨波兰社区的一部分，现如今仍然可以在哈尔滨看到老巴夺的名字。然而在立陶宛，这个家庭之所以被人们记住是因为在一战后他们做过慈善工作，曾帮助当地人重建了家乡。哈尔滨老巴夺建造的会堂仍然是立陶宛卡莱特社区的中心。
在地图上，中国和立陶宛似乎处于平等的地位，但实际上，以下这个事实就是摆在人们面前的真相。如果在地理上将中国和立陶宛进行比较的话，那么这将是一个完全逆转的故事，因为两国的一切都能形成鲜明的对比。即使按照欧洲的标准，立陶宛在领土和人口方面也都是一个很小的国家。立陶宛居民人口不到300万，仅占中国总人口的百分之零点二，或者说是上海人口的十分之一。维尔纽斯是立陶宛最大的城市，但人口仅有50万多一点，按中国的城市标准，它是一个小型的地级市。所有这些都使得中国与立陶宛之间的关系是不对称的，立陶宛人对中国的了解（或者更准确地说，他们自认为对中国的了解）比中国人自认为对立陶宛的了解要多。然而，维尔纽斯还是通过极其细微的千丝万缕的联系与中国建立起了关系。总的来说，立陶宛经常被置于欧洲历史叙事的次要地位；因此，总的来说，维尔纽斯常被外国人所忽视。一个细小的联系是不易察觉的，但与之不同的是，人们可以从最初很容易被忽视的关联中发现一个奇妙的故事。维尔纽斯可能就像在丝绸之路的某个地方丢失的琥珀一样。这本书是作为维尔纽斯的历史旅行指南而写的，笔者在努力纠正维尔纽斯在外国人心目中的地位：这本书向世界展示了立陶宛，同时也邀请中国读者来到立陶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