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子孙要艰苦朴素。曾国藩在京城时见到不少高干子弟奢侈腐化，挥霍无度，胸无点墨，且目中无人。因此，他不让自己的孩子住在北京、长沙等繁华的城市，要他们住在老家。并告诫他们：饭菜不能过分丰盛；衣服不能过分华丽；门外不准挂“相府”、“侯府”的匾；出门要轻车简从；考试前后不能拜访考官，不能给考官写信等等。因此，他的子女因为自己的父亲是曾国藩反而更担心自己的言行不够检点、学识不够渊博会有损自己父亲的声誉。所以他们磨砺自己，迎难而上，奋发图强。
身教重于言教。曾国藩很重视自己的一言一行对自己的孩子的影响，凡要求小孩子做到的先要求自己做到，他生活俭朴，两袖清风。传说曾国藩在吃饭遇到饭里有谷时，从来不把它一口吐在地上，而是用牙齿把谷剥开，把谷里的米吃了，再把谷壳吐掉。他要求纪泽、纪鸿也这样。他日理万机，但是一有时间，就给自己的孩子写信，为他们批改诗文，还常常与他们交换学习、修身养性的心得体会。在教育孩子的过程之中，曾国藩既是父亲又是朋友；既是经师又是人师。他赢得了孩子们的尊敬和爱戴，他的孩子们都非常钦佩、崇拜他，把他视为自己的人生偶像和坐标。
疆场竞斗之计 曾国藩以编练湘军起家，书生治国，镇压了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农民起义太平天国运动，其军事思想内涵极丰，确有过人之处。他认为，兵不在多而在于精，“兵少而国强”，“兵愈多，则力愈弱；饷愈多，则国愈贫”。主张军政分理，扣负其责。他购买洋枪、洋炮、洋船，推进中国军队武器的近代化。治军以严明军纪为先，同时着意培养“合气”，将士同心，他认为“将军有死之心，士卒无生之气”。选择有四点要求，“一曰知人善任，二曰善觇敌情，三曰临阵胆实，四曰营务整齐”。曾国藩军事思想中最丰富并值得今人借鉴的是其战略战术。如“用兵动如脱兔，静如处女”，主客奇正之术，“扎硬寨，打死仗”，水师不可顺风进击，善择营地，“先自治，后制敌”，深沟高垒，地道攻城之术，水陆配合，以静制动，“先拔根本，后剪枝叶”等等。
处世交友之道 曾国藩对交友之道颇有见地，他认为交友贵雅量，要“推诚守正，委曲含宏，而无私意猜疑之弊”。“凡事不可占人半点便宜。不可轻取人财”。要集思广益，兼听而不失聪。“观人之法，以有操守而无官气、多条理而少大言为主。”
处世方面，曾国藩认为，“处此乱世，愈穷愈好”。身居高官，“总以钱少产薄为妙”。“居官以耐烦为第一要义”，“德以满而损，福以骄而减矣”。为人须在一“淡”字上着意，“不特富贵功名及身家之顺逆，子姓之旺否悉由天定，即学问德行之成立与否，亦大半关乎天事，一概笑而忘之”。“功不必自己出，名不必自己成”，“功成身退，愈急愈好”。曾国藩写有格言十二首，基本上概括了他的处世交友之道。
修身养性之诀 曾国藩总结了修身十二款：敬、静坐、早起、读书不二、读史、谨言、养气、保身、日知其所亡、月无忘所能、作字、夜不出门。他认为古人修身有四端可效，“慎独则心泰，主敬则身强，求仁则人悦，思诚则神钦”。曾国藩不信医药，不信僧巫，不信地仙，守笃诚，戒机巧，抱道守真，不慕富贵，“人生有穷达，知命而无忧”。曾国藩认为：“养生之法约有五事：一曰眠食有恒，二曰惩忿，三曰节欲，四曰每夜临睡前洗脚，五曰每日两饭后各行三千步。”养生之道，“视”、“息”、“眠”、“食”四字最为要紧，养病须知调卫之道。
◎ 毁誉参半的一生
对曾国藩的评价，有一句话十分精到，“誉之则为圣相，谳之则为元凶”。正如辛亥革命中的怪杰章炳麟对曾国藩的评价一样，近百年来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对曾国藩褒扬者有之，斥骂者也不乏其人。早在曾国藩镇压太平天国时，即有人责其杀人过多，送其绰号“曾剃头”。到了公元1870年“天津教案”，不少人骂他是卖国贼，以致曾国藩也觉得“内咎神明，外咎清议”，甚至有四面楚歌之虑。辛亥革命后，一些革命党人说他“开就地正法之先河”，是遗臭万年的汉奸，建国后的史学界对他更是一骂到底，斥为封建地主阶级的卫道士、地主买办阶级的精神偶像、汉奸、卖国贼、杀人不眨眼的刽子手等等，予以全面否定。
转而进入了90年代，学术界对曾国藩的研究开始逐步深入，有关曾国藩的小说和传奇故事开始越来越多地出版，曾国藩家书、曾国藩的用人之道等等话题越来越多地引起了人们的关注，由此，对曾国藩的评价开始更多地趋于正面。但是，围绕曾国藩的历史评价还绕不开几件事，除去众人皆知的镇压太平天国起义之外，著名的天津教案更使得他背上了汉奸的名号。
同治七年（公元1868年），曾国藩调任直隶总督。就在他直隶总督任上，同治九年（公元1870年）发生了天津教案。第二次鸦片战争后，西方教会利用不平等条约中规定的特权，大量涌入中国，他们并不单纯地从事传教，而是自觉或不自觉地成为西方资本主义列强推行文化侵略政策的工具。由于他们倚仗本国政府，在中国享受治外法权，使教会成为中国社会的一个特权势力，成为西方列强侵略势力的突出代表。中国民众屡受欺压，清政府却一味忍让，使民众无处申诉，民族主义情绪越来越高涨，“怨毒积中，几有‘与尔偕亡’之愤”。因此，从19世纪60年代开始，中国民众多次掀起反对教会势力的所谓教案。天津教案就是在这种大背景下发生的。
天津作为当时满清京师门户，在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开放为对外通商口岸，也成为西方列强在中国北方的侵略基地。他们在这里划定租界，设立领事馆、教会，租地造屋，一味逞强，早为中国人民所深恶痛绝。同治九年（公元1870年）五月，法国天主教育婴堂所收养的婴儿不明不白死亡的达三四十人，那时百姓的孩子也经常失踪，因此百姓中就流传着一种谣言，说是天主堂的神甫和修女经常派人用蒙汗药拐了孩子去挖眼剖心。而天主堂坟地的婴儿尸体又有不少曝露在野外，被野狗刨出吃了，“胸腹皆烂，腑肠外露”。百姓见了，更是群情激奋，说这正是洋人挖眼剖心的证据。
5月21日，一个名叫武兰珍的拐犯被群众当场抓住，扭送天津县衙。经审讯，武兰珍供出系受教民、天主堂华人司事王三指使，迷药也是王三所授，先曾迷拐一人，得洋银5元。教民王三是一个开药铺的商人，依仗教会势力，欺压良善，早已引起公愤。在这种情况下，通商大臣崇厚和天津道周家勋拜会法国领事丰大业，要求调查天主堂和提讯教民王三与武兰珍对质。丰大业答应了这一要求，将王三交出与武兰珍对质。结果证明教堂并无挖眼剖心之事。哪知当衙役送王三回教堂时，一出衙门，百姓就争骂王三，并用砖石掷他。王三向神父哭诉，神父又转告丰大业。丰大业两次派人要三口通商大臣崇厚派兵镇压。后见崇厚先后只派两人，不肯应命捕人，丰大业怒不可遏，不仅鞭打来弁，而且还倒拖其发辫，赶往三口通商大臣衙门找崇厚算账。丰大业脚踹仪门，打砸家具，接连两次向崇厚开枪，幸被推开，没有伤人。但枪声传出，引起误解，街市哄传中法开战，鸣锣聚众，拥往通商大臣衙门“帮打”。
崇厚怕出事，劝丰大业等民众散去后再回领事馆。丰大业不听劝告，狂吼不怕中国百姓，气势汹汹地冲出门外。人们见他出来，自动让道。不料丰大业走到浮桥时，遇到天津知县刘杰。丰大业不分青红皂白，就向刘杰开枪。虽没有打中刘杰，却打伤了刘杰的跟丁。这一来犯了众怒，百姓一拥而上，你一拳我一脚，将丰大业打死。发怒的民众索性一不做，二不休，赶到天主堂，烧毁望海楼教堂，杀死神父两名，还到仁慈堂，杀死修女10名，又去了法国领事馆，杀死两人。就在同一天，愤怒的民众还杀死法国商人两名、俄国人3名以及信教的中国人三四十名，焚毁英国和美国教堂6座。这次事件中先后打死外国人计20人。这就是有名的天津教案。
从事情的发展过程来看，天津教案是一次群众自发性的反帝斗争，根源还是在于帝国主义的压迫和侵略，是群众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被迫采取的自卫行动。天津教案发生后，法、英、美等国一面向清政府提出抗议，一面调集军队进行威胁。清政府大为恐慌，一面要各地严格保护教堂，弹压群众，避免类似事情再发生，一面派直隶总督曾国藩前往天津查办。曾国藩闻知天津教案后，十分惊恐。自从与洋人打交道以来，深知中国远非洋人对手，因此对外一直主张让步，避免同洋人开战，通过维护洋人在华利益，换取中外所谓“和好”局面。他认为以往教案，仅伤及教士，洋人就出动兵舰相威胁，不达目的不罢休；这次殴毙领事，为前所未有，法国必不肯罢休。洋人凶悍成性，天津民风好斗，双方各不相让，很可能构怨兴兵，酿成大变，自己也可能丧命。因此他写下遗嘱，告诉长子曾纪泽在他死后如何处理丧事和遗物等。基于这种估计，他只得勉强硬撑，硬着头皮前往天津。
在曾国藩到天津以前，当地官绅对他寄予厚望，认为他会秉公办事，不会像崇厚一样，一味“媚外”。他们根据曾国藩的《讨粤匪檄》，还认为他是反洋教的代表人物。他们认为这次反洋教，完全是忍无可忍，理在华人这一边。他们的这种观点也得到朝廷的顽固派和清流派的支持，也代表了当时大多数中国人的心理。
当时清廷内部围绕天津教案问题分成两派：洋务派代表的“言势者”，顽固派和清流派代表的“言理者”。双方在处理天津教案问题上意见有三大分歧：第一，关于天津教案发生的原因和性质。前者认为愚民无知，遽启边衅，曲在津民，此刁风不可长；后者认为衅端由夷人所开，津民激于义愤，致成巨案，天津百姓只知畏官而不知畏夷，只知效忠国家而不自恤其罪戾，这正是夷务的一大转机，与刁民闹事不可同日而语。第二，对参与反洋教斗争的群众的处理意见。前者认为杀人偿命，天经地义，只有这样才能安抚洋人人心而消弭祸端；后者认为应该安抚百姓，以激其忠义奋发之心，民心不可失，否则无以制夷人。第三，对天津地方官的处理意见。前者认为地方官失于防范，致酿巨祸，不严惩不能平洋人之气；后者认为天津地方官不可更动，以此维系民心。
这两派意见，前者深合当时中国的形势，为清政府最高统治者所采纳；后者在舆论上占上风，为广大官绅民众反对洋务派媚外求和方针提供了合法性，在全国形成强大的舆论压力，但并不能真正解决问题。曾国藩是持洋务派意见的。因此他于同治九年（公元1870年）六月初十日一到天津，立即发布名为《谕天津士民》的告示，对天津人民的行动多方指责，诫其勿再挑起事端，引起天津绅民的不满；随后释放犯法教民和涉案拐犯，并在奏折中为洋人在中国的行为进行辩护和洗刷。该折传出后，全国舆论大哗，“自京师及各省皆斥为谬论，坚不肯信”，“议讥纷起”，“责问之书日数至”。曾国藩自己也承认，“敝处六月二十三日一疏，庇护天主教本乖正理”，“物论沸腾，至使人不忍闻”。
尽管如此，曾国藩仍然坚持己见，按照法国人的要求在天津大肆搜捕五月二十三日参加反洋教的群众，名曰“缉拿凶手”。但天津民众却把他们当成英雄，致使曾国藩虽然抓了80多人，但其中供认不讳的所谓“真凶”只有七八人，其余都不肯招供，也不愿指证。曾国藩认为只杀几个人数目太少，难以使洋人满意，仍不能很快结案。于是一面对被捕群众严刑拷打，一面加紧搜捕，一定要凑够20人，为丰大业等20个洋人抵命。曾国藩认为：“在中国戕官毙命，尚当按名拟抵，况伤害外国多命，几开边衅，刁风不可长。”他的得意门生李鸿章也认为“冀终归于一命一抵了案”。曾国藩认为只有这样才能使洋人满意，长保“和局”。他在给清廷的奏折中认为“中国目前之力，断难遽启兵端，惟有委曲求全一法”。
曾国藩处理天津教案的结果是：判死刑20人，流放25人，天津知府、知县革职并流放黑龙江“效力赎罪”；支付抚恤费和赔偿财产损失银49万两；派崇厚作为中国特使到法国赔礼道歉。天津教案办结之后，对曾国藩的谴责更甚，“诟詈之声大作，卖国贼之徽号竟加于国藩。京师湖南同乡尤引为乡人之大耻”，会馆中所悬曾国藩“官爵匾额”“悉被击毁”，并将其名籍削去，即不再承认他是湖南籍人。曾国藩闻之引为大恨，中经几许周折，财、力兼施，只不过将难堪之处略为掩饰了一下。这样，曾国藩这位“中兴名将”、“旷代功臣”，转瞬之间变成“谤讥纷纷，举国欲杀”的汉奸、卖国贼，“积年清望几于扫地以尽矣”。接替曾国藩处理天津教案的李鸿章对最后判决并无多大改变，仅因俄国只索经济赔偿，不要中国人抵命，将原来20名死刑改为16名死刑、4名缓刑，其余无一更动。
客观地讲，在天津教案中，曾国藩也只不过是秉承清王朝最高统治者的意志行事，事实上，历史是各种复杂因素的有机组合体，历史人物也是如此，曾国藩作为特殊时期的特殊人物，无法改变国家的命运，更无法掌握自己的命运以及后世对自己的评价，在这一点上，经常有人拿他和张居正比，他们的戏剧性人生就是中国历史的生动写照，不管是“圣相”，还是“元凶”，曾国藩身上都带着历史所赋予的执著和无奈，像众多的历史人物一样，他的是非功过，最终需要留给历史去评价。
综上所述，中国历史中君子和小人的划分。在中国的历史上，无论是张居正，还是曾国藩，他们的命运，个中真假，是非曲直，充满了太多的利益标准和时空的偶然性，实在没有一个既定的标准。一个历史人物究竟是君子，还是小人，恐怕也只能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