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的江湖和江山
◎ 沈之骅
“幺鸡”“土豆”名声显，天津卫里逐浪翻
1940年，侯宝林和师兄李宝麒在沈阳目睹了河南坠子艺人乔利元之死后，日本侵略者的铁蹄和日渐萧疏的买卖让这对小哥儿俩不敢再待下去了，匆忙之中连行李都没带就逃回了北平。回到北平以后，侯宝林计算了一下，出关三个月，只混了件上台演出的大褂，还有一身的惊吓。
那时候有这样的一个说法：黑暗的上海，红色的延安，灰淡的北京。从关外落魄而归的侯宝林在故都仍然没有找到适合自己的地方。想想也是，当初为什么要走呢？就是因为挤不进来，立不稳当，如今再回来，更没人认识你了。这时二十三岁的侯宝林把目光投向了二百四十里之外的天津，那是北方曲艺的重镇，好角儿都得在天津亮亮相才能在全国立足。不如我也到天津试试，可跟谁去呢？侯宝林想起了他的师叔，曾经合作过的郭启儒。郭启儒量活稳当，兜得瓷实，能托着自己。就这样，侯宝林找到了郭启儒，郭启儒欣然应允，叔侄二人便踏上了旅程。
侯宝林自幼学艺，从京剧到相声，但似乎一直都是个不入流的艺人。论京剧，他不是大科班坐科的学生，只是在天桥八大怪“云里飞”的滑稽二黄班子里学艺和演出；论相声，他是跟艺人常宝臣学会的，后来为了能够挤进相声圈，又改拜朱阔泉为师，这才使他和真正的江湖稍微近了一步。而让他成为江湖风流人物的，就是1940年的天津之行。
1940年，刚过了端午，天津的燕乐升平茶园多了一对从北京来的“正六”（演出顺序）演员，他们就是侯宝林和郭启儒。园子和他们订下的合同是一个月二百块薪酬，俩人平分。艺人初到一地，首场演出尤为重要，俗称“打炮”。在这个问题上，侯宝林和郭启儒的睿智第一次得以显现。他们认为，这是天津卫，说的唱的哪儿也盖不过这儿，要是使《菜单子》《庙游子》《对对子》这样的老活，肯定拼不过人家，想在天津打响，就必须有点新鲜玩意儿。侯宝林能唱，又能改，郭启儒的捧哏也没得说，不如就从学唱入手，演他三个新活。于是，在燕乐头一天的演出中，侯宝林和郭启儒白天演的是《空城计》，晚上演的是《改行》。这两个节目虽不是他们的原创，但都融入了鲜明的个人特色。果然，这第一炮就在天津打响了。《改行》中李多奎卖黄瓜的那句“香菜芹菜辣青椒，茄子扁豆嫩蒜苗，好大的黄瓜你们谁要，一个铜子儿拿两条”一落腔，就在燕乐得了个满堂好。懂行的观众一下子就看出了他们的能耐，这爷儿俩在天津卫立住了。
一炮而红的侯宝林和郭启儒这次真的算江湖里的人了，可是还是没有多少人能叫得上来他们的真名实姓。燕乐的台帘一挑，观众们在台下喊的是“好幺鸡”“好土豆”（因为二人一个瘦高，一个秃顶）。那时候，能叫出你的雅号，可是观众对艺人莫大的支持和喜爱。然而如今想起来，这样的名字透着那么的辛酸和卑微。好好的两个大活人却要用“幺鸡”“土豆”这样的字眼来指代，相声艺人在江湖里的位置就显而易见了。
在天津的这五年里，“幺鸡”和“土豆”真是争气，他们闯出了更大的江湖，不仅在园子里火了，还进了电台，这一下就让更多的人认识了侯宝林和郭启儒。他们俩成了当时天津第一流的“五档相声”之一，其他四档分别是张寿臣和侯一尘，常宝堃和赵佩如，马三立和刘宝瑞，戴少甫和于俊波。
风雨飘摇立江湖，人各自危难糊涂
在天津成了“火档”的侯宝林和郭启儒，在曲艺的江湖里也有了一号。艺人作为江湖人，离不开江湖，却也时刻畏惧着江湖。侯宝林和郭启儒从当年的挤不进江湖变成了如今的跑不出江湖。话说白了，就是别看他们出了名，一样是朝不保夕，殚精竭虑地过日子。没火时有没火的烦恼，火了后又有火了的麻烦。
1941年，已经在天津卫火了的侯宝林和郭启儒还是兜里没钱。您要问为什么，别忘了常宝堃的那段《牙粉袋》里说的——物价一会儿一涨。它涨你可不涨，俩人还是每个月一百块伪币的包银，根本不够挑费。情急之下，俩人找到了园子老板。可是您猜怎么着，平时指着你挣钱的时候，老板总是客客气气，一嘴的江湖道义，今天你找人家多要钱来了，人家就一句话：“哎哟，这可不行，您二位来的时候咱们订过合同，就这个价，合同没到期，涨不了！”
得，二人碰了一鼻子灰，垂头丧气地回来了。园子涨不了包银，就得找别的路子。那就只能多赶园子，每天活得那个累啊。累归累，看到每天能多挣点钱，侯宝林和郭启儒心里还是很高兴的，毕竟日子能好过些。直到1942年的下半年，二人进了商业电台，连说相声带报广告，一天八十分钟，每个月的收入总算是高了起来，稍稍富裕了一点。
转眼间一年过去了，已经在天津干了三年的侯宝林和郭启儒越来越忙，除了在电台播音，每天还要在燕乐、大观园、天宝、玉茗春等几家园子里赶场。就在生活看上去日趋稳定、逐步好转的时候，新的厄运又在等待着他们。
就在1943年，日本强盗的铁蹄仍然在中国的土地上践踏。每次强化治安之后，物价都要飞涨，不少物资被控制，限量供应。比如百姓生活中需要的煤炭就被实行了限供制度。侯宝林和郭启儒在这里找着包袱了，不久就编出了一段针砭时弊的相声。他们是这么说的：“澡堂子也没有煤啊。怎么办？烧棉花籽吧。那棉花籽能烧多大点热啊，水不热，这不我洗完了澡就感冒了。”这个包袱逗乐了不少观众，真解恨啊，说出了多少人的心里话。可是谁能想到，就这么几句话，给二人招来了大祸。这段相声得罪了当时天津澡堂同业公会的会长张老板。您想啊，到澡堂洗澡会得感冒，明天谁还来洗澡啊？这可不行，得让这“幺鸡”和“土豆”知道知道咱的厉害。演出之后，就在河北电影院门口，侯宝林和郭启儒正要往回走，迎面闪出一群大汉……后果自不必多表，这顿打可是让侯宝林和郭启儒又一次感到了江湖的寒冷。
被人打了的侯宝林和郭启儒并没有被吓倒，更重要的是他们依然要靠卖艺谋生，两个人也深深地记住了江湖险恶，世事无常。到了1944年，又一件相声界的大事轰动了平津两地，那就是戴少甫之死。在当年天津卫的“五档相声”中，最有文化的就要属戴少甫了，他表演的数来宝做到了现编现唱，辙口多变，深受大家的欢迎。谁承想，就是这样一位深受爱戴的艺人，因为演了一段《打白朗》，得罪了青帮头子袁文会，众多混混儿一拥而上就是一顿毒打。尽管有老艺人白云鹏挺身相救，戴少甫还是难逃厄运，时隔数日便含恨而去。戴少甫死了，家里还有老娘、媳妇、儿子。别说他们几个的生活费了，就连送葬的钱都没有。怎么办？侯宝林带头义演，这在相声界叫“搭桌”。演出结束后，观众们纷纷慷慨解囊，侯宝林一下子跪在了台上，无论是给一毛的还是给一块的，只要掏钱，侯宝林就给人家磕个头。这可不是作秀，是打心眼里感谢。艺人们太难了，虽然都是老江湖，可此刻的侯宝林也只能用这样的方式来给这位师哥挣一口薄板棺材了。
不日，侯宝林跪谢观众的义举在平津各大报纸上登了出来。有人说侯宝林火了，可侯宝林却浑身发冷，这样的江湖，何时才是个头儿啊……
江湖一去不复返，迎来一片好江山
1945年底，侯宝林和郭启儒又忧心忡忡地回到了故都北平。除了偶尔回天津演出外，他们俩大部分时间都在北平的各个剧场和电台说相声。这样艰辛而平淡的日子他们早已适应，未来迎接他们的还是那片江湖吗？他们是幸运的，几年之后等来了属于他们的江山。
1949年10月1日，随着五星红旗升起在天安门广场，侯宝林和郭启儒这些艺人也迎来了新的春天。江湖走了，艺人们要用什么样的姿态来迎接新的江山，这在这个刚刚更名为“文艺工作者”的群体中产生了新的彷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由于一些老艺人依旧在舞台上表演内容陈旧的节目，有关部门产生了取缔相声的想法，这让刚刚站起来的相声艺人们再一次陷入了窘境。
“相声可以改好，我在重庆时也改过相声。”作家老舍对前来登门拜访的相声演员侯一尘这样说道，“我愿意试试，也愿意帮助你们。”这话给迷茫中的相声演员们吃了一颗定心丸。随即，1950年1月19日，北京相声改进小组在前门箭楼上成立了，孙玉奎任组长，侯宝林任副组长。有人说应该把这一天定为“中国相声日”，因为它意味着相声迎来了新生。改革作品、学习文化和政治、实验演出，这个新成立的团体在火一样的热情中一点点积累着属于相声的新财富。而早在1949年初，刚刚搬进北平的毛主席就喜欢上了侯宝林的相声，这也为侯宝林和郭启儒提供了强大动力。
在那个时期，侯宝林和郭启儒是幸运的。一方面他们在相声改进小组创编表演新节目，像《婚姻与迷信》《一贯道》都是留给世人的经典原创之作。而在红墙里，毛主席则更喜欢看他们过去在天桥地儿上演的老活，为的是更多地了解中国百姓曾经的生活经历。就连过去撂地圆粘儿时经常表演的白沙撒字，侯宝林也给主席原景重现了一番。这样新与旧的并驾齐驱带来的是“一加一大于二”的效果，他们为传统节目赋予了适应时代的新面貌，又在新作品里融入了传统活的风骨，侯宝林和郭启儒真的站稳了相声这片江山。
天下没有不散筵，彼时江山待新颜
1900年出生的郭启儒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就已是一位年近半百的长者了。不像现在，那时候五十多岁的人就会被称为“老头儿”，“老头儿”顶不住越来越繁重的演出任务了。两个人的江山是小山头，整个事业则是无垠的疆土。侯宝林需要一位新的搭档来帮助他，也帮助相声迈向新的高峰，这对合作了二十年的“火档”要分道扬镳了。在退休的问题上，郭启儒出于与侯宝林几十年的情谊和对相声无限的热情，选择了急流勇退，并努力把接班人扶上马，再送上一程。
1962年，李文华调入中央广播说唱团，拟接替已六十二岁的郭启儒，为侯宝林捧哏。可是当时没有退休制度，郭启儒在台上的反应虽然慢些，但身体还算可以，日常演出没问题，尤其在和侯宝林合演传统节目时仍驾轻就熟。因此，团里没有正式宣布李文华为侯宝林的搭档，而是让他向郭启儒学习捧哏，并将他与郭启儒安排在同一间办公室。其实，郭启儒心里很明白，但他毫无怨怼之心，对李文华十分亲切。每天上班后，如果没有排练任务，他就和李文华像唠家常一样，传授自己的捧哏经验和体会。每次演出，他都主动让李文华到台侧观看，下台后再现身说法，目的就是让李文华熟悉他和侯宝林是怎样表演每一个段子的，以便李文华能早日接替他的工作。为了培养李文华，郭启儒还和李文华一起排了两个新段子——《水浒外传》和《大褂的魔力》，由郭启儒捧李文华逗，边排练边分析角色，设计包袱，帮助李文华领悟捧哏艺术的真缔。后来，李文华回忆起向郭老学习的这段经历时仍十分感动。旧社会有句俗话叫“教会徒弟饿死师父”，现在是新社会，郭启儒教会李文华当然不至于挨饿，但作为和侯宝林合作了二十多年的老艺术家，心甘情愿地培养一个将要接替自己的人，而且还是毫无保留地倾囊相赠，没有高尚的情操和无私的品德是绝对做不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