屈指算来，我这一本书，业已出版整整二十个年头了。
二十年来，它一直被读者认为是我的代表作之一。
我自己亦愿这么承认。
一九八七年它初版时，曾引起方方面面的关注。也曾被方方面面调审过。在当年，它无疑是一本已经写到了审查“边缘”的书，因而也可以说是一本侥幸出版的书。
不久前，它已在台湾出版，并有幸印上了台湾最权威的出版业刊物《成品》之封面，而且是《成品》向台湾读者重点推荐的大陆文学作品，好评多多。这也令我欣慰。
按说，一部对“文革”进行尖锐批判的文学作品，若出版于“文革”期间，才更有它的价值和意义。
但，那又怎么可能？
如果在“文革”期间我就居然敢于白纸黑字写下这一本书中的任何一章；如果还不幸被发现被揭发的话，那么今天我也就断不能坐在家里为它的再版写序了。
在“文革”期间，即使我不顾自己死活，为家人着想，也是没有丝毫勇气闯下那一种铁定的杀头之祸的。
二十年后的今天我自己重读它，也还是会被书中所写的林林总总的“文革”现象所震惊。尽管书是我写的；那些现象是我亲历的；而且还算不上是“文革”中最为骇人听闻的现象。
身为作家，我为我在三十七岁时写出过这样一部书尤其感到欣慰。
毕竟，作为“文革”的亲历者，我留下了我的一份文字见证。
我欣慰于我不仅仅是一个善于以“故事”娱乐大众甚或取悦于大众的作家；我毕竟还多少奉献了我的一些思想。
我欣慰于我不仅批判了“文革”；我对自己的心理剖析、言行批判，也是同样坦荡和尖锐的。
我欣慰于我不仅剖析和批判了“文革”时期的自己，还以同样的勇气剖析和批判了“文革”中的所谓“革命群众”的愚恶和邪狂……
但我还是要强调，我的这一部作品尽管具有“纪实”的色彩，但左不过就是在风格上呈现了那么一种色彩而已；归根到底，它是小说，而非“纪实”。
比如书中的“班主任老师”，并非现实生活中的我的班主任老师。“她”实际上表现出的是众多老师在“文革”中身不由己的行状。
实际上我的班主任老师孙桂珍她对我是极其关爱的。当年她作我们班主任时，仅大我们六岁。在我下乡前的许多个夜晚，特别是一九六八年冬季的许多个夜晚，我常到她的家里去，向她倾诉我内心的苦闷。那苦闷既是个人命运的，家愁的，也是关乎社会正义的，人道主义的，国家前途的……
有时我们师生二人竟至于长谈至夜里十一点多。她的丈夫赵老师对我也很关爱，每次我离开时他们都把我送到楼外，送到马路上，目送我走出很远。
从老师家到我家，要走半个多小时。踏厚雪，顶寒风，一路走，一路思想……
如今回忆起来，觉得倒有了诗意似的。
想想吧——一名已毕业两年，既不能升学也找不到工作的十八岁的中学男生，与他的二十四岁的女班主任老师，在非常年代交谈非常话题，而且每至深夜，个中忧己忧国忧民的情愫，真是一言难尽！……
在当年，我的思想自然是反“文革”的；我的许多言论自然是极其“反动”的。倘我和我老师的交谈被暗中录了音，那么我肯定被打成小“反革命”无疑，我的老师也肯定将从学校里被“扫地出门”……
但我在当年实无勇气发出公开的反对呐喊。父亲远在四川工作；哥哥患精神病；弟弟妹妹尚小；母亲体弱多病……
少年的我便崇敬沙俄时期的“十二月党人”，崇敬那些敢于指出“俄罗斯病了”因而被发配往西伯利亚的俄国知识分子……
然而在“文革”中，十八岁的我却绝不敢便学我所崇敬的那些人……
是以苦闷更成苦闷。
我是当年的一个“愤青”，但与今天的“愤青”大有区别。今天的“愤青”们，也许还愤怒于别人怎么就成了名人；当年的我，却是特别同情那些被“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的名人们的。哈尔滨市的他们中的某些人，在“文革”后期成了与我相差二三十岁年龄的忘年交……
在我的班主任老师家里，在我下乡前几天的一个夜晚，老师嘱我下乡以后，不要记日记；不要与人谈“政治思想”；不要在各种会议场合主动地作率直的发言……
老师最后说：“你这个学生啊，看书太多了点儿。只看看也就罢了，还太爱想。我不担忧你任何方面，只担忧你犯政治错误……”
她的目光中既有爱护，也有理解……
同学们凑钱为我买了些生活用品，但是却没有也送我一支笔。
后来我知道，是老师不许……
此书初版面世后，老师也是看过的。因为我写了自己真实的母校，却写的非是一位真实的班主任老师——想来，我的老师她一定因而颇受过无端猜疑……
然而我的班主任老师以及她的丈夫赵老师每次到北京来，照例挤出时间与我一晤。
他们从未对我说过一句责备的话。
但与我关系亲密的几名中学同学是责备过我的——“你这家伙，怎么能那么写？”
是啊，怎么能那么写？
当年轻薄，不知文字落在纸上，一旦印成为书，再改就难了……
索性保持原貌吧。
但这点是心有忏悔的，幸而老师依然关爱我这个学生，不忍言责。
补记以上，才像个学生的样子。
至于“吴叔”，有老邻居卢叔的某些性格影子。但也只不过就是影子，非现实生活中当年的卢叔本人。当年的卢叔对我及我全家也极友善，而且是全院最喜欢和我讨论“天下兴亡”的一个长辈。书中所写的关于“吴叔”的那一种悲惨下场，是真实发生在哈尔滨市某工厂的事件。我将那事件嫁接在“吴叔”身上了……
大小二小是卢叔的两个儿子。
二小已不幸身亡——干临时工出锅炉灰不慎从跳板上摔下，磕裂了头颅。可怜我这一个邻家的弟弟，死时才四十来岁，并且在财产方面一无所有，连稳定的住处也没有……
我曾以《关于二小》一篇文章祭奠过他。
大小至今一逢难事，仍打电话或亲自到北京来向我求助。
我是一名建筑工人的儿子。在当年，我的出身属于“红五类”。
当年我已颇善文字，倘有什么野心，靠一支笔，是很可以为自己向“革命”捞到些实际的人生好处的。
然而我没有用笔那样过。
故我对自己的当年比较满意。有时，甚至比对现在的自己还满意。
这我要感激书。感激文学。感激作家。在我所感激的作家中，雨果、司汤达、哈代、托尔斯泰、屠格涅夫、陀思妥耶夫斯基、契诃夫等是我最爱。
他们是我的人性的教诲者。
正是由于有幸接受了他们的早期教诲，我虽曾是红卫兵，但从不曾凶恶过。
倘没有他们那样一些伟大的人性教诲者，当年的我也许会是另一个“张铁生”。
这就是我何以会一谈到文学，动辄十八、十九世纪西方文学的原因。
我是喝那种“奶”才成为作家的。
我对政治其实毫无兴趣；我只不过被我所接触的文学影响成了一个人道主义者而已。
我的文学理念，几乎不曾从人道主义立场移动过。
这固然肤浅，却也无害。
我只不过是一个肤浅又无害的作家而已。
我已没了再深刻点儿的可能。
最后我要说，二十年间，此书每隔五六年必有幸再版一次。这对我是勉励。
我非干部子弟，非名人之后，亦无书香血统。我是老百姓的一个儿子。呈现中国一个老百姓的儿子在“文革”时期的行为和心理的状态，是我写此书的初衷，也是它的一点点价值。
情怀渐觉成衰晚，鸾镜朱颜暗惊换。
现在的我，看我当年写的书，几乎一向是既欣慰又沮丧的——因为，总不满意……
梁晓声
二〇〇六年八月十五日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