翌日我在院子里碰到了两个怪人。上午碰到一个，下午碰到一个。上午碰到的是位正宗的局长，五十多岁，因病提前离休了。下午碰到的六十多岁，是位享受正局级待遇的学者。按说精神病院嘛，除了医务工作后勤行政一干人等，我再碰到的人，当然都会有点儿怪怪的。都是我的病友嘛！但他们的怪法儿与其他病友不同。我碰到过的其他病友，至多向我客气地点点头，矜持地笑笑，也就绕开去，各走各的了。他们不。他们一碰到我，就一味地纠缠住我，喋喋不休滔滔不绝地说起来没个完。
正宗的局级干部说：“严重啊，我们的共和国的前途正面临着严重的考验哇！工人失业，‘公仆’腐败，人民币一贬再贬，社会治安日渐恶化，这样下去如何得了哇？我每天夜里都忧患得睡不着觉。每天夜里都能听到一种声音……”
我问：“听到的是一种什么声音？”
他说：“算了，不讲也罢。讲了你也不见得理解，也许还会嘲笑我。”
我说：“亲爱的病友，别把我看得太没人味儿了嘛！我也有幻听的毛病。但后来学了一种气功，坚持做了几个月功，幻听就消失了。你如果信气功，如果愿意，我很荣幸也很高兴教会你那一种功。”
他说：“我还是相信气功可以健身的。我每天夜里所听到的那一种声音，绝非幻听，而是一种实实在在的声音。”
我好奇地追问：“那究竟是一种什么声音？”
他左顾右盼了一阵，压低语调，神神秘秘地说：“地火在运行的声音。”
我不禁反问：“地火在运行的声音？”
他点点头，说：“对，正是地火在运行的声音。呼呼，呼呼，地火在剧烈地燃烧着，在疾速地运行着。还伴随着另一种声音……”
我问：“那另一种声音，又是什么声音呢？”
他说：“是脚步声。是一种咚咚的，沉重的鼓点般的脚步声，越来越近，越来越近，越来越近……仿佛一个巨人正一步步逼近着中国目前所处的这一时代，要将这一时代撕成万千碎片儿。那时就会山崩，就会海啸，就会发生大地裂、大地陷、大地震，熊熊地火就会带着炽烈的岩浆喷射而出。这多可怕啊……”
我说：“是够可怕的。”我以为他是地震局局长，问，“既然已经作出了这么自信的预测，为什么不赶紧向国家地震局汇报呢？”
他愣了愣，失望地说：“我看错了。本以为你是一个稍有政治头脑的，看来你也是一个毫无政治头脑的人。看来你也丝毫不理解我为民而忧而虑而整夜整夜睡不着觉的苦衷，你根本没听懂我的话，根本没明白我所言的‘地火’和那一种咚咚的脚步声，究竟指的是什么……”
他脸上呈现出一副无比悲哀的样子。那是一种高瞻远瞩之人，寻找不到一个谈话对手，“高处不胜寒”的空前孤独的悲哀。
他自言自语地又说：“唉唉，偌大的中国，偌大的中国呀！竟寻找不到第二个和我具有同样忧患意识的中国人！麻木呀，空前的麻木呀！……”
于是他眼中涌出两滴孤独的忧患者的眼泪，口中念念有词，先背出两段毛主席的语录——“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我死后，某些人还要继续打着我的旗号。他们抛开了我的旗号将无法统治中国，人民也不会答应”，接着又背出四句毛主席的诗词——“掌上千秋史，胸中百万兵，眼底六州风雨，笔下有雷声”。
我自是经历过“文革”的人，觉着那后一段毛主席的语录，和那四句毛主席的诗词，听来耳熟能详。忽忆起是“文革”后期在民间流传过的，后来并未被收入毛主席的选集和诗词集，显然属“无名氏”的冒牌儿货，当年以讹传讹……
我正欲向他指出这一点，不料他一把擒牢我手腕，悄而急促不安地说：“你听你听……”
我说：“你握疼我的腕子了，你倒是叫我听什么呀？”
他说：“我让你听那‘地火在运行’的声音！让你听那咚咚的脚步声！多么清晰啊，多么近啊，来到了来到了，就要发生了就要发生了！”
他脸上的肌肉开始抽搐，他的语调在发抖，他的身子也在发抖……
尽管我什么声音也没听见，我还是被他搞得后脊梁一阵阵发冷，一阵阵毛骨悚然……
我挣脱了手腕，转身拔腿便走。
他在我身后高叫着：“我是猎人海力布！中国人，中国人，大难即将临头，你们为什么都不相信我的话？毛主席啊，毛主席啊，您老人家如果在天有灵，千万别让我白白地变成石头！”
他自己的声音，比他所形容的、只有他自己听得到、我根本无法听到、相信别的任何人也根本无法听到、莫须有的“地火在运行的声音”和咚咚的脚步声，更对人的心理具有影响力和冲击力……
我不禁地由大步疾走而快跑逃窜。一口气儿逃窜入楼内，逃窜入病房，双手紧捂耳朵，扑到床上……
当夜他跳楼摔死了。
他的死使一种悲痛的气氛笼罩全精神病院。不少人为他的死流下了哀伤的眼泪，有人甚至恸哭失声。连王教授和小悦，也因为他的死一副戚容。我没想到在我的病友中，居然还有人缘儿这么好的一位。
我将上午如何碰到过他，他说了些怎样怎样的话，以及我如何逃避开他的情形对小悦细说了一遍。
小悦告诉我：“他不是什么地震局局长，而是本市的反贪局局长。为了遏制腐败，市人大通过决议，去年成立了一个反贪局。为了选出一个一身清廉，绝无腐败污点的干部担任反贪局局长，组成了一个一百余人的班子，对全市处以上干部逐个儿审查了半年之余，最后才确定由他担任反贪局局长。他可能是本市唯一的一位绝无腐败污点的干部。起码是唯一一个经得起那一次严格审查的。”
我迷惑地问：“本市还成立过什么反贪局吗？我怎么闻所未闻？”
小悦说：“那只能证明你太不关心时事了。当时大小报纸、电台电视台，一切的新闻媒介，都是作为头等要闻来进行报道和宣传的。当时全市人民曾一度无比欢欣鼓舞，因为终于通过严格审查，从‘公仆’中发现了一个绝无腐败污点和疑点的干部啊！当时全市人民仿佛从无望之中看到了一线政廉治律的新曙光……”
我又问：“那他怎么住进了精神病院呢？”
小悦以一种政治上非常成熟的口吻说：“这还用问吗？不是秃子头上的虱子，明摆着的事儿吗？他被任命为反贪局长不久，有远见卓识的王教授，就为他在医院里保留下一个病房了。而且为他预先拟命了病名，叫做‘政治洁癖与危机意识综合型’精神分裂症。王教授认为，如果腐败的官员成为大多数，不腐败的官员成为极少数，那么后者们最明智的，也是最识趣最安全的选择，不是当什么反贪局长，而是提前离休，住进他当院长的这所精神病院里颐养天年，或者干脆一块儿腐败算了……”
我听后良久无语。既为教授的远见卓识与独到的政治思想所折服，也为本市反贪局长悲怆的下场而心中暗泣。
小悦又说：“自从那位反贪局长被送进了这所精神病院，他的官位已经空缺了半年多。不是想当官儿的人少了。如今权钱可以交换，权色可以交换，权钱色可以交叉交换，想当官儿的人又一年比一年多起来了。但是许多一心想当官的人对反贪局长这一官位，皆敬而远之，望而生畏，避之唯恐不及。若一心想当官的某人极力举荐同样一心想当官的某人任反贪局长，那么完全可以肯定，前者一定是后者官场上的宿敌，举荐的目的乃是企图以最为体面的最为光明磊落的方式剪除异己。一个时期内热情洋溢的举荐信真是多极了，雪片儿似的积压在市委、市‘人大’、市‘政协’。这还叫本市的公民们如何相信本市的官员们之间能搞好团结呢？”
我一向的确是一个只顾终日埋头“爬格子”挣稿费，不关心本市官场时事的“码字儿”先生，对小悦所讲的，概无所知。我十分惊讶于她一个精神病院里的护士，怎么会对本市官场上的事了解得那么详细，并且含蓄地向她表示了我的惊讶。
她不以为然地笑笑，说：“你忘了这所精神病院里住的都是些什么人了？可惜我不是作家。如果是，早凭在这里获得的许许多多林林总总翔实可靠的生活素材，写出一本当代的角度新颖的《官场现形记》了……”
我一想可不是嘛！连我这个才住进来的人，本不愿探听不愿了解不愿知道的人，无形中都已经了解了许多知道了许多，何况是她了。
我说：“小悦你别写，你千万可别产生写的念头。书，那也不是谁想写就能写出一本儿，谁写出来了都一准能出版的。莫如让我这个职业作家来写。你写，肯定糟蹋了素材。我写，将肯定能成为畅销书。你做我的版权代理人和销售经纪人，我们二次精诚合作，岂不更好？”
她认真地问：“如果我源源不断地向你提供我所掌握的大量素材，你给我几成版税？”
我一咬牙，不惜血本儿大牺牲，问：“将来给你我的稿酬的五分之一，干不干？”
她倒爽快，在这件事儿上不和我斤斤计较。于是我们一拍即合，定下了口头协议。
全院只有两个人对“四号”之死表现得与众不同。那就是“三号”和“九号”。“三号”是越闹越凶了，仿佛一刻不穿上“XF”背心，更确切地说，一刻不穿上他自己所迷信的我的背心，就一刻不得安宁。但我的背心被小悦拿去做旧了，两天后才能完活儿。还得经过王教授验收，还得经过公证，我和他一手钱一手货双方当面过了手，背心才算正式属于他，他才能合理合法地穿在他自己身上。“三号”一刻也不得安宁，搅得王教授心烦意乱，几次催我赶紧让他验收。我只得撒谎，推说这么重大的事，我不可以独断专行，怎么也应该征得我妻子的同意。说这么重大的事，也绝不是我和妻子在电话里三言两语就能达成一致的。说我已经给妻子送出了信，最多两天，妻子的态度就反馈回来了。“三号”闹得凶，王教授拿他没法儿治。万般无奈的情况下，只好暂时将他“禁闭”起来，并且每天亲自给他打两针镇静剂，实际上他不知道“四号”的死。就算知道了，也不会动一点儿感情的。他心里只有他自己。药劲儿一过，就又号叫着要我的背心。还号叫着以一些很可怕的话对我进行威胁。扬言我若不肯卖给他背心，他就找机会杀了我。光杀了还不算，还要将我碎尸万段。小悦说他既然产生了如此恶毒的念头，目的达不到，绝对是什么残忍的事儿都干得出来的。小悦又说“四号”曾亲自参与调查的几桩受贿案，大抵都跟“三号”的行贿有关。有的案件虽然证据确凿，事实清楚，但又因为“三号”已经是精神病院的一名患者，无法提审他，只能不了了之。反贪局长和他所要法办的罪犯都被送进了同一精神病院，前者思想上走投无路，跳楼身亡；后者逍遥法外，且为了一份儿幸福的感觉，刻不容缓地要以三十万买下我的背心，个中时代玄机，世态奥妙，令人不知作何感想。
“九号”就是我下午碰到的，享受正局级待遇的那位学者。他与“四号”有点儿势不两立。他们在精神病院外边就认识，就已经有点儿势不两立了，都先后住进了精神病院。空间局限了，低头不见抬头见的，关系非但丝毫没有改善，反而更加“仇人相见，分外眼红”似的了。当然也不是一见了就互啐互骂，你给我一老拳，我给你一狠脚。都是有身份之人，各自的教养都在那儿摆着，怎么也不至于像江湖上的两个仇人见了似的立刻要决斗出个你死我活。他们的仇是由于对时代所持的不同观点、不同看法才结下的。一见了就是一场大辩论。一辩就辩到双方都口干舌燥、声嘶音哑、嘴角挂白沫的程度。而且辩到了那种程度了还是都不甘拜下风的。双方又都有各自的一批忠实的支持者、追随者。只不过“四号”的支持者追随者多些，“九号”的少些。每每的，医生护士们不进行制止、呵斥、驱散，辩论不会告终……
“九号”是这样一位学者——他自己并没有什么独立的思想可言，也未见得有什么真才实学。但是他被某些喜欢他的人认为对当代有杰出的贡献。如果不是因为超龄了，据说本市的每一届“十大杰出青年”，他都会榜上有名的。
他对当代的杰出贡献在于，他总结出了一套逻辑，或者说是一种思想方法。只要用他的逻辑一推论，用他的思想方法一解说，那么我们的生活就比蜜甜了，我们的社会就充满阳光了，我们所处的这一个时代就是最最美好的一个时代了。什么通货膨胀问题、失业问题、分配不公问题、贫富悬殊问题、官僚腐败问题，就统统不是问题了。非但不是问题，甚至还足以证明时代的飞跃。
我碰到他时，他正在院子里闲转。大概是希望碰到“四号”，再进行一场唇枪舌剑的辩论。
他拦住我，冷不丁地劈头便问：“这位病友，你对失业问题怎么看的？”
我一愣，万没料到，在精神病院这种超现实的地方，有人会向我提出一个院墙以外的现实之中十分敏感的问题。
我犹豫片刻，审视了他一番，确信他并无恶意，只不过是想找到个交谈的对象，共同探讨一个严肃的话题。于是放下心来，应付地回答：“失业嘛，总归是令人担忧的事。一个国家失业人口递增，解决再就业的能力有限，国家的安定就大受影响了……”
“否！”他用一个掷地有声的“否”字打断了我。立刻进入一种亢奋状态，不停地做着各种手势侃侃而谈起来……
他说：“失业有什么不好？好得很嘛！我们国家终于也有五六千万失业工人了，这是一个多么了不起的进步啊！失业说明了什么？最有力地说明了改革在继续在深入在发展嘛！哪些地方有失业现象了，哪些地方的改革就大有成绩了，就大有希望了！哪些地方的失业人口多，就说明哪些地方改革的步子快，快得势不可挡！以一部分人的失业，换取改革的大好局面，以区区五六千万人的失业，换取十三亿之众的幸福明天，这乃是以小小的代价，换取大大的胜利嘛！谁失业谁光荣嘛！就好比战争年代，谁牺牲了谁光荣！一样的嘛！发牢骚，不满情绪，怨天尤人，都是觉悟太低的表现嘛！要正确对待嘛！要甘作代价嘛！改革时期，更要提倡和发扬自我牺牲的精神嘛！……”
我肃然恭听。努力想听明白他的话，努力想按照他那套逻辑进行思考，并且暗暗说服自己接受这位享受正局级待遇的学者的观点。但听到最后，还是没太听明白他的话，还是不太能接受他的观点。我渐渐明白了的只有一点，那就是——肯定的，这位享受正局级待遇的学者的一切亲人中，绝对没有一个已经做了改革之小小的代价的。
他问我：“这位病友，你的思想已经转过弯子来了吗？”
我不愿说已经弯过弯子了，和他的观点完全一致了。也不愿当面扫他的兴，予以反驳。更不愿对他说出我内心里想到的一句话。那句话是——放你妈的狗屁！
我只有嘿嘿讪笑而已。
他又问我对腐败怎么看。
我说：“腐败是严重的社会弊端啊！是老百姓深恶痛绝的嘛！”
他说：“你的话只对了一半儿。只对了一小半儿。你对于腐败的认识，还仅仅停留在普通老百姓的思想水平上。”
我装出一副虔诚的样子，请教他有何高论。
他说：“腐败还证明了极好的一面嘛！和毛泽东那个时代比比，你就不难比出好来了！当年的刘青山、张子善，不就贪污了两千多万吗？不就相当于如今的两万多吗？结果就给枪毙了！多委屈啊！如今呢，一贪污就是几百万，几千万，这说明了什么呢？”
我问：“依您看说明了什么呢？”
“说明国家富了嘛！完全经得起这么贪污了嘛！”他振振有词，“过去行贿怎么个行法？一瓶‘茅台’，两条‘红塔山’。啧啧，什么水平呀？一块‘上海’牌手表，那受贿之人就有点儿不敢收了！如今呢，几十万，几百万，现钞！进口小汽车，别墅！从一个侧面儿说明一部分人那是真的富起来了嘛！行贿的水平也上档次了嘛！要么不贿，贿就有实力动真格的了嘛！过去的年代，你想动真格的动得起吗？再比如公款吃喝，每年吃掉几千个亿，也说明国家富了嘛，经得起这么吃了嘛！转换一下思路，从这些不太好的现象，能得出一个什么结论呢？能得出一个国富民强的结论嘛！能得出一个大受鼓舞的结论嘛！能得出一个改革信心倍增的结论嘛！能得出一个形势大好的结论嘛！能得出一个有一百条理由有一百条根据无比乐观的结论嘛！现在，许多从事社科专业的知识分子、文化人，找不到自己的坐标了，迷惘自己存在的意义了，这不好。很不好。这完全怪自己嘛！自己存在的重要意义，要靠自己显示嘛！比如敝人，就一点儿也不迷惘。因为敝人非常受重视嘛！一点儿也不感到失落嘛！有些话，有些大道理、硬道理，各级政府官员不好说，不便说。也说不好，说不透，说不到点子上，我这位学者就替他们说嘛！这是一种非常特殊的时代角色嘛！学者不扮演这样的角色指望谁去扮演？就是说了挨骂，那也是在替各级官员挨骂。你不惜替人家挨骂，人家才看重你，才给你各种各样的待遇嘛！否则岂不是无功受禄吗？而不可取代的作用乃是，凭了我这样的学者的嘴，凭了我这样的学者的笔，能从一切阴暗面一切腐败现象一切不正之风中，提炼出使人鼓舞使人振奋使人听起来很有道理的逻辑！现在这个时代，是一个不断产生新逻辑的时代！对我来说，是一个英雄大有用武之地的时代！我非常非常热爱这个时代！伟大的现时代万岁！万岁！万万岁！……”
他振臂三呼。两边嘴角，螃蟹似的积聚了两小团儿白沫儿。
我觉得，他是我所见过的，最厚颜无耻又最把自己想象成一个人物的家伙。
他接着说：“共同话语！现在需要寻找到国家和人民之间的共同话语！日本这个国家和它的人民之间的共同话语，那就是‘岛国危机意识’！一谈到这一点，日本的穷人和富人的意志就统一起来了！日本全体人民和日本这个国家的意志就统一起来了！美国全体人民和美国这个国家的意识就统一起来了！我们呢？我们呢？国家和人民的共同话语是什么？是什么？究竟是什么？……”
他连珠炮也似的向我发问。由于说得太快也问得太快，涨红了脸。而嘴角两边的两小团儿白沫，有一团儿已经积聚到小指甲那么大了，颤颤欲滴。那时他脸面上呈现出一种相当自负的矜傲，仿佛关乎整个中国命运和前途的伟大的思想，全装在他的脑袋里。仅仅装在他一个人的脑袋里。
我从来也没思考过，在现而今，我们的国家和我们的人民之间，究竟该说点什么有意思的话题？究竟什么样的话题，还能够成为共同的话题。我一向不认为我有进行这一种思考的义务。经他逼问，我临时动起脑筋来。禁放烟花爆竹的话题，已经说过好几年了，而且早已立了法。禁止养狗的话题，也已经说过了，也已经颁布了条例。在公共场合禁烟的话题嘛，似乎怎么说也不太能够成为一个跨世纪的话题。而下一届“奥运”，别的国家已在激烈地争办着了，我们中国经历了争办上一届的情绪挫败，明确表示放弃这一届的争办权了。下下一届，离得还远呢。强扯硬拽到现而今来作为“共同话语”，未免太超前了。是啊是啊，国家和人民之间，在现而今，可究竟说点儿什么好呢？
我试探地问：“要不还说精神文明怎么样？这难道不是一个可以跨世纪的话题吗？难道不是一个值得天天讲月月讲年年讲的话题吗？”
“精神文明？”他打鼻孔里嗤出一声，以否定的口吻说，“也就是‘五讲四美三热爱’了？这是工青妇联去抓的事儿！这个话语太轻飘了！太中学生味儿了！要提出崭新的口号！要寻找到崭新的话语！是那种一经提出，就能使全民族的意志凝聚得像钢铁一般坚强的口号！是那种一经宣讲，就能使国家和人民之间的关系亲密得如同父子如同母女如同夫妻的共同话语！……”
一团儿白沫，终于从他一边嘴角滴落，滴在他蛋青色的短袖衫的前襟上，像是一滴鸟屎。
他的嗓音已经开始嘶哑。他尽量抖擞起精神，高举起手臂，情绪亢奋而又无比激昂地朗诵起毛主席的诗词来：“多少事，从来急；天地转，光阴迫。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只争朝夕！只争朝夕！……”
唾沫星子从他口中一阵阵喷在我脸上。
我后退一步，要求自己以一种不至于伤害了他自尊心的、虚心求教的口吻问：“那，我亲爱的学者病友，您是否已经寻找到了呢？”
“什么？”他从那种迷幻般的状态中猛地向我一扭头。
我说：“就是那种崭新的口号，那种一经宣讲，就能使国家和人民之间的关系亲密得如同父子如同母女如同夫妻般的共同话语啊……”
“正在找呢！”他举起在空中的手臂倏然垂落。不知为什么，他的语气听来有几分恼火了。
他又用一根手指点点自己的脑门儿，虚张声势地说：“它们都在这里边儿哪！只不过还没提炼出来！思考成熟了，一经产生，中国就又一大飞跃！”
我从他的话中明显地听出了潜台词。那潜台词是——像我这样的头脑全中国并没有几个！毕竟还有是中国的一大幸运。一个都没有中国那就完了……
我低声问：“那……那您怎么，也被送进这儿来了？”
我本不想问这么不该问的问题。但人是好奇心很强的动物啊！
他叹了口气，说：“还不是因为‘奏折’上得太勤了点儿嘛！”
原来他还有这毛病！
他变得有几分沮丧了。嗫嗫嚅嚅地向我解释，说：“把我送进这儿来，那纯粹是天大的误会。一位享受正局级待遇的学者，在古时候，起码也该算是一位可以和县太爷平起平坐的七品以上的朝廷幕僚吧？既为幕僚，当然就有义务多多地发表政见了！下不钳口，上不塞耳，则可有闻矣！否则，虽享受着正局级待遇，内心实愧而不安啊！”
他说得还蛮像那么回事儿似的。
然而我却对他一点儿也同情不起来。
他问：“你几时可以出院？”
我说：“我自己也说不准。因为几时出院，我自己是作不了决定的，得由领导们来作决定。不过有很快就允许出院的可能性……”
他就扯着我的袖子，将我扯到树丛后，低问：“亲爱的病友啊，请求你，替我带出去一封信发了吧！”
我说：“这没有什么啊！不就是带出去一封信发了吗？区区小事，何言‘请求’二字啊？”
他说：“不是一封一般的信。我早就想向国家有关方面及有关领导人提出一项重大建议，调整警卫人员及保安人员的阶级成分。应该组成主要由新贵族子弟充当的当代‘御林军’。稍加分析便可得出结论，他们的忠心不二，也许是比工农子弟或城市平民子弟更可靠的。起码目前大概是这样。比如一位省级或部级领导的警卫和公务员，如果是从百万大款的子弟中选拔出来的，将肯定比从偏远落后的穷山区的农家子弟中选拔出来的要可靠得多。你还记得吗？三十多年前，每至‘元旦’，两报一刊总要联合发表‘元旦社论’。社论在分析到国际形势时，照例会用一句话概括，叫做‘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说现而今，中国的国内形势，也是完全可以用这一句话概括的。而且概括得无比准确。体制在大动荡，人心在大分化，利益关系也在大分化。相对的，新的阶级出现了，新的阶级关系出现了，原体制下形成的每一个阶层都在进行大改组。我所提出的建议，乃是非常适应这种‘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的时代特征的……”
闹了半天他又要上“奏折”。我忽然明白，像他这种人，为什么也会被送进精神病院里来了。如果我有特权，我一定下一道密旨，这样的人，有一个送进精神病院一个。有一百个送进一百个！有一千个送进一千个！实在太多了，精神病院安顿不了，不妨学学秦始皇，集体诓到哪一座大山里，统统“坑”了……
我谎说我憋了一泡尿，得赶快回病房上厕所。说完便走，不给他纠缠的机会。他却一直追随我至我的病房门口。我进了病房，插上房门，打定主意两个小时内不再出去。
几分钟后，他敲我的房门，大声问：“哎，亲爱的病友你上完了厕所没有？”
我盘腿床上打坐，屏息敛气，一声不应。
又过了几分钟，但听他在我病房门外吟诗。所吟乃白居易之《醉赠刘二十八使君》——“举眼风光长寂寞，满朝官职独蹉跎。亦知合被才名折，五十三年折太多。”
我虽眼惰，但早些年勤学用功的时候，诗词之类还是读过些的。白居易那一首诗，甚至背过。在我记忆中，最后一句，应为“二十三年折太多”。“九号”将其改为“五十三年折太多”，我猜想必是因他自己现年五十三岁吧？个中失落的意味和心灰意冷而又不甘罢休的情绪，经由“九号”那嘶涩劈哑的声音缓缓慢慢凄凄凉凉地吟来，还真挺感人的。
我受其影响，诗骚大发作，轻轻走到门口，隔着门回了他两句诗——“幽情苦绪何人顾，流萤惹草复沾衣。”是《聊斋》里一个雌魂女鬼顾影自怜的鬼诗。
门外又静了片刻，之后但听“九号”长叹一声，语调感时伤怀地说：“亲爱的病友，不理解也便罢了，何必嘲讽于我呢？……”
又道：“屈原，屈原，今日始知，你乃两千年前之我，我乃两千年后之你啊！天偌大，地偌广，难道只你我二人才是知音吗？……”
“四号”跳楼摔死，“九号”甚是幸灾乐祸，就差没当众拍手称快了。当时围观的人很多。“四号”的头碎了，脑浆涂地。一条腿断了，脚后跟朝上了。惨状令人触目惊心，不忍正视。
“九号”却不怕受刺激，走到很近处，俯下身细看。看够了，直起腰，嘿嘿冷笑道：“好，好。死得何其好哇！这个人的死，说明了什么呢？恰恰也从反面说明了，那些眼睛长了钩子似的，专看我们大好形势阴暗面儿，而且装出一副忧国忧民样子的人，思想根据是非常脆薄的，是经不起辩论的。他们除了一死，没有别的选择……”
于是惹恼了几位平时格外尊敬“四号”的病友，捋胳膊挽袖子要揍他……
小悦说全精神病院的人，无论是病人，还是医生护士们，甚至包括烧锅炉的工友，食堂的大师傅，栽花剪树的老园丁，背地里都叫他“臭老九”。连王教授也这么叫。
我说：“‘臭老九’这种叫法，是‘文革’中由‘四人帮’发明的，对中国知识分子的蔑称和辱称。现在还这么叫，那是很不对的。”
小悦一瞪眼，愤愤地说：“有什么不对的？对得很！对极了！我听父亲讲，‘四人帮’横行霸道的年代，知识分子其实只在‘四人帮’及其爪牙们眼里是臭的，在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和最广大的青年内心深处，那还是暗暗受着尊敬的。我父亲当年不过是一位教会计学的普通讲师，不过出版过两个讲解基础会计学的小册子，也被当成了权威发配到农村去劳动改造。从小队到大队到公社的会计们，都偷偷拜他为师。他生病了他们还偷偷送给他鸡蛋吃。还上山为他采草药。他白天挨斗了，晚上他们就偷偷去看望他，劝慰他忍着点儿，想开点儿。”小悦讲了过去就讲现今，就话锋一转，破口大骂“九号”，“像‘九号’这样的知识分子，太臭了！简直臭不可闻！明明是黑的，他怎么偏偏要替当局说成是白的呢？明明老百姓叫苦连天的事儿，他怎么偏偏要替当局说好得很，不值得大惊小怪呢？明明是腐败透顶的事，他怎么偏偏要替当局说那是改革的润滑油呢？连当局也不好意思这么说的呀！这不是拍马成癖，忒不要脸了吗？我实在想不通，一名知识分子，熬到正局级待遇，那也就算是熬到头了嘛！再怎么善拍，还能往上爬吗？全中国享受部级待遇的知识分子总共才有几个呀！在这么一座中等城市，又不是在北京，拍得再勤再起劲儿，也是钻不到那几个里边去的呀！索性不拍了，正正派派地做一个受人尊敬的、实事求是的知识分子，你已经捞到手的一切既得利益也不可能再失去了呀！……”
我不免替“九号”辩解了两句，说：“中国知识分子嘛，传统上就这德性。可敬的也罢，可憎的也罢，十之七八，骨子里从来都是巴望贴近朝廷，感受皇恩浩荡，被封个一官半职的。用现而今的说法，叫做贴近体制。谁不希望自己成为在体制内备受恩宠的知识分子呢？房子、车子、待遇、地位，说到底，只有目前的体制才更能满足中国知识分子的物质需求和虚荣心啊！毛主席早就说过的，中国知识分子是撮毛儿嘛！不过是撮毛儿，就得附在一张皮上。附在人民大众这张皮上，半点儿实惠也没有。人民大众能给他们房子、车子、待遇、地位吗？所以呢，为一己的利益考虑，也只能牢牢地附在现体制这张皮上。那么，有时候说说假话，说说空话，说说屁话，说说某些当权者听了眉开眼笑，老百姓听了气不打一处来的话，是情有可原的嘛！‘九号’其实挺可怜的。很乐于拍，自以为很善于拍，结果还不是被当成精神病，也送到这儿来了吗？”
小悦说：“活该！他一旦拍对了，拍出彩儿了就沾沾自喜，得意忘形。而他得意忘形之后，往往便会拍错。又屡次三番地拍在马蹄子上，或者不小心戳了马眼睛，不但没给当局帮上忙，反而弄巧成拙，使某些当权者因了他而大挨其骂，大失民心。‘九号’其实和‘四号’一样，最初被送进来时，经王教授诊断，并没有什么精神方面的病。只不过住久了，住出精神不正常的症状来了。王教授顶瞧不起的病人，那就是‘九号’了……”
小悦正说着，王教授找她来了。我看出王教授找她，并没什么非吩咐她去做的事儿不可。不过内心憋闷得慌，想随便对某个人说说。
王教授说：“我很后悔当初将‘四号’安排在四号病房。‘四’和‘死’，不是谐音吗？我觉得对‘四号’的死，我自己也负有一种迷信的责任似的……”
小悦说：“人死不能复生，内疚也没用了。迷信的说法儿，不可全信，不可不信。四号病房已经腾出来了，莫如将‘九号’调到四号病房去住。迷信的说法究竟有没有几分道理，让‘九号’住进去来证实一下嘛……”
我从旁听了，暗想这漂亮的姑娘可真够坏的。如果我不能早日离开这不祥之地，她是最得罪不起的一个呀！
王教授连说：“对对，对对，就将‘九号’调到四号病房住！今天就调！”
小悦又说：“院长呀，这个‘九号’太不好了。他常在背后说您坏话。说您独断专行，为了一鸣惊人，沽名钓誉，从事伪医学研究什么什么的。因为我知道您一向不喜欢打小报告的人，怕您对我有看法，所以也就一直不告诉您。可总不告诉您也不行啊，他实际上在损害您的形象，贬低您在病人中的至高无上的威望嘛！……”
王教授听了很是生气，连说：“岂有此理！岂有此理！可恶之极！可恶之极！这精神病院乃是我一手创建的，等于是我孵了多年才下出的一个蛋！我不独断谁独断？我不专行谁专行？除了我，谁又有资格有那独断专行的头脑？世界上有一本《名人录》，那上边就少不了我的名字！我就差没得诺贝尔奖金了，还需要再沽的什么名？钓的什么誉？我的‘XF’元素微粒学说一经向全世界公布，就可能是下一届诺贝尔奖得主！他是嫉妒我嘛！……”
于是教授指示小悦，替他起草一份医学遗嘱。说他比“九号”大十几岁，万一活不过“九号”，先于“九号”走了，那么他的遗嘱，也要永远地将“九号”镇住在精神病院。指示小悦在遗嘱中写进这样的话——“兹以精神病权威专家的身份，以神圣医学之名义，忠告继承本院院长职务之同仁，即使在本院长死后，‘九号’患者也不得出院。因其所患，乃精神病学中从无记载之个例。一旦出院，对他人对社会之危害，尤其对当权者之滋扰，是难以预料的。后果也将是十分严重的！……”
教授开始口授时，小悦便迅速从兜里掏出一个小本儿记录起来。教授说完，她也记完。她复述了一遍，教授满意地点点头，说只字不差，用指示的口吻叮嘱：“小悦你立刻送到打印室去打印，打印出来立刻去找我签字！我签了字还要盖上本院公章，然后送到保密室存档！”
教授说完就走。走到门口，转身瞪着我又说：“还有你那件事儿！不能再拖了！你要设身处地为‘三号’想想。你的背心对他来说，那就好比是救命的良药！”
我说：“一定一定，最迟后天就让‘三号’穿上我的背心！”
教授一出门，小悦就忍不住扑哧笑将起来。
我看得出，替教授完成遗嘱，是使小悦快活无比之事。
我说：“小悦呀，你也太歹毒了吧？你这不就等于让‘九号’老在精神病院里了吗？”
小悦说：“岂止是让他老在精神病院里！”一抖手中那页纸，恶狠狠地说，“要让他死在精神病院里！别看他在你们面前一副斯文的知识分子派头，那是假面具！其实是个色鬼，调戏过我好几次！身为一个精神病人居然敢调戏护士小姐，真他娘的反了！不‘宏观治理’他一下行吗？……”
在“九号”的抗议声中，他被两个强壮的男护士一左一右架着，调到“四号”病室去了……
我终于又见到了我的背心。我真钦佩中国民间的能工巧匠，他们利用最简单的工具，做假和做旧的本领，却堪称是世界一流的。我的背心变薄了。似乎可以当纱布用了。似乎每一经每一纬，都均匀地散发着汗味儿，都均匀地附着那“XF”元素的微粒儿。尽管我的肉眼是看不到那些价值昂贵的可爱的小微粒儿的。但我也有些相信它们是的确存在着的了。我的背心原本是白色的，做旧后变成浅黄色的了。前后贴胸贴背处，以及两个短袖贴着腋下那儿，有浅黄色相对的重点儿。这当然是很符合常识的。在灯下，背心熠熠闪光，证明凝结了一层汗碱。抖开来对着灯光细看，可见一片片细小的织物的纤毫，油腻腻地显示着皮脂。总之它确实像一件贴身穿了八九个月，一次也没下过水的背心。脏兮兮的，皱巴巴的，让人感到恶心，但还不至于使人一接在手里就呕吐起来。各种味儿混合着，绝对是不好闻。那能好闻吗？挺冲鼻子的，但是只要屏住呼吸，还是可以忍受着将它穿在身上的。主要是做旧的分寸好。掌握在让人感到恶心但又不至于立刻呕吐起来之间，掌握在各种难闻的气味挺冲鼻子但又完全可以忍受的程度之间，这分寸非是能工巧匠，实难掌握啊！
医院为我和“三号”举行了一个小小的公证仪式。请来公证局的一位科长。“三号”属于重病患者，不可以作为法律当事人。所以院方通知了“三号”的夫人，请她来替“三号”作当事人。“三号”的夫人是一位服装模特，比“三号”高出一头半。“三号”和夫人站在一块儿，刚到夫人肩那儿，“三号”的夫人不消说是位美人儿。岁数和小悦不相上下。气质可比小悦高贵多了。有几千万“垫底儿”，人的精神面貌不高贵也高贵了，不优越也优越了。她对小悦带搭不理的。一副上等女人不屑于多看下等女人一眼多和下等女人说一句话的样子。我属于轻病患者。所以公证局的科长认为，我有作为法律当事人一半儿的资格。尽管如此，我还是指定了小悦充当我的全权代理人。这么一来，公证的法律程序，不就完全生效了吗！
公证过以后，双方代理人都在公证书上签了字。小悦随即将背心双手捧送给王教授，请教授当着双方的面验视。教授刚接在手里，还没来得及细看，已被“三号”一把夺了去。“三号”当着我们一干人等的面儿，脱了名牌衬衫，转眼已将背心穿在身上。
王教授急问：“怎么样？怎么样？”
“三号”闭上了眼睛，身子开始轻轻摇晃。
我和小悦故作镇定地互看一眼，内心里不由得都十分紧张。
“三号”的夫人急了，从旁说：“怎么样啊？教授问你哪，你倒是睁开眼睛回答句话啊！”
“三号”仍不睁开双眼，身子晃动的幅度却大了，喃喃地说：“感觉好极了，好极了！我现在幸福得如同腾云驾雾一般！”
于是教授微笑了。
于是我和小悦都暗舒了一口气。
公证局的科长说：“你们看，你们看，他幸福得脸都开始红了！”
果然，“三号”的脸开始红了。他继续闭着眼睛喃喃着：“好幸福哇，好幸福哇，哎呀我要飞跃！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杏花村，杏花村！柳暗花明又一村！芙蓉国里尽朝晖！……”
于是王教授带头鼓掌。
公证局的科长紧跟着拍手。他希望此次公证圆满结束，因为小悦答应了事成后给他数目可观的一笔“辛苦费”……
于是我和小悦也情不自禁地鼓掌。
“三号”的夫人却并没显出太高兴的样子。她将一只黑色的号码箱朝小悦一递，冷冷地说：“三十万，都在里边了！”
将自己的钱给别人，即使对于钱多得不知该怎么花的男女，也是一件不高兴的事儿。连王教授和公证局的科长都看出来了，“三号”的夫人很舍不得那三十万。
小悦刚将号码箱接在手，“三号”的夫人便俯下身，更准确地说是弯下窈窕的腰，在“三号”脸上象征性地亲了一下，以哄小孩儿般的语调说：“亲爱的，既然这儿能使你感到如此幸福，就长住一个时期吧！争取彻底把病治好，别一回到家里又复发了，啊？”
“三号”闭着双眼，摇晃着身子嘟哝：“我不回家，我不回家！喝令三山五岳开道，我来了！……”
他那美丽而又高贵的夫人，哼了一声，看也不看我等几人，昂着头，挺着胸，以模特在舞台上表演那种优美迷人的步态一扭一扭地走了。她的高跟鞋跟儿敲在水泥地上，清脆悦耳。其声在走廊里渐远之后，仍余音回荡。
除了“三号”陶醉在幸福之中不能自拔，我等四人之目光，不约而同地都集中在小悦手中的号码箱上了。
小悦说：“一分钱也没我的。我只不过是公证代理人嘛！”
公证局的科长问：“王教授，院长，贵院以后还需不需要这种……这种氟利昂背心了？但凡哪一天又需要了，请千万千万留给我一次机会。我这个人虽然不太幸福，兴许我的亲戚之中有一个是真正的幸福之人。我家亲戚多，七大姑八大姨的，一百多口子呢。不信没一个真正幸福之人！……”
王教授不动声色，不置可否地纠正他：“这不是什么氟利昂背心。这叫‘XF’背心！”
他无言地从小悦手里讨去号码箱，拎着掂了掂分量，又无言地还给小悦。然后，将那只手拍在我肩上，注视着我的脸说：“我治好一个病人的同时，也扶贫了一位作家，一举两得，是不是？”
我连连点头说：“是是，那是的。教授，我这人脱贫不忘本！我将永远感激您，教授！……”
教授笑笑，若有所思地依次看了我等几人一遍。他看着公证局的科长时又说：“记住了，不是氟利昂背心！是‘XF’背心！”他看着“三号”的时间最长，笑得也最欣慰……
教授走后，我从小悦手中一把夺过号码箱，转身冲出门，紧紧抱着便往我的病房跑。所见每人，无不变色跃闪，大概都误以为那号码箱里有炸药，而我要学英雄……
我一回到我的病房，顾不上插门就鼓捣起那号码箱来。不知开箱的号码，鼓捣不开。心急之下，干脆用水果刀剖开了箱面儿……
码得整整齐齐的一箱子钱。一捆一捆的。十捆儿一层。一共三层。我生平第一次面对三十万元钱。我忽然觉得，钱真他妈的美丽呀！越多越美丽！越多越美丽得壮观！我没面对过更多的钱，觉得三十万整整齐齐地码在一起，欣赏起来已经相当壮观了！世界上只有钱这种东西，才是唯一能单独就构成风景的东西！我抓起一捆钱，紧紧压在我心口，让它听我的心跳，听我为它而怦怦激动的心跳。一时间，我竟分不大清，那急促的怦怦之声，到底是我的心在跳，还是那一捆钱本身也有一颗心在跳……
我觉得更像是那一捆钱本身也有一颗心在跳，而我自己的心，已经不跳了似的……
一把刀突然指向了我。刀尖几乎扎到我鼻子尖上——小悦不知何时赶来了，手中握着我用来剖皮箱盖那把水果刀。
“你想独吞吗？！”她几乎是咬牙切齿地说，语调中充满一股森冷的杀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