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二……二小……走……了……”
电话里，从哈尔滨那端，传来二小的哥哥大小口吃的声音。很轻，但清楚，似乎就在我家楼外给我打电话。
那是春节长假结束不久的一天。夜里我被颈椎病折磨得翻来覆去，天亮后头晕沉沉的。十点多钟，又平躺在硬板床上。电话铃响了几下，我懒得接，它也就不再吵我。不料我将要睡去，又响了……
头还在晕。
我微闭着双眼问：“走了？哪去了？……”
北方民间有句俗话是：“破车子，好揽载。”
指的便是我这一种人。
我常想，自己真的仿佛一辆破车子，明明载不了世上许多愁，许多忧，些个有愁的人，有忧的人，却偏将他们的愁和他们的忧，一粧桩一件件放在我这辆破车子上，巴望我替他们化之解之。
而我，只不过是个写小说的，哪里能改善“草根族”们的生存难题呢？
但我又清楚，除了我，他们也没谁可求了。
我同时清楚，他们开口求我之前，内心里其实是惴惴不安的。他们也明白我其实并没多大的能力。他们往往是在山穷水尽的情况下，向我发出最后的求援吁呼。好比溺水之人，向岸上的人们伸最后一次手。而我，乃是岸上的人们中，和他们有种种撕扯不开的故旧关系的一个。倘我不相应地也伸出手去，他们就会放弃挣扎。我伸出我的手，他们便会再扑腾一会儿。我虽多次伸出过自己的手，却没有一次真正握住过他们谁的手，一下子将谁从生存的灭顶之灾拉上岸过。他们的命况出了转机，主要还是靠自己的不甘沉没救了自己。
“别急，让我们一块儿来想想办法！”
“天无绝人之路，我尽力而为！”
这是我每说的话。
而就意味着我作了承诺。于是便揽了一件难事。于是自己便有了种烦和忧。于是，也便似乎有责任和义务。
我第一次听到“草根族”这一种说法，是十几年前的事。一位从国外进修电影回来的朋友说的。他对我的一篇小说发生兴趣，改编成了电影剧本，并且决心一试牛耳，亲自执导。那剧本就起了个名是《野草根》。
我问：“为什么起这么一个名字？”
他说：“你小说写的是底层民生形态啊。”
我说：“那就叫《底层》不好么？”
他认为太直白了，没意味。
我说：“高尔基曾写过一部话剧剧本，便是以《底层》这一剧名公演的。”
他说：“国外目前将底层民众叫草根族，你的小说反映的是底层的底层的民生，自然生活于社会关怀半径以外的群体，所以该叫《野草根》，我挺欣赏我起的名字的，你依我吧！”
我见他那么坚持，依了他。
但他没拍成，剧本审查时被“枪毙”了。在我预料之中，在他预料之外。
后来，中国对于底层的底层之民众，有了比较人情味的一种说法，叫“弱势群体”。这说法中包含着关注与体恤的意思。然而依我的眼看来，中国之“弱势群体”，或曰“野草根”族，似乎不是在减少着，而是在增多着。有时，则减与增的现象并存，这一行业在减着，那一行业在增着，此地减，彼地增。而谁一旦被列入增数里，谁的命况也就比底层更低了一层。谁也就由“草根族”而“野草根”了……
二小是“野草根”二十余年了。死前无栖身之所，自然也就没家。还往往没工作。其实只有小学文化的二小，除了摆摊，要在当今职业竞争严酷的社会找到一份能相对干得长久的工作，几乎是不可能的。
我的父母去世以后，我将我的哥哥从哈尔滨的一所精神病院接到北京。我不想哥哥在精神病院度过一生，所以在西三旗买了房子，决心给哥哥一个属于他自己的家。我在那样打算时，心中便想到了二小。我的哥哥是由我的四弟和二小护送至北京的。
我当时对二小说：“这儿既是大哥的家，也是你的家。你和大哥，以后相依为命吧！我把大哥托付给你照顾最放心。”
三室一厅敞敞亮亮的房子，一切家具皆新。电视机、影碟机、冰箱、洗衣机，应有尽有。还有电子琴，还有空调，还有摆满了书的书橱，还有文房四宝，还有象棋、围棋和扑克……
我的哥哥和二小喜出望外，高兴得合不拢嘴。
我给二小每月的工资是七百元。
生活费由我来负担。哥哥吸烟很凶，二小也是烟民，且有那么点儿酒瘾。
我说：“二小，这都没关系的。只要适量，不危害身体。烟酒你千万不要花自己的钱买，二哥会经常给你们送来，断不了你们的就是。你的工资基本不必动，存着，一年就是八千多。几年后，二哥再支援你一笔钱，你也算有点儿小小的本钱可以去扑奔你的人生了！”
二小诺诺连声。
从此我觉少了两桩心事。一份是牵挂于我的哥哥；一份是牵挂于二小。两份心事，都曾使我彻夜难眠过。
二小把我的哥哥照顾得很好。凭良心讲，比我这个当亲弟弟的做得还好。我对二小的感激也常溢于言表。那小区有人曾私下向我告二小的状，说哪天哪天，二小将我的哥哥锁在家，自己去小饭店里喝酒；哪天哪天，二小才从外边回小区。言下之意，是二小不定往什么不干净的地方鬼混去了。
而我总是笑笑。
终日与我的哥哥相厮守，我理解二小那一份大寂寞。尽管我常去陪他们住。
我便每每提醒二小：北京和别的城市一样，也有进行非法勾当和肮脏交易的场所，也有专布泥潭设陷阱诱别人入彀的阴险邪狞之徒，要善于识别，避免沾染其污其秽。
二小便也每诅天发誓般地回答：“二哥，我能做让你失望的事么？”
二小确实没做过那样的事。起码在北京是没做过。起码，没使我起过疑心。
有人又背地里向我告他的状，说他剪一次发花了八十多元。
我便问他：“二小，你的头发，是花八十多元剪的么？”
二小说：“是啊，二哥。”
我又问：“头发不过就是一个人的头发。咱们男人，花那么多钱剪一次发干什么呢？”
二小说：“二哥，我才四十多岁，头发就快白一半了。不染，我自己照镜子的时候都觉得伤心。用好点儿的染发剂，就那个价。”
我想了想，掏出一百元钱给二小。
我说：“二哥是舍不得你花自己的钱。你以后剪发的钱，二哥补贴给你就是了。”
二小哪里肯接呢！
我逼他收下，并说：“就这么定了。”
半年后，二小带我的哥哥回了一次哈尔滨，我给他带上了两千元钱。十天后，二小和我的哥哥回北京，两千元全花光了。
我的弟弟妹妹因而对我有看法，抱怨二小花钱太大手大脚了。
我说：“我们的哥哥三十余年在精神病院，几乎没快乐过。二小二十余年人生无着落，受了不少苦。哥哥是我们的手足，二小是老邻居的孩子，我和你们都因有家庭有工作而不能全身心照顾哥哥，二小替我们照顾着了。我认为他照顾得很好，我们应该永远感激二小。平均下来，他和大哥，也不过每人每天才花一百多元。不算多。不能以平常过生活的标准要求他们这一次的花费。”
二小回到北京，内疚地对我说：“二哥，我花钱花得太冒了，连车票都是借钱买的，你扣我一月工资吧！”
我说：“别胡思乱想。车票钱，二哥还。但你以后应该明白，二哥虽有些稿费收入，却来之不易啊！何况我也不是为了稿费才写作。总之我认为，节俭是美德。你不是靠技能挣钱的人，花钱大手大脚，会给别人不好的印象。”
二小脸红了。
我若批评二小，一向点到为止。
二小对我的话，也从不当耳旁风，一向铭记于心。
这使我欣慰。
一年多以后，二小有日忽然对我说：“二哥，你救人就救到底吧？”
我不禁一怔。
二小紧接着说：“二哥，给我找个老婆，替我成个家吧！”
我沉吟起来。
“二哥，求求你了！我都四十多岁了，还不知道女人的滋味啊！我有时喝酒，那是借酒浇愁呀！”
我心一阵难过。
我说：“那你们住哪儿呢？”
二小说：“这不三个房间么？我们两口子一间卧室；大哥一间；空一间你来时住，我们永不侵占。”
我说：“二小，像你目前这种情况，哪个能自食其力的女人肯嫁给你呢？如果你们以后有了孩子，如果以后你们一家三口再陷入生活的困境，我除了赡养大哥，除了周济弟弟妹妹，再负担起对你们一家三口的责任来，二哥还有一天安心的日子过么？别忘了，二哥也五十多了。你断不可以有一生依赖于我的念头！二哥请你来照料大哥，不过是权宜之计。对你是，对大哥也是。大哥今后还是要由我来陪过一生的。而你，要在五年内攒下笔钱，也要养好身体。五年后，你才四十七八，身体健康，到时二哥再帮你一笔钱。那时，你考虑成家才现实啊！……”
二小于是默然，也有几分怅怅然怏怏然。
……
我这辆“破车子”，已越来越感超载的滞重，实在不敢再让二小拖家带口地坐在我这辆“破车子”上了。那么一种情形，我连想一想都慌恐。
那一年的春节刚过，大小突然来到北京，预先也没打个招呼。
两天后，我被大小找去，说有急事。
见了面，兄弟俩坐我对面，大小给了我一张诊断，郁郁地说：“二哥你看咋办？”
那诊断上写着——二小的肺结核又复发了，且正有传染性。
大小将二小接回了哈尔滨。
我给他们带上了一万元钱。
几天后，我说服哥哥，住进了朝阳区的一家精神病托管医院。
半个月后，惦着二小，又托人捎回了五千元钱。
一个月后，二小从哈市郊县的一所医院来电话，说住院费每天就得三百多元。
我明白他的意思，再次电汇五千元……
又住院了的哥哥，我每去看他，他总说：“二小怎么还没从哈尔滨回来？写信告诉他，我想他了，让他快回北京来接我出院。”
我说：“哥呀，二小的病还没养好啊！他怕传染你啊！”
哥哥说：“我不怕。写信太慢了，打电话催他回来！我不怕传染上肺结核。”
我暗想，我的老哥哥呀，你不怕，我怕啊！你精神不好，再患上肺结核，连住院都没医院收了，我可该怎么办！
再后来好长时间没有了二小的音讯。
再再后来，听说他在这儿或那儿干点儿活。
别人曾替我分析，说二小兄弟俩的话未必可信。暗示我那也许是他们兄弟俩做的一个圈套，多骗我些钱去先花着……
我不信。
我始终觉得二小他本质上是我家老邻居的一个好孩子。始终认为他的心地是善良的。
我相信我的感觉。
即使他们真的骗了我，我也宁愿原谅他们。因为那肯定的是由于他们面临难言的困境。
终于有一天我接到了二小的电话，他说他找到了一份工作，挣钱很少。
我问：“多少钱？”
他说：“才三百多元。”
我问：“累不累？”
他说：“倒不累，替人看一个摊子。”
我问：“住哪儿？”
他说：“还能住哪儿呢？又厚着脸皮住妹妹家了呗！”又说，“二哥，我想回北京，还照顾大哥。”
我说：“二小呀，大哥刚刚适应了医院，出出入入，一反一复的，对大哥的病情不好啊！”
电话那一端，二小沉默良久后，低声问：“二哥，你是不是不想管我了！”
这一问，也将我问得不禁沉默了片刻。
“二哥，你要不管我，我活着就没什么指望了。”
二小的声音，悲悲切切。
我反问：“二小，缺不缺钱？”
二小说：“二哥，我给你打电话不是要钱的意思。你寄来的钱，我还有两千多元没花。”
我说：“二小，听着。一名下岗工人的最高抚恤金，也不过三百多元。而且他们有子女，要供子女上学。你挣的确实少，但你毕竟已开始自食其力。这是你在社会上的起点。你应该坚持一个时期。如果你确实缺钱了，就打电话告诉二哥。但别一开口五万十万地要。那二哥给不起。二哥出一本内容全新的书，也不过才三万左右的稿费。但五千六千，二哥是舍得寄给你的。而且，依二哥算来，当可使你过上半年。市郊租一间有家具的小房，不过二百元；一个人每月四百元生活费，也算可以了。所以，我再给你寄钱，半年内如果没有特殊情况，你就不应该再开口向我言钱。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二小你一定要学会节俭地活着。你照顾大哥的一年多，二哥曾给你开的工资，你是怎么都花掉的呢？……”
那一天，我在电话里批评了二小。
最后我说：“我不愿你流落街头。但哪一天你真的陷入绝境，那也不要怕，有你二哥呢！”
二小在电话那端情绪乐观了。
他说：“二哥，这我就放心地活着了。”
后来大小来电话麻烦我，我关心地问起二小，他说二小在烧锅炉，一个月挣四五百元了。
我说：“那不是很累的活么？他是肺结核病人，怎么干得了呢？”
大小说：“现在取暖都改烧油了，不烧煤了，不累。但是责任大，要留心看仪器……”
我心遂安。
……
又很久没有二小的消息了。
我想，他在社会上四处乞讨似的讨的只不过是一种能够生存下去的最低等的机会而已。最终恐怕还是觉得，陪伴一个老邻居家的患了三十余年精神病的大哥，依赖一个写小说的二哥提供住处和饭食，并每月给开七百元“工资”，对于他更是一种较好的活法。即使一辈子。即使我这位“二哥”曾明确告诉他，指望我给他娶个老婆成个家，是多么不现实的念头。
但我却不像他那么想。我一直很理性地认为，陪伴我的哥哥无论对于二小还是对于我的哥哥，都只能是一个时期内的事。当时二小瘦得可怜，身体状况看去比我的哥哥还差。倘我不作出那一种安排，他是活不了多久的。事实上他当时正是处于人生的绝境。
我希望他早有人生的另外一种出路，而我的哥哥的余生由我来负责。
我觉得他总算是找到了出路。
所以当大小在电话的那一端告诉我“二小走了”，我一时不能明白大小的话，以为二小不干那份烧锅炉的活，离开哈尔滨到外地谋另一种人生去了。
我竟有些生气，又说：“那活不是不累么？不是工资也不算低么？不是还有住处么？他跟你商议了么？你也同意他走了么？……”
我接连问过之后，大小在电话那端沉默。
“你怎么不说话？”
我断定大小也是同意了的，直想在电话里冲大小发火。
不料大小想快而快不了地回答：“二……二小……死……死了……我……我们刚……刚把他……火化……”
我一时握着话筒呆住。头也突然不晕沉了。如同被医术很高的中医师，将一枚银针深深地捻入我足以使头脑清醒的穴位。它仿佛扎在我一根极敏感又脆弱的神经上了。而那一根神经每使我对生死之真相陷于宿命的悲观。
大小的声音，听来平静。似乎在通知我一件纠缠了他很久也使他很累很无奈而原本不过是“死马当作活马医”之事终于彻底结束了，一了百了。
“野草根”们的亲情，并不像我从前想象的那样反而更加温爱更加密切。事实上好比干旱来临时非洲原野上的野生动物，各顾各成了一种不二法则。
我低声问：“怎么才告诉我？”
连自己都听出了只不过是自言自语。
大小反问：“二哥，早两天告诉你，你能为二小回哈尔滨么？”
声音仍那么平静。
奇怪，这话，大小倒说得一点儿都不口吃了，仿佛是背了一百遍的一句台词。
我，只有缄默。
大小告诉我，二小是这么死的——端着他的一大瓶茶水，下什么跳板，一失足，从高处摔下，头脑撞磕于水泥台的尖角，在医院里躺了三天，头肿大得不成样子，三天后就死了。
死前，嘴里还念叨着：“北京，大哥，二哥……”
我心一阵酸楚。
……
现在，二小已经死了两个多月了。
我去医院探视我的哥哥，他必问：“给二小打电话了么？他什么时候来北京？不是让你告诉他我不怕传染上肺结核么？……”
我只有支吾搪塞而已。
野草根，野草根，野草根啊，人命一旦若此，那是如我这样的一个写小说的“二哥”，既陪伴不起，也实际上安慰不了的。
有时我放眼望我们这个有着十三亿之众的国家，“草根族”竟比比皆是起来；似乎，还在一茬一茬地增多着。
而我，由于来自他们，便从根上连着他们的根。斩不断，理还乱。优越于他们，却也只有徒自地优越于他们，并一再地辜负于他们。
我这辆“破车子”，怎载得了人世间许多困苦艰难？
也只有写下些劳什子文字，祭我和他们曾经同根的那一种破絮般的人生之缘，并安慰一下自己的无能为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