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在稿纸上写下了“人民”两个字的时候，我认为我也就是写下了“和平”两个字。
全世界的人民都是热爱和平的。中国人民是热爱和平的，苏联人民也是热爱和平的。这一点无须论证。人类历史上发生的一切大大小小的战争，从来都不是起端于人民的。而战争所造成的一切灾难，又从来都是直接降临在人民身上的。这一点也无须论证，比一加一等于二还要明确。
我生长在哈尔滨市，它曾经是一座中苏友好之城。到了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末，它成了“反修前哨”。按照领袖的预言——“中苏大战，早晚要打，早打比晚打好。”于是哈尔滨成了一座被战争氛围空前笼罩的城市。
没有哪一座城市的人民，比哈尔滨市的人民更能忧郁地体会到，战争一旦发生意味着什么。在那些不寻常的日子里，这座城市的全部人民，几乎每天都生活在对战争的惶恐之中。防空演习，“深挖洞”，疏散人口……家家户户的玻璃上都贴了米字形纸条，某些中小学校的学生们，衣服上还缝了白布，写清自己的性别、姓名、年龄，为了一旦死于中苏大战，人们会从这片白布上辨明自己的尸体……
我就是在这样一种氛围之中离开哈尔滨市上山下乡的。而我所在的生产建设兵团一师一团团部，离黑龙江不到三十里。我们团离江边最后的一个连队只消半小时。我几乎每个月都要到黑河镇去一次。它就坐落在黑龙江边，彼岸是苏联远东重市“海兰泡”。晴日里，可以望见对面高楼上悬挂的列宁头像。与哈尔滨市恰恰相反，边境线上的战争迹象和战争氛围并不严峻。就是在珍宝岛事件之后，黑龙江上的苏联船只驶过，他们的人民仍向我们招手。在黑龙江上，边境冲突事件也是发生过的。但与其说那是“挑衅行为”，毋宁说是双方人民在战争预感下的“心理冲突”。
时至今日，中苏大战并没有成为历史事实。现在边境线上又恢复了和平景象。一九八五年春节，苏联一位将军带领几位随员来到中国，与中国边防军民联欢，黑龙江电视台转播了这一新闻。人民并没有对此感到惊诧。这使我明白，人民理解和平，是比理解战争更深刻也更情愿的。
怀着对中苏两个国家、两国人民之间和平友好的愿望，我在与人合作了《兴凯湖船歌》《高高的铁塔》之后，又写了《边境村纪实》《鹿心血》《非礼节性访问》《鸽哨》。还有许许多多同类题材可写，也值得一写，但身体非常不好，心有余而力不足。
此次回哈尔滨市，原想沿乌苏里江和黑龙江进行采访，也因身体虚弱，家事所阻，未能成行，心中怅怅然抱憾不已。
在离开北京之前，看了苏联影片《幼儿园》。这是一部反映苏联卫国战争时期人民苦难的诗电影。其中有这样的镜头——身着工作服的男人们肩扛着步枪，离开工厂，表情冷静而严峻地奔赴抗击德国法西斯的前线。旁白声说：“问问我们的人民，问问这些父亲、丈夫和儿子们，苏联人民是好战的吗？……”
我被感动了。如果说这是一种宣传，那么我承认我相信了这种宣传。这部苏联影片中的这段旁白也完完全全代表中国人民。我是被人民的和平愿望所感动。我相信的是发自人民心底的和平宣言。
我在哈尔滨市曾经遇到这样一件事：一个苏联青年在哈工大前的人行道上拦住过往行人，用俄语问：“会俄语吗？能够用俄语与我交谈吗？”我以为他问路，便凭着自己中学时学过的几句俄语上前与之搭话。他对我说的是：“和平”，“友好”，“伟大的转折”……
在站前广场和国际旅行社对面，耸立着两座苏联红军烈士纪念碑。我在碑下看到了中国人民敬献的花圈……
听人说，尚志大街上有一段当年挖的洞塌陷了百余米长。我亲自去看了，情形很惨。自然，塌陷证明这些洞并不能够起到防备现代战争的作用。许多楼房的地基受到损害。这座城市四化建设的宏伟蓝图也受到干扰。“深挖洞”所耗巨资，相当于重建一座中小型城市。但是比起战争本身来，这又实在不算什么了。按照“早打比晚打好”的战争预言和“放进来打”的军事谋略，哈尔滨这座城市连同这座城市的几百万人民，是要“贡献”在战争之中的。和平制止战争——人民将为此千秋万代感激政治家们的功德。
以上就是我为这篇小说写的“体会”。不是为了这一篇，而是为了这一组。我的小说是微不足道的。但这些话，却是我很早就想要说出的。因为我也是人民之中的一个。战争如果发生过了，按照“死一半”的预言，我绝不敢肯定自己还会坐在哈尔滨市我的家中，在仅能容两人转身的低矮小屋中，写下这些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