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写《又是中秋》，心理相当矛盾。此篇中的“老隋”，是一位二十多年前，也就是我当知青时有恩于我的、兄长般的朋友。没他在二十多年前对我的爱护、帮助，我今天不可能成为作家。我一点儿也不认为作家的社会身份是值得别人羡慕的身份。不，我现在越来越不这么认为了。但写作却是我喜欢的职业。我为我能从事自己喜欢的职业而经常感到庆幸，终生不悔。
这世界上有许许多多的人不能从事自己喜欢的职业，甚至终生求之若渴而又终生与自己喜欢的职业无缘。
只要这么想一想，我就不能不由衷地感激“老隋”。
他改变了我的人生。没有他，我的人生将会是另一种样子。但可以肯定地说，将比现在沉重得多。
进一步说，我是作家，对我的弟弟妹妹们也很重要。稿费收入尽管是很辛苦的一种收入，尽管不能使我成为“大款”，却毕竟使我有些经济能力周济我的弟弟妹妹，有些经济能力帮助我想要帮助的别人们。我通过此种方式一一报答曾帮助过我的人。除了这一种方式我没有别的方式可选择。施人之恩而不图报，对我是心灵不安的事。这是一种象征性的报答方式。在某些人看来可能是一种很世俗的方式。但我乃世俗中人。许多时候，许多事情上，我们以世俗的思想方法为准则。能以世俗的方式报答应该报答的人们，对我就够欣慰的了。
如此说来，“老隋”既不但是我的恩人，又何尝不是我全家的恩人呢？
我至今很难报答，也几乎根本不曾报答过的，便是“老隋”。
他如今身陷圄囹，我是更难报答于他了。
在我的小说《溃疡》中，在我的自白性文学《从复旦到北影》《我与文学》以及其他多篇文章中，我都怀着真挚的感情提到过“老隋”……
忘了他就意味着是忘恩，也意味着是一种经历上的背叛。
我对他的报答，也许仅体现于这么一点——我曾竭尽全力企图扭转他后来的人生轨迹，希望能像他当年改变了我一样改变他……当年他成功了。现在我失败了。当年他的对手是时代。现在我的对手也是时代。当年时代杀伤人的武器是“左”，现在时代杀伤人的武器是“钱”。我觉得钱比“左”更其厉害，不可抵挡似的。
我认为“老隋”主要不是为了钱，而是为了追求另一番事业、另一种人生价值。这种追求是一种成本很大的追求，那成本便是钱。没钱那追求便万难实现。而他恰恰没钱，结果他连自己也变成了白白耗费性的成本……
我为“老隋”时常大动伤感。不管法律判他什么罪名，而我想说——他不可能不永远是我必须感激的一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