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多数诗篇都是写给当时的读者的，如同特快专递，有着明确的交接对象，而且似乎一天都不愿意多耽误。必须承认：它们无条件地忠实于现实。但最优秀的诗人注定是为未来而写作的，能够超越时效性而追求永恒。其实这也正是诗人的理想，只不过被许多人因为意志薄弱而放弃了。早在古希腊的时代，预言家常常由诗人来充当，或者说，诗人都普遍带有预言家的特征。
凡是能够想像出自己无法抵达的时代，并且对那些尚未诞生的读者负责的，才是真正富有使命感的诗人。惠特曼无疑是其中颇具代表性的一位，更难得的是，他在自己置身的环境中也同样受到拥戴。这是一件很完美的事情。他把我前面所说的两类诗人的优势都集于一身了。如果说十九世纪的惠特曼至今也未过时的话（二十世纪美国嚎叫派的金斯堡也尊称其为“亲爱的父亲”、“孤独的勇气教师”），那是因为他对于我们也同样地不感到陌生，我们早已是他预言中的人物，是他假设的写作对象：“如今生机旺盛，谁都看得见，我，四十岁了，在合众国第八十三年，向百年以后或若干年以后的一个人，向尚未出生的你，留下这些去把你访问。当你读到这些时，原来看得见的我已经消逝，那时将是结实而可见的你在理解我的诗，在把我寻觅，想像着你会多么高兴，假如我跟你在一起，成为你的同志，就算那时我跟你在一起吧（但不能太肯定，要不此刻我已跟你在一起）。”幸运的是，我正读着他的遗嘱（已被无数人读过无数遍了），这篇题为《如今生机旺盛》的诗体的“遗嘱”，在我翻阅之后仍将继续流传下去。他像他所预约的那样访问过我了，还将访问更多的人。我再不敢怀疑他旺盛的生机了，只可能对他一百多年前的死亡将信将疑。在《大路之歌》中他不是说过嘛：“走呀！向着那无始无终的地方走去。”
博尔赫斯读到这首《如今生机旺盛》时也同样地激动：“自从贺拉斯以柏拉图式的或者毕达哥拉斯式的形象，预示了其神圣的变形之后，诗人的不朽就是文学中的古典主题。谁不时地使用它，谁就把它当作了自吹自擂的工具（‘不是大理石像，不是镀金的纪念碑’），如果不是诱惑，不是怨恨的话。惠特曼从他的使用中引出了与每一个未来的读者的个人关系。”作为惠特曼的收信人之一，他还强调道，“他也是属于未来，属于由这些宣告了它的预言所创造的我们未来的怀念的。”其实博尔赫斯自己又何尝不是如此呢。他甚至还越过了普通读者的理解范围，而直接成为“为作家写作的作家”，他尤其为未来的作家们提供了一批高贵的标本。在他的那个时代，他几乎过着落伍的生活（图书馆是他的终生栖身之所，历任布宜诺斯艾利斯几个公共图书馆的职员和馆长），但他的创作无疑是超前的，孤独地完成了对纯粹文学形式的再造。博尔赫斯并不畏惧寂寞，在他的理解中，“诗人的光荣取决于世世代代的不知名的人在他们冷清的书房里检验诗人作品时所发表的激动或冷漠。文学引起的激情也许是永恒的。”还有一个女诗人，也像惠特曼那样预感到一百年后的读者，虽然她不如惠特曼幸运，她活着时遭受的是排斥与打击。或许正因为此，她把全部希望都寄托给未来了。她于1919年写了一首《致一百年以后的你》“经历了整整的一百年啊，我才最终迎来了你！”在给一位朋友的信中她还重复过类似的话：“主要的是我深深地知道，过一百年人们将会多么地爱我（阅读什么）！”她相信百年之后，自己虽死犹生，而未来的读者将无限遗憾地追怀着她早已佚失的音容笑貌和漂泊的身世。从这个意义上讲，她是否也遗憾于自己生错了时代，在一个并不属于她的时代，踽踽独行，而真正的知音，尚未到来？她是多么盼望能早日和那些面目模糊、身份不详的读者会合啊。
想知道这个女诗人是谁吗？她就是茨维塔耶娃。
“在俄罗斯我是一个没有作品的诗人，在这里我是一个没有读者的诗人。”茨维塔耶娃终生都为此感到悲哀。她不仅得不到普通读者的赏识，甚至周围的一些同行也对她加以排挤，她充分地体会到什么是诗坛上“多余的人”。譬如她任何时候都对马雅可夫斯基保持着“同行的高度的忠诚”，多次写诗赞美，而风头正健的马雅可夫斯基却在演讲中对她的创作进行嘲讽。1928年马雅可夫斯基访问法国期间，茨维塔耶娃特意登门呈上了自己的诗集《离别俄国之后》，可马雅可夫斯基无论当时还是隔年再来巴黎时，都不曾将书带走，以至该书在法国女作家艾·特丽奥莱的家中保存多年。而高尔基对茨维塔耶娃更是“全盘否定”，觉得她的才华是扭曲的、歇斯底里的，语言功底也很差……用茨维塔耶娃自己的话来说，她在俄罗斯诗坛上的状态，“像小鬼钻进了圣殿，那里幻梦萦绕，香火长焚。”虽然很难获得同时代人的认同，茨维塔耶娃并没对未来也失去信心：“我的诗覆满灰尘摆在书肆里，从前和现在都不曾有人问津！我那像琼浆玉液醉人的诗啊，总有一天会交上好运。”
茨维塔耶娃是1941年自杀的，她的《致一百年以后的你》，同样可视为诗人写给未来的遗嘱。她希望终生的苦难，能在死后、在一个世纪之后，由终于唤起共鸣的诗歌来加以补偿。她还是有点悲观了。虽然从1922年至1961年的四十年间，她的祖国一直拒绝出版其作品，上世纪六十年代以后才逐渐“解冻”。但如今，一百年还没到呢，茨维塔耶娃的价值却已获得了证明，被帕斯捷尔纳克预言为必将立即充实并一举震动俄罗斯诗坛的“姗姗来迟的礼物”，公开出版的茨维塔耶娃作品，已提前与她所想像的读者会合。这一次是再也不能错过了。
时代，总是与最有才华的诗人失之交臂，所以诗人们只好憧憬未来。而能够以绝对的力量撞击着读者心扉的，常常是一趟晚点的列车。哦，应该说那是一趟向永恒进发的列车！不是它晚点了，而是我们出现得迟了。
“我的天赋贫乏，我的嗓音不大；但我生活着，我的存在会使这大地上的某人好奇：我的一个遥远的后代，会在我的诗中发现这一存在；也许，我能与他心灵相通，如同我在同辈中找到了朋友，我将在后代中寻觅读者。”这是巴拉丁斯基的诗，被曼德尔施塔姆比喻为航海者密封在漂流瓶里的一封信，虽然没有确切的地址，却有着潜在的接受者。所以，不管是在曲折晦暗的传播渠道流浪的诗篇，还是被波涛推动着的漂流瓶，都有着神圣的使命，当然，也都在接受着时间的考验。作为“后代中的读者”，假如你读到这首诗，就能体验到沙滩上的捡瓶人那种莫名的惊喜，这既是偶然的，又仿佛是命中注定的。在那一瞬间，你实现了寄信人遥远的愿望，成为隐秘而又幸运的收信人。
一种带有赌博性质的交流，终于超越时空而完成，你和作者同时成为了赢家，即所谓的“双赢”。巴拉丁斯基洞察的目光越过了同代人，以便停留在一个未知的、但确定无疑的“读者”身上。而每一个读到巴拉丁斯基诗句的人，都会觉得自己就是这样的“读者”，被选中的、被点了名的“读者”。曼德尔施塔姆据此而发现了一个伟大的规则。如果说，某些具体的诗（如题诗或献词）可以是针对具体的人的，那么，作为一个整体的诗歌则永远是朝向一个或远或近总在未来、未知的接收者，自信的诗人不可以怀疑这样的接收者的存在。当然，他还解释，这些诗句若要抵达接收者，就像一个星球在将自己的光投向另一个星球那样，需要一个天文时间。哦，但愿这时间不要漫长得足以使忍耐的诗神窒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