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文学信仰之海
8153600000024

第24章 思想与激情(1)

1983年,格雷尔·马尔库斯(Greil Marcus)把苏珊·桑塔格比喻成一只“纸老虎”(paper tiger)。他尖刻地指出,桑塔格的名字之所以出现在书页中,完全是因为她的脸蛋频繁出现在传媒上。言下之意就是,桑塔格和当今那些演而优则书的演员、唱而优则书的歌手是一丘之貉,没有分别。他们对影像背后的虚幻性深有感触,所以才“侵入”书写这一传统的领域,冀求流芳百世。这样的书写正好说明了内心的焦虑与虚空。

把桑塔格和大众明星相提并论其实早有传统。1982年,斯坦利·阿侬诺维茨(Stanley Aronowitz)就认为桑塔格“在美国首开明星批评家的先河”。更早的1969年,《党人评论》编辑威廉·菲利普斯(William Phillips)评论道:“比起当今任何其他作家,苏珊·桑塔格遭到的酷评最多,获得的知名度最大。”

菲利普斯的话不是空穴来风、毫无根据。他的话音刚落,立马就得到验证。1970年,查尔斯·卡杜辛经过广泛地调查研究,公布了美国最有名望的知识分子名单,桑塔格排名第九,居于丹尼尔·贝尔、诺曼·乔姆斯基、约翰·肯尼斯·加尔布雷斯、欧文·豪、德怀特·麦克唐纳、玛丽·麦卡锡、诺曼·梅勒和罗伯特·西尔弗斯等人之后,但排在并列第十名的莱昂内尔·特里林和爱德蒙·威尔逊之前。在这个名单里面,除了时年37岁的桑塔格是个小字辈之外,其他人都可以称得上是老牌的精英了,他们二十年前就占据了这样显赫的位置,所以,卡杜辛哀叹道,“1970年的美国知识精英,基本上是40年代末和50年代初走红的那批知识分子”。

从卡杜辛的哀叹中可以看出,桑塔格在60年代美国知识界的崛起,实质上正是美国知识界处于断层的时期、交替的时期。1966年,桑塔格出版了论文集《反对阐释》,在纽约知识界一炮走红。在这本书里,她倡导引领的“新感觉”潮流横扫美国知识界,嘲讽美国艺术和批评领域的猵狭,标榜其先锋的品位,提出要重整知识分子事业。她成了同辈人中最被广泛阅读的知识分子。

桑塔格写作的题材十分广泛。其中,关于摄影和疾病隐喻等文章被广为阅读和讨论。她对政治的言论和观点,如越战、古巴危机、美国左派与共产主义、人权与言论自由以及西方知识分子对南斯拉夫战争的反应等,跟她的文学批评一样极具争议性,从而引起传媒广泛关注。总之,她积极地介入现代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观点激烈,情绪激昂,姿态激进。

广泛的知名度和先锋的标签使桑塔格被誉为“波普”知识分子。桑塔格对于这一称号拒绝领受,并十分反感。她对媒体明星不感兴趣。这看来有些奇怪。因为她的照片上了《名利场》、《哈泼斯》、《纽约时代周刊》的封面,也偶尔会在电视访谈节目中侃侃而谈。她根本说不上是一个幽居独处的知识分子。但是,她还是竭力挑战波普知识分子的形象。在1968年的一次访谈中,她强调理想的知识分子生活是孤独的生活,保守的生活,沉思的生活。在1989年的一次谈话中,她又说:“我想做的是现在没有做成的事,比如,不上电视,不为报刊定期写作,不做专栏作家,不做批评家,不做大学教师,不对大家关心的问题发言……我要过完全私人的生活。我对波普名流的兴趣不感兴趣。”

在这里,可以看出作为一个公共知识分子,其本身所具有的公共性与个人隐私之间存在的紧张关系。这几乎成了桑塔格写作的一个鲜明特征。知识分子只有幽居独处,才能完成思想的“秘密革命”,但是,为了把思想传递给大众,就必须进入外界的话语圈子与他者进行对话,思想才能产生公共意义。这样的悖论促使她不得不像波普明星一样频繁出现在公众视野之内。尽管如此,她还是认为波普明星这样的称谓对她而言就是公开的侮辱,她说:“我对能否被人理解深感焦虑。”

1933年1月16日,桑塔格出生于纽约。幼年,她很少见到父母,他们在中国忙于皮毛生意。她5岁丧父。6岁时患了哮喘病,随母迁居亚利桑那州的一个小城。12岁那年,母亲再嫁,旋即移居洛杉矶市郊。桑塔格15岁时考入了加州大学柏克莱分校,但仅待了一年就转学芝加哥大学,入研究院做旁听生,自由听课。在此,她遇到了年轻的讲师菲利普·里夫(Philip Reiff),并很快与之成婚,时年仅17岁。1952年,桑塔格生下儿子戴维,同年,进入哈佛攻读哲学博士。1957年,桑塔格获得奖学金前往牛津深造,但不久她又转赴巴黎大学。在巴黎这座激情城市,桑塔格终于找到了她理想中的知识分子生活。1959年她回到美国,跟丈夫离异,与儿子移居纽约。她完成了生命中的一个圆。从此,在好几所大学教授哲学和宗教,逐渐登上纽约知识分子的舞台,最终确立了在美国知识界的独特地位。

桑塔格很少谈起她那“非常孤单、嗜书如命”的童年。但是,在她写下的文字中,我们还是可以窥见她早年的“无根之感”(a sense of rootlessness)。在写于1987年的一篇回忆性文章《漫游之旅》(“Pilgrimage”)中,桑塔格把14岁时住在洛杉矶家中的自己描绘成一个“陌生的房客”,渴望逃离童年那“漫长的牢狱之灾”。她发现,文学就是逃离的手段。那时,她拼命地读书,“学习一切”,“在我的房间,信手涂鸦,写小说,记下真实的笔记,排练自己的剧本,背诵各种各样的单词,每天晚上看书,一直看到眼睛发酸”。

那时候她就显示出对欧洲现代主义崇拜的强烈倾向:“我供奉着自己的神祇,斯特拉文斯基之于音乐就像托马斯·曼之于文学。”

尽管纽约语境对于桑塔格公共知识分子的经历的发展举足轻重,但她同样声称继承了欧洲知识分子的传统。纽约知识界回望欧洲,并不新鲜,但很少有人如桑塔格一样坦承,对欧洲高雅现代主义的理念一往情深。忧郁的沉思和知识分子的流亡成了她笔下的主题,这都源于她对伟大现代主义者的个人成就的景仰。卡夫卡、贝克特的小说,戈达德、伯格曼的电影,阿托德的戏剧,本雅明、巴特等人的知识分子方案,都成了她笔下的素材,构成了桑塔格理想中欧洲现代主义的灿烂星群。

桑塔格让人频繁地回想起这些文化英雄,他们作为丰富想象力的知识分子的困境,以及作为断裂的反传统现代主义潮流的典范。她对野心勃勃的艺术和知识方案的兴趣,部分反映了她对激进意识的迷恋。在其早期的作品中,人物进行精神上的“开膛破肚”,其散文和随笔也揭示了“艺术家是典型的受害者”的观念,并被其崇拜的作家和人物的风格和气质所吸引。“作为激情的心智”与痛苦的肉体是其小说的母题。

阅读桑塔格,某些现代价值观术语就要浮现出来: 否定、超越、觊觎、真实、困境、沉默。“现代作家的道德任务,”她强调,“不是创造,而是摧毁——摧毁浅薄的观念、普遍人性的安慰观、一知半解的创造性和空洞的话语。”她以极其严肃的态度对待这一任务,“理解所有的可能性,完全根植于说不的能力”。否定的冲动塑造了其风格也限制了写作的内容。“在思想的激情游戏中,思想家扮演着英雄和敌人的双重角色。”

在1967年的一篇文章中,她写道,“她感觉像是站在思想的废墟中,在历史废墟的边缘,在人类自身废墟的边缘……渐渐地,最敏锐的思想家和艺术家是这些正在形成的废墟的最早知识考古者”。其中“天启”似的语调延续到七八十年代那些关于忧郁的反思文字中。这些废墟有着丰富的隐喻意义。她说:“现代的虚无主义能量使一切成了废墟和碎片——因此成为收藏的可能。在这样一个过去成了过时,现在立刻变成古董的世界,需要的是监护人、解码者与收藏家。”“监护人”、“解码者”、“收藏家”,这些人物频繁出现于其笔下。

桑塔格既是一个寻路人,又是一个悲悼者。她悲悼的是“现代主义文化的断裂、崩塌和衰落”。她的作品讨论了这种断裂、崩塌、衰落的道德影响和政治后果。她在其最广泛的题材,诸如疾病与摄影中寻找意义,也在其具体的艺术和知识实践中寻找意义。这样宏伟的批评方案,确证的不只是现代主义的监护人的关系(此角色与传统知识分子作为特定文化价值的看门人的角色一脉相传),而是一个独立的普世主义者的自我观念。尽管在其公共知识分子生涯中,对特定文化和政治问题的“观念/地位/立场”几度游移,有时候前后的距离甚为遥远,但是她对知识独立性的核心坚持却是惊人的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