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一门语言就是一度空间，那么，我们绝大多数芸芸众生，只能享受那一度空间的自由。也许，我们可以隔着语言那无形而冰冷的铁窗去一窥其他空间，但很少有人能真正意义上走入其中，更别说自由地在里面欣赏风景、采撷花果。在这方面，纳博科夫比我们幸运许多，他可以在语言的三度空间逍遥。这三度空间就是俄语、英语和法语。
因循常理，俄语作为纳博科夫的母语，应当享有语言空间的优先权。但是在他的记忆里，他孩提时代的英语就跟俄语一样流利。他甚至不无得意地宣称，英语才是他最先掌握的语言，因为在学会俄语之前，他就已经能够用英语读写了。相比于英语和俄语的“浑然天成”，纳博科夫的法语“成色”稍显不足，5岁时，他才开始学习，但很快他就成为了“一个标准的三语小孩”。
纳博科夫后来能在语言的三度空间逍遥，与其幼年的家庭教育密切相关。他的父母都精通俄语、英语和法语，这三门语言都是日常的生活用语，因此交流中语言间的转换实属司空见惯。尤其是他的父亲，是俄罗斯政坛中的亲英派，对狄更斯的研究造诣颇深，在纳博科夫十二三岁的时候，“在乡间别墅度过的那些阴雨连绵的夜晚，他给我们朗读《远大前程》”。除了得益于父母的言传身教，纳博科夫还受惠于家中延聘的英法籍保姆和家庭教师。其中，给他留下特别深刻印象的是位法语家庭教师。她在纳博科夫6岁的时候到来，用“夜莺般的声音”为他阅读法国小说，《索菲的不幸》、《八十天环游地球》、《小东西》、《悲惨世界》、《基督山伯爵》等等。多年后，纳博科夫在回忆起这个家庭教师的时候，还深情地写道： 她那“清晰华丽的声音，闻之如沐春风，洗尽骨血瘴气”。
生于贵胄之家的纳博科夫，享尽家中万卷藏书之利，十四五岁的时候，业已“反复通读了托尔斯泰、莎士比亚和福楼拜的全部作品”。值得注意的是，在纳博科夫10岁到15岁的那五年，是他生命中阅读最富的一段日子。他广泛涉猎于俄、英、法三语文学，“尤喜威尔斯、爱伦·坡、布朗宁、济慈、福楼拜、威尔兰、兰波、契诃夫、托尔斯泰和勃洛克等人之作”。这些作家在纳博科夫未来的艺术创作中都留下了或深或浅的痕迹，这是后话。但是始自幼年的语言混杂，在纳博科夫早年的学校教育中已经打下了明显的烙印，因为他的“俄语作业里缀满了英语和法语”。可以说，在1919年纳博科夫踏上流亡这条不归路之前，他在俄语、英语和法语这三度空间里是自由地穿行，任意地驰骋。但是，不期而至的流亡生涯把他语言间的平衡打破了。俄语被迅捷猛烈地推向前台，获得了英语和法语难以匹敌的垄断地位，因为纳博科夫深知，俄语是他从俄罗斯带走的唯一财富，是他生存的唯一凭据。因此，在西欧的绝大部分岁月，纳博科夫实际上主动选择关闭了英语和法语这两度空间，只在俄语中体验流亡的艰辛和孤独，并用俄语创作了大量的小说和诗歌。这就是为什么他在剑桥大学读书的时候对英语不感兴趣，这也是他选修了法国文学但对法语也倍加冷落：“我害怕由于异国的影响而失去或玷污我从俄罗斯带出来的唯一财产——她的语言，这种恐惧变得极为可怕。”为此他才一心埋头于成就俄罗斯流亡诗人的梦想，写下了大量“花哨贫血的俄语诗作”。出于同样的恐惧，纳博科夫在旅居柏林的十五年中（1922—1937），也主动放弃了开辟语言第四度空间的可能，从而与卡夫卡这样的大师失之交臂。他写道：“初到柏林，我被一种莫名的恐慌困扰，唯恐学会了用流畅的德文，就会以某种方式给我珍贵的俄文根基带来缺陷。事实上，我生活在一个封闭的俄罗斯流亡圈里，接触的是俄国同胞，阅读的是俄文报刊杂志。我对当地语言唯一的侵扰就是和房东以及买东西时不得不说的客套话，仅此而已。”不过，纳博科夫在时过境迁之后回顾这段岁月的时候还是心生抱憾，“那时我没有好好学德语，现在还遗憾，这遗憾是就文化而言”。
尽管害怕其他语言对俄语的影响和玷污，纳博科夫并没有完全把自己放逐到俄语这个孤岛，而是留了一点点自由活动的空间，通过翻译到其他空间透一透气。在翻译过程中，纳博科夫采取了各种大胆的归化翻译法。纳博科夫之所以采取归化策略，最主要的原因也许在于，其译文的读者主要是那些失去家园、流亡欧洲的白俄群体，归化的翻译作品便于唤起他们共同的民族记忆，容易产生共鸣，从而有利于加强流亡途中俄罗斯人的文化身份认同。同样，通过“横征暴敛”似的翻译，纳博科夫也舒缓了对自己的母语被其他语言污染的恐惧。
纳博科夫唯恐母语被污染，从而罢黜英语法语，独尊俄语的心态直到1937年才有所改变。是年他移居巴黎。在此，要继续坚持语言的孤立比在柏林困难许多。因为他的读者群已经不再只是原来熟悉的俄罗斯流亡者，而是增加了新的法国读者。为此他开始了法语创作，用法语写了篇关于普希金的文章，把普希金的一些诗作翻译成法语，关于法语家庭教师的回忆也率先面世。与此同时，为了获取去英伦剑桥的教职，纳博科夫开始考虑用英语进行艺术创造。此前在1936年，他已经亲自把《绝望》翻译成了英语。可以说，纳博科夫寓居巴黎的岁月（1937—1940），是其三度语言空间重新恢复平衡的日子。他三面出击，都取得了不俗的成绩： 《天赋》成了他最伟大的俄语小说，《塞巴斯蒂安·奈特的真实生活》是他写出的第一本英语小说，要不是命运和时局把他和家人送到美国，他也许还会成为一个伟大的法语作家，因为此时他已经在法国一些重要的文学刊物亮相，并引起了大作家萨特的注意。
可惜，纳博科夫再次在三度语言空间的转圜自如只是昙花一现。1940年移居美国，不只是生活空间的转变，更是创作路径的遽然断裂，失去了俄语读者，也就失去了用俄语继续创作的理由，尤其是对一个卖文为生的作家来说，读者无异于其衣食父母。因此，创作语言的改弦易张是意料中事。尽管巴黎岁月的英语创作和翻译为此已经做了必要的铺垫，但是对于二十年如一日地沉湎于俄语孤岛之上的纳博科夫来说，要丢弃他从俄罗斯带出来的唯一财富，转向用英语创作，在情感上还是非常痛苦。他把“不得不放弃自己的天然语言，那无所束缚，无比灵活的俄语，而去采用二流的英语”看成是“个人的悲剧”。他认为改用英语创作实质上与“变节、肢解和凌迟”无异，犹如“在爆炸中丧失了七八根指头的人重新学习抓握东西”。
从此，纳博科夫成了真正意义上的英语作家。但是，在改换门庭用英语创作之初，他还是忍不住偶尔要和“健硕的俄罗斯缪斯”诗意地幽会，幽会的结晶就是他后来自称的最好的俄语诗歌。为此他还愧疚不已，似乎是对新的“恋人”英语的不忠，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用俄语创作的欲望逐渐地消退，这也许应该归因于他在翻译俄罗斯作品中找到了慰藉。翻译成了他情感的补偿，弥补他无法用俄语进行创作的遗憾。在他后半生，曾经花费十年之功译介普希金的《叶甫盖尼·奥涅金》，而用几乎同样多的时间，他已经写出了最著名的三本英语小说《普宁》、《洛丽塔》和《微暗的火》。
正是由于改用了英语创作，俄罗斯作家西林才迅速地“变脸”为英语大师纳博科夫。他开始把“个人的悲剧”深深地嵌入文本，从而留下了独特的“艺术色彩和纹理”。如果说在他最后一部俄语作品《天赋》里，语言混杂的现象还不明显，那么，在他到美国之后创作的第一本英语小说《从左边佩带的勋带》中，“语词冒险的快感”已经相当清晰。纳博科夫把自己受到的精神创伤信手粘贴进文本，小说中那混杂的语言和言词的杂交（斯拉夫语和德语）构筑成了一个邪恶的帝国。十余年后，纳博科夫又把自身的语言劫难在那个可怜的普宁教授身上重演了一遍。这个倒霉的俄罗斯流亡者由于英语的结巴，永远也逃不出被异己的语言叙述的命运，小说结尾的“出走”只是另一意义上的“陷落”，因为“远方起伏的山峦纵然景色秀丽，但根本说不上会出现什么奇迹”。
不过，从《洛丽塔》开始，纳博科夫一改“语言劫难”的低沉语调，戏剧化地把它转变成了“语言狂欢”，并在随后的小说创作中把这狂欢推向了一个个的高潮。《洛丽塔》中的亨伯特、《微暗的火》中的金波特、《阿达》中的凡·恩，都是“语言狂欢”场景中当仁不让的主角，他们都精通多门语言，在不同的语言空间自由翱翔，游戏众生。纳博科夫最后通过凡·恩之口，说出了这些能在多度语言空间自由来去之人的幸福，当然，也是他自己体验到的幸福：“从我现在使用的英语，跳到轻灵的法语，再到温柔的俄语，语言间的微妙差异，纤毫毕现，一览无余。”
诚然，对于纳博科夫这样能在几度语言空间自由驰骋之人，能用慧眼明察秋毫“语言间的微妙差异”，实在是令人嫉妒的“幸福”。但是，对于旁观韩伯特等语言天才自由地在英语、俄语和法语诸语种间狂欢舞蹈的读者而言，不但不是“幸福”，而是“痛苦”。所以，不少读者抱怨纳博科夫在文本层面上留下的多语的“独特色彩和纹理”不无“露富”的暴发户心态或“势利”的精英主义者心态，更有甚者无端猜测他是否是由于写不出“循规蹈矩”的英语才故弄玄虚。当然，读者的指责也不是没有道理，毕竟我们绝大多数人都只是单向度语言空间的囚徒，对于纳博科夫在语言相互交流的极端地带留下的“神迹”，只能望洋兴叹。但这不是纳博科夫的损失，而是我们读者的损失，因为，我们错过了这些“神迹”蕴含的微妙幽默和丰富意义。至于猜测他写不出“正宗”的英语，更是无稽之谈，只要读过《说吧，记忆》和《洛丽塔》这样的文本，任何怀疑都将冰释。
但这不是问题的关键，关键的问题是在纳博科夫的眼里，“正宗”、“循规蹈矩”等字眼本身就没有意义，他推崇的是独特。艺术的独特，首先必然形诸语言。纳博科夫深谙此道。他一生都在漂泊，这种无止境的跨越边界，造成了语言的非自然状态。“因而，语言得到了完全不同的理解。它再也不是旧的意义上的习惯和自然，而在很多方面是任意的和叛逆的。语言成了可以塑造和再塑的媒介，而不是社会习惯性的宰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