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管理激荡三十年(下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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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9章 ·2003年:重型化运动 (2)

对“炒房团”的挞伐,事实上预示着中国房地产的暴涨时代已经来临。跟上世纪70年代的日本、香港及台湾一样,在经济高速成长的通道里,最具景气特质的地产业必定会成为成长最快、也最有暴利性的集中之地,房地产将成为孕育中国新生代富豪最肥沃的土壤,也是三十年里最为放纵和充满罪恶感的行业。在2003年的《福布斯》“中国大陆百名富豪榜”上,人们十分惊愕地看到,以房地产为业务(或涉及房地产)的富豪多达40人。前十大富豪中的房地产商(或涉及房地产)占了6人。相比较,当年度《福布斯》“全球百名富豪榜”中,以房地产为资产来源(或涉及房地产)的为7人,前10位中无一人靠房地产起家。

北京师范大学金融研究中心教授钟伟如此分析地产业当时的状况:在供地方面,政府在20世纪90年代改革了供地政策,政府通过出让国有土地收取土地出让金;在征地方面,各级政府仍然沿用计划经济的办法低价甚至强行征地。左手通过权力低价征地,右手仍然是通过权力在以“市场化”的方法出让土地,其实质就是“卖你的地,挣我的钱;征得越狠,挣得越多。”粗略估计,在2002年到2004年的3年中,全国土地出让金收入累计达9100多亿元,征地卖地已成为地方政府最为重要的“财政支柱”,它们也成为房价逐高的最主要的推手。被征土地的收益分配,依次是房地产开发企业、地方政府、村级组织和农民。

“中国制造”与地产热,直接营造出一个内外俱旺、无比繁荣的经济景象。与此伴生出现的,便是对上游能源的空前饥渴。今年以来,各种原材料及能源因紧缺而价格一路飞涨。

最突出的表现是电荒。今年夏季之后,全国各省市爆发缺电危机,上海、广东、江苏、浙江等等用电大省,甚至包括煤炭资源丰富的山西省,均不断出现拉闸限电的尴尬。据国家电监会提供的数字,今年全国电力需求增长14%,为25年用电增幅最快的一年,由于钢铁、化肥、水泥等重点耗煤行业持续发展,致使煤炭消耗量快速增长,带动全国用电负荷和用电量攀升。“电荒”出现的原因有两个,一是经济的快速成长,二是煤电两大垄断行业的多年扯皮。一直以来,煤电实行的是计划调拨式的供应方式,每年年初,由国家有关部门组织煤炭、铁路和电力部门专门举行一个煤炭订货会,签订一年的电煤购销合同,然后按“计划”实施。

在这种政策安排下,有“电老虎”之称的电力部门一直高高在上,向来是效益最好的垄断企业之一,而煤炭企业则颇有不平,因为每年的计划购销价都低于市场价。于是,发生在计划体制年代的那些故事一再上演,煤炭企业跟电力部门年年吵架,同时,把大量煤炭出售给计划外的民营企业。而电力部门为了“保证”自己的效益,宁可少要煤,也不肯提价。这种扯皮直接导致电力建设投资占全国基建投资比例逐步下滑,由“八五”时期(1991-1995年)的12.09%降到“九五”(1996-2000年)的10.4%,到2002年仅为7.17%,竟已落后于GDP的增长幅度。在2003年初的全国煤炭订货会上,国家有关部门为了保护煤炭公司利益,宣布取消电煤指导价,希望通过市场化的手段平抑两大部门之间的利益不平衡,不料此举引起电力部门的强烈反弹,各省电力公司串联抵制,拒绝购煤,订货会上居然无法确定本年度的电煤价格。正是在这样的情形下,“电荒”出现了。

为了应对危机,各地纷纷频出奇招:除了错峰、避峰、拉闸限电等计划用电方案外,各省市均对高耗能产业限制用电或部分停电。广东省政府决定,一旦出现紧急情况将高价进口煤炭,缓解供需紧张压力。四川省规定,从12月至明年4月,实施煤电价格联动机制,即电煤、烟煤每吨涨5块,无烟煤每吨上浮10元,电价每千瓦时涨2。9厘。中小企业众多的浙江、江苏省被迫对企业实行“开二停一”、“开五停二”甚至“开三停四”的用电计划,这是1978年之后从未出现过的局面,很多工厂叫苦不迭,一些县市的商场到了晚上,只能点起蜡烛接待顾客。“电荒”甚至已影响到民生,8月,素有“不夜城”美誉的上海外滩关闭了大部分景观灯光,为了节约用电,市政府号召市民将空调温度调高一度。从11月开始,湖南全省开始拉闸限电。省会长沙过去几乎无人问津的蜡烛和应急灯出现脱销。12月,华中电网供应给浙江的电量从原先的每天70万千瓦降低到15万千瓦,杭州被迫于12月1日拉电,38条线路断电,殃及几十万城区居民。同一日,广东省宣布对月用电量超过300千瓦的居民增收费用。

受“电荒”带动,原本就已供应紧张的各种原材料更是乘势上涨,水泥、钢铁价格到了“一月三价”的地步。在长江三角洲一带甚至流传着“五个一”的说法:“生产一吨钢只需投资1000万元,一百万吨的产量只需一年建成,一年可达产,一年就可收回投资。”这种疯狂的投入产出效率,听来近乎传奇。利益驱动投资,便是在种种主、客观因素的推动下,2003年的中国经济和产业结构发生了一个十分重大的转型――从轻型化向重型化的跃迁。

北京大学教授、以竭力推动股份制改革而有“厉股份”之称的厉以宁教授是最早观察到这一现象的经济学家之一。他在年初撰文认为,自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在经历了轻工业的高速发展之后,中国的“二次重工化”开始显露端倪。这里面既有“由轻到重”的客观规律起作用,又体现了产业发展本身对设备更新改造的巨大需求,因此,“从政府到企业,都应该在战略布局和技术创新等方面顺应这一趋势”。为厉教授的观察提供支持的最好佐证是,大量聚集在上游资源型领域里的国营垄断企业的全面复苏。在能源紧缺的大背景下,几家欢喜几家愁,愁的是下游的众多民营制造工厂,欢喜的自然是上游的垄断企业。

今年,大型国有垄断企业利润大涨。2002年,国有企业实现利润3786亿元,这在几年前是一个不可想象的成绩单,要知道,在1998年,国企盈利仅为213亿元,四年增长18倍,增速实在骇人,而且,这样的景象才刚刚开了头,到2003年,利润数据进而冲到了4769亿元,在未来的几年里,国企利润仍将每年以超过30%的速度惊人地递增。有人做了一个统计,在2003年,仅中石油、中石化、中海油、宝钢集团、中国移动、中国联通、中国电信等7家公司实现的利润,就占到了全部中央企业利润的70%,其中6家是国家垄断的石油石化和电信行业,仅三家石油企业通过涨价就平空得到了300多亿元的利润。

效益大涨,活力复苏,为国有企业的整合营造了前所未见的大好氛围。今年3月,国务院作出重大决策,宣布成立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集合了原中央企业工委、财政部、国家经贸委、国家计委等部委对国有企业的管理职能,接手管理总量17·84亿元的国有资产、15.9万家国有及国有工商控股企业,其中,国资委直接管理的中央直属企业为196家,是为“中央军”,其中绝大多数为“国退民进”后的垄断型企业。国资委主任李荣融宣称,国资委的目标是到2010年,将“中央军”调整和重组到80家至100家,其中30至50家具有国际竞争力。

国资委是一个权力高度集中、兼有多种行政及市场管理职能的机构,之前还从未有一个部门被赋予了如此众多的权力,其中包括:任命和撤销或提名国有企业负责人、制定国有企业重组计划、国有资产的分割、合并或撤销、帮助国有企业发债融资、决定国有股的转让、执行国有企业整体的报酬分配指导原则,并负责国有资产的保值和增值。国资委成立的第二个月,就实施了第一次央企重组,中国药材集团被成建制地并入中国医药集团,由此组成了中国最大的医药集团。7月10日,国资委召开成立以来的第一次“家庭会议”。在本次会议上,5对中央大企业的合并案集体浮出水面:中煤建设集团公司被并入中国中煤能源集团公司,中国科学器材进出口总公司被并入中国生物技术集团,中国食品发酵工业研究院被并入中国轻工集团公司,中国药材集团公司被并入中国医药集团总公司,中国华轻实业公司被并入中国工艺美术(集团)公司。

李荣融与100多位企业老总一一签订了业绩考核合同。国资委对这些大企业的管理显然参照了杰克·韦尔奇的“第一第二”战略,李荣融说,“国家给三年时间,必须成为各行业的前三名,自己找对象,达不到的就要调整,不是你调就是我调。”国资委的强势出现,表明中央政府对国有资产的新型的管理制度终于成型,自1978年以来的“机制放活、体制创新”两大改革主题宣告完成。一个不太为人关注到的相关新闻是,就在国资委成立的3月份,在中国企业改革史上发挥过重要作用的国务院体改办被撤销,其人员并入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体改部门的变迁:1982年5月,五届全国人大决定设立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简称国家体改委),列入国务院部委序列,成为指导全国企业改革的最重要的政府部门。1998年3月体改委降级为“国务院经济体制改革办公室”。同时,虚设一个国家体改委,由总理兼主任,有关部长任委员。2003年3月,随着国资委的成立,国务院体改办被正式撤销。】

国资委的成立及相关政策的出台,表明在决策人士心目中已经形成了一个“理想”中的企业格局:靠“轻小集加”起家的民营企业在产业下游的完全竞争领域获得生存和发展的空间,而大型国有企业则全盘控制上游的若干垄断型行业,如此“楚河汉界,经纬分明”。然而,现实的世界却不可能这样“计划”。就在“第二次重工业化”成为共识的同时,在经济学界引发了一场争论,争论的焦点在于重型化的路径到底该如何选择,以厉以宁为代表的一派观点认为,在经济结构向重型化转化的过程中,政府应发挥调整主体的作用,因为其财政收入、政绩考核决定了政府必然要搞产值大、税收高的重化工业,同时,政府也有能力发展重型工业,因为它拥有土地和贷款权这两个最大资源。而以吴敬琏为代表的学者则认为,产业结构调整应该发挥市场的力量,允许民营资本进入,现在政府在那里纷纷投资、纷纷参与是不对的。与学界的争论相呼应的是,2003年的中国民营企业出现了一场如火如荼的“重型化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