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管理激荡三十年(下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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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8章 ·2003年:重型化运动 (1)

“中国真牛”

——北京王府井百货大楼店员标语2003年

2003年3月5日,朱镕基在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作完政府工作报告,在经久不息的掌声中,他宣布从此退出政坛。接替他的是时年61岁的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温家宝。

自1991年临危受命赴京出任主管经济的副总理,到1998年正式接任总理,朱镕基用专业和强势的方式全面改造了中国经济,在他的任内,宏观经济一直安全地行走在“三八线”内――即通货膨胀不超过3%,GDP增长始终高于8%,正是这种持续的高速成长让中国在动荡莫测的世纪交替年代保持了“这边风景独好”的繁荣景象。他通过“分灶吃饭”,彻底改变了中央与地方的财政收入格局,进一步加强了中央集权的能力。他在国有企业的改造上更是取得了出人意料的成效,在“抓大放小”和“国退民进”战略的坚决推行中,一向萎靡的国有资本集团获得了近乎换胎新生般的改观。

1998年,当他宣布在任内完成对大中型国有企业的改造任务时,国内外舆论俱持疑论,而最终的事实却证明他用自己的方式兑现了承诺。就在出任总理的第一次新闻发布会上,他曾在回答凤凰卫视记者吴小莉的提问时,有过“不管前面是地雷阵还是万丈深渊,我都将一往无前,义无反顾,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慷慨之言,当时感动全国,人们均以为总理之言是针对改革拓进之艰难而言的,如今思之,却恍然有新的感悟,其实,彼时的决策人也对改革的前途充满了巨大的莫测感。在三十年的企业变革史上,朱镕基是继邓小平之后最具影响力的政治人物之一,如果说邓以开放的胸襟决定了中国变革的方向,那么,朱则完成了路径的选择。在今后十年乃至更长的时期,中国企业一直行走在他设定好的变革逻辑中。

就在他做完政府工作报告的第二天,《南方周末》以整整24版的篇幅出版了朱镕基专辑,向人们描述了一个尽职、强势、充满了忧患意识、有时竟还显得有点悲情无奈的中国总理。朱镕基在任内巡视各地时,一向秉持“不题词、不剪彩、不受礼”的三不原则,实在推托不过,就只写“朱镕基”三字而已。他仅有的几次“破戒”,均可见斯人内心的忧虑。

1998年10月7日,出任总理不久的朱镕基去中央电视台视察,在当时国内最尖锐和最具影响力的《焦点访谈》栏目组,他题字“舆论监督、群众喉舌、政府镜鉴、改革尖兵。”并称“我也接受你们的监督。”、“这四句话不是临时想出来的,是昨天晚上想了一个晚上的,以至于血压都升高了。”

2001年4月16日,朱镕基视察上海国家会计学院时,为该校题写校训“不做假账”。同年10月29日,视察北京国家会计学院再题字“诚信为本,操守为重,遵循准则,不做假账”。他要求学院去做一个调查:“我最关心的是这些学员做不做假账,你可以对学员做一个不记名的调查,发一个卷子,让他打勾:一个是严重做假账的;一个是稍微做点假账的;一个是不做假账的。你做一个调查看看,得出一个百分比。调查要确实不记名。”

2002年5月,朱镕基在杭州参观新修复的清末“红顶商人”胡雪岩故居,一路行走,一路感慨,出乎地方官员意外,他主动要求题字曰:“胡雪岩故居,见雕梁砖刻,重楼叠嶂。极江南园林之妙,尽吴越文化之巧。富埒王侯,财倾半壁。古云,富不过三代,以红顶商人之老谋深算,竟不过十载。骄奢淫靡,忘乎所以,有以致之,可不戒乎。”

就在朱镕基卸任之际,中国社会和宏观经济突然遭到一场十分意外的严峻考验。

3月6日,也就是朱镕基做政府工作报告的第二天,北京市接报第一例非典病例,一个叫SARS的“幽灵”侵入中国。这是一种传染性很强、可能导致猝然死亡的严重急性肺炎,更可怕的是,它的病原尚未确定,所以被称为“非典型肺炎”。【世界卫生组织当时称其为严重急性呼吸综合征(Severe Acute Respiratory Syndrome),简称“SARS”。2002年11月16日,广东佛山发现第一起SARS病例。2003年2月3日至14日广东发病进入高峰。】它飞速蔓延,从广东到香港再到北京、上海,几乎每天都有死亡的病例出现,到4月28日,仅北京市就确诊病例1199人,疑似病例1275人,死亡59人,卫生部长张文康和北京市委副书记孟学农因防治不力被免职。一时间,抗击“非典”成为举国上下的头等大事,因为这种病毒的传染性非常强,所以一旦发现一个疑似病例,当即就要进行大面积的整体隔离。2003年的上半年,全中国正常的生活和商业活动被全部打乱,每一家企业都在惊恐中渡过一个又一个难熬的日子。与非典的作战一直到6月24日才总算告一段落,这一天,世界卫生组织宣布解除对北京的旅游警告,在王府井百货大楼门前,一位售货员高兴地贴出一张庆祝标语,上面只有四个字:“中国真牛”。

真正“牛”的事情还正在发生中。让世界非常吃惊的是,尽管遭遇如此猝不及防的灾难,2003年度的中国经济成长竟然没有受到太大的影响,从数据上看,前两个季度的经济受疫情冲击,增长速度下滑到6.7%,而到第三季度很快就实现了强劲的反弹,到年底,GDP的增长率达到9·1%,不仅高于前一年,甚至是“1997年以来增长最快的年份”。旅游、航空、餐饮及文化娱乐等服务业受到了一定的影响,然而,药品、食品、纺织、电信等产业则得到了意外的商机。今年,国内生产总值迈上了11万亿元的台阶,人均GDP超过了1000美元,财政收入突破2万亿元,中国仍然是世界上经济增长最快的国家之一。英国《金融时报》的首席经济评论员马丁·沃尔夫对中国的这种强大后劲表达了颇为吃惊的敬意,他在年终的专栏中引用了拿破仑那句200年前的名言“中国是一只沉睡的雄狮,一旦它醒来,整个世界都会为之颤抖。”,紧接着他写道:“不久前,世界还是轻轻松松,不在意拿破仑的上述警告。但现在,中国正在震撼世界。”

沃尔夫惊讶的是,中国经济的不可遏制的成长态势到底是靠什么支撑着的?答案来自于两个方面,一是“中国制造”的外贸强劲拉动,二是以房地产为龙头的内需市场的旺盛。

中国的外向型企业继续扮演成长的主力角色,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专家发现,全国的进出口总额占GDP总量的比重已经超过50%,这说明外需在经济增长中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美国杜克大学高柏教授对中国与日本的外向型经济模式进行了对比,他发现,在与国际市场接轨方面,日本模式坚决发展本国的品牌,而中国模式则完全是为全球价值链服务。在技术创新方面,中国更多地依靠引进外资带来的生产技术,日本注重的则是以独立的知识产权为主的研发发明。在GDP对贸易的依赖程度上,日本在最高的时候也没有超过30%,而中国在2004年就已经超过了65%,在能源利用方面,日本一直是全球的节能楷模,而中国在2004年却使用了当年世界三分之一的钢铁与水泥,创造了大约相当于6%的世界GDP总值。

他因此认为,中国模式在外部条件发生重大变时的生存能力肯定要比日本弱。高柏没有考虑到的一个要素是,跟日本相比,中国有庞大的内需潜在市场,它可能成为危机爆发时,中国产品的一个巨大的缓冲地带。】根据美国科尔尼企业咨询公司的统计,“中国制造”正在世界大行其道,从LG到三菱,从GE到东芝,从西门子到伊莱克斯,从飞利浦到惠而浦,从诺基亚到摩托罗拉,从戴尔到IBM,从迪斯尼到Mattel,从耐克到GAP····当今世界几乎所有的名牌都有在中国生产的产品。科尔尼的数据显示,“中国制造”已在集装箱、家电、电子玩具等领域的上百个产品市场以第一的份额傲视全球,其中,集装箱为90%、DVD播放机为80%、玩具为75%、礼品为70%、体育用品为65%,自行车为60%、微波炉为50%,彩电和冰箱都为30%。它因而断定说,“中国制造”将迅速取代“日美制造”、“欧洲制造”而成为新世纪制造业的代名词。

在外贸无比热闹的同时,国内市场的房地产热浪则成为拉动内需的第一动力。自1998年房产政策解冻之后,市场回暖渐成必然之势,首先呈热的是私人资本最为雄厚的浙江及珠三角地区,继而蔓延到上海。房产成为投资的新热点,今年,一个很古怪的名词突然暴热媒体――“温州炒房团”。从年初开始,沿海一些城市的新开发楼盘里,出现了一群又一群的温州人,他们举着“温州购房团”的小木牌,像买菜一样地买进中意的房子。9月23日,上海的《东方早报》刊文《温州千亿民资全国炒楼》,记者称“10万温州人在全国各地炒楼,动用民间资金约1000亿元。温州约有8万多人在全国购置房产,其中至少90%以上是炒楼。保守预计,炒楼群体在7万人以上,以企业白领、政府官员家属及公司负责人为主……温州全民在炒房。按照回报率15%计算,1000亿元投资客可净产出150亿元,这比任何一个产业都要赚钱,可谓‘温州第一产业’。”据称,炒房团还把全国房产市场全成四级。

一级市场是北京、上海、深圳、杭州等,房价5500元/平方米以上;二级市场为东部沿海地区,如大连、烟台、南京、苏州、福州等房价4000至5500元/平方米;三级市场为东西部结合地带的省城,或西部经济发达城市。如呼和浩特、武汉、芜湖、长沙、合肥、南昌、乌鲁木齐等,房价2500至4000元/平方米;四级城市为位置比较特殊的省会周边城市,如广西桂林、安徽黄山等一些地级城市,房价1000至2500元/平方米。

在温州的炒房大军中,除了握有游资的小商人外,也不乏成名人物,因“胆大包天”而闻名的王均瑶是第一个转战地产的企业家,2002年初,他出手3.5亿元买进上海商业繁华地段徐家汇一带的一幢总面积为8万平方米的“烂尾楼”,稍事装修后在今年转手出售,竟进帐10.5亿元,地产暴利让人咋舌。上海“烂尾楼”形成于1997年前后。上世纪90年代初,浦东开发启动后,引发了一轮房产投资热,然而到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后,沪上房市迅速低迷,形成了一批建而未成的“烂尾楼”,到2003年,上海尚有烂尾楼130多处,项目总规模近500万平方米,它们大都成为先觉的浙江商人及香港商人的囊中宝物。“炒房团”现象被曝光后,国内舆论褒贬一时,温州人对商业变幻的敏感与快速反应实在令人赞叹,同时,也有人炮轰“炒房团”是各地房价日涨的“罪魁祸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