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年1月，宋朝弟用他的量子思维好好地“跳跃”了一回。他突然开始叫卖一本《学习的革命》的外版书，他宣布：“学习的时代到了!我们下决心要让全中国有1000万人去读《学习的革命》，让1000万人认识到自己在观念和方法上有问题！”科利华宣布将在100天里滚动式投入1个亿大做广告。为此他还请出著名导演谢晋在中央台上当代言人，请复旦大学校长、科学家谢希德作序推介。这种近乎疯狂的卖书大运动，在当时几乎没有人看得懂，它如一股澎湃而至的舆论热潮不由分说地把科利华和宋朝弟推到了新闻的聚光灯下。事后证明，在举国皆狂的同时，发动者宋朝弟可能是最清醒的一个，因为在卖书的同时，他完成了两大商业任务。
其一是顺着“学习”的热浪，他把科利华的学习软件和校长办公系统卖到了全中国的小学、中学和大学。其二则更为隐秘，在推广《学习的革命》之前，科利华已对上海股市上一个“垃圾股”阿城钢铁不断吸筹（股票代码600799），随着《学习的革命》的狂炒以及中央台广告的投放，有关科利华即将收购阿城钢铁的消息则在股市上喧嚣尘上，该股票连拉涨停，股价在40日内足足涨了三倍。宋朝弟在投机性极强的中国股市上一击得手。他日后得意地向媒体承认，“卖《学习的革命》就是收购战略中的关键一步棋。”2000年，在《福布斯》中国大陆50名富豪中，宋朝弟名列第十，IT界第一名。
尽管智商颇高的刘、宋两人的空手游戏已经玩得很是漂亮，不过，跟年纪相近的绍兴农家子弟宋如华相比，他们实在还算不上1999年最大的“高科技玩家”。
宋如华1962年出生在浙江绍兴县的一个小山村，家境贫寒，7岁丧母，考上大学之前还没有看到过飞机的模样。在大学读书的时候，他给自己定过一个“八不原则”：“一不出国，二不经商，三不抽烟，四不喝酒，五不唱歌，六不跳舞，七不看电影，八不逛公园”，就凭着一股苦读劲，他以优异成绩毕业后留校任教，因教学认真，他被破格晋升为副教授，并被授予全校惟一的“机电部青年教书育人特等奖”。1992年，受南巡热浪感召，宋如华下海创办托普电子科技发展公司，托普的英文是TOP，“顶峰，顶尖、卓越”的意思，宋如华对同伴说，“我们要做就做最顶尖的，我们的目标是比尔·盖茨”。
刚开始经商的时候，宋如华曾经踩着三轮车在成都城里四处倒卖电脑，所以他后来自豪地说，“我是全中国唯一踩过三轮车的大学教授”。四年后，他靠出售税务软件赚了不少钱，1996年秋天，他参加了科技部组织的印度考察团，在“南亚硅谷”班加罗尔，他看到了大批软件公司的集群和崛起，回国后，他对同事们说，“我们要搞一个西部软件园”。
他先是跑到成都附近的郫县红光镇，此地在“大跃进”时闻名全国，是四川省第一个“亩产超千斤”的“放卫星公社”，1958年3月16日，毛泽东曾亲自视察，一时成为全国学习的典型。1997年3月，宋如华在这里选中了一片100亩大小的菜花田，树起一块“西部软件园”的大木牌子，就这样，在将近四十年后，“绍兴师爷”宋如华在红光镇又放出一颗“大卫星”。恐怕连宋如华自己也没有想到，他的这颗“卫星”居然有如此的光芒耀眼。就在托普开了一个小型的新闻发布会后，热烈的掌声就从四面八方汹涌而来。
当时，全国各省市正掀起一个信息化建设的高潮，年初，四川省将信息产业列为重点发展的“第一产业”，然而各市县却罕有拿得出手的项目。宋如华的“西部软件园”甫一宣布，顿时就让人眼睛一亮――软件公司的集群、产业化的发展理念、“西部”概念的提升――哪里去找一个更让人兴奋的宏伟概念吗？地方政府一下子就掂量出了其中的“政绩气息”，不支持托普就简直是跟自己过不去。而中央的部委也表现出前所未有的热情，在经济发展整体滞后、一向不被重视的西部地区突然冒出一个“信息产业集约发展的典型”，哪有不扶持的道理。就在宋如华把木牌树在菜花田里的两个月后，西部软件园就被列入全国四大“首批国家级火炬计划软件产业基地”之一。
几乎是在一夜之间，托普成为中国西部最响亮的高科技企业，各项扶持政策、税收优惠和社会荣誉接踵而至。一个尚在空中的“西部软件园”让宋如华酩醐灌顶，他突然发现，中国商业的游戏规则实在是非常的神奇，有时候，你辛辛苦苦做好一个产品，不如在某个夜晚喊出一个新概念，财富的聚与散往往随着大势的摇摆而动。他意识到，财富钟摆已经摇到了自己的面前，此时不及时伸手，将遗恨终生。他对同伴们引用美国管理学家吉姆·科林斯的全球畅销书《追求卓越》中的一句话说，“如果你不相信我们正在开启大时代，你一定是个白痴。”为了支持托普，四川省省长亲自牵线，把一家上市不久便陷入困境的上市公司――四川自贡市长征机床股份股份有限公司――当作“壳资源”送给了宋如华，跟当时很多国有上市公司一样，川长征在1995年上市后，仅一年多后就报亏损，每股权益从上市时的0.26元降为0.01元。
宋如华把收购川长征，演成了一出高潮迭起、充满了血腥气息的资本大戏。它被认定为中国民营科技企业“借壳上市”第一例，赫然是一个足金百分百的炒作题材。宋如华更不断抛出新概念，一会儿是“托普将进入国家100强企业之列、成为中国三大软件研发基地之一”，一会儿又宣布将把川长征做成“中国信息产业第一股”。于是，在股市庄家和传媒的推波助澜下，一家奄奄一息的机床工厂顿时披上一件金光灿烂的“高科技外衣”，让人不可逼视。与此同时，宋如华适时地组建了证券部，它被设在托普公司总部的顶楼，一般员工均不得进入，就在他的翻云覆雨之下，股价一日三涨，扶摇直上，在宣布收购的1997年12月，川长征的股价为每股6元上下，到第二年的4月13日，股价已创下24·58元的历史新高，涨幅达400％，市盈率近1900倍。宋如华在高层会上得意地宣布，“我们今年赚了2个亿”。这个早年纯朴好学的青年教授也自此彻底转型，从实业家变成了资本大玩家。
也就是在1999年，宋如华决定借着西部软件园的轰动性效应，把软件园模式“复制”到全中国去。他的方式是那么的强势而让人难以拒绝：与地方政府洽谈，宣称将投入1亿元以上的资金，在当地建设一个宏大的软件园，承诺在若干年内引进上百家软件公司，使之成为该省或该地区最大的高科技园区。8月，托普宣布投资1亿元，在鞍山修建东北软件园；仅一个月后，宋如华在自己的家乡浙江省绍兴市落下第二枚棋子，以后，江苏常州、南京、无锡，浙江嘉兴、金华、台州、山东威海以及上海南汇等等，一个接一个的托普软件园相继开建。每在一地，当地政府最高首长必莅临开园仪式，众多媒体热烈报道，托普俨然成为点燃各地高科技产业热情的“火神”。到2002年前后，托普在全国数十个省市开建了27个软件园，平均不到两个月新建一个，占用土地超过1.2万亩。宋如华靠一个“软件园概念”，竟成为企业界最大的“IT地主”。
此刻的宋如华早已沉迷在资本游戏中而不能自拔，在他看来，商业其实是一个供人任意玩弄的“金钱木偶剧”。还是在1999年，向来对新事物颇为好奇的宋如华发现互联网热浪正席卷而来，他自然不该旁观。年初，他以12万美元的代价买到了www.chinese.com的域名。很显然，这是一个TOP级的域名，谁都掂量得出其中潜藏着的商业可能性。很快，托普宣布投资6亿元建设面向全球华人的“炎黄在线”。宋如华狠砸广告，一时间，全国的各类报纸上都刊出了炎黄在线的“红色风暴”，广告词只有很醒目的一句：“让我们一起搞大。”
其实，宋如华始终没有搞明白，炎黄在线到底该“搞大”什么，网站一开始被定位为“横跨全世界五大洲的华人聚集社区”，接着转型为“全球华人商业网站”，然后又宣告将成为“零售行业的解决方案专家”。就在热闹的概念炒作下，宋如华又悄然找到了一个“壳资源”，它是江苏省常州市一家叫金狮股份的自行车制造工厂，企业上市两年后效益急剧滑坡，购并之前，宋如华一行到工厂考察，看到是齐腰高的荒草，一派破败景象，随行人员开玩笑地说，“今后的金狮股份会有两高，一是股价高，一是茅草高。”果如其言，2000年9月，托普集团成为金狮股份的第一大股东，股票随之更名为“炎黄在线”，成为中国股市上第一家以网站名称命名的上市公司，股价由此持续攀升，从最初的不到10元一直涨至33.18元的高位。在互联网领域中失去的巨额广告费和商业自尊，宋如华从资本市场上一把抢了回来。【刘波、宋朝弟和宋如华三人均以流亡结束了他们在中国的商业传奇。2003年9月，因实业巨亏和涉嫌金融诈骗，刘波逃亡日本，身后留下40亿元的贷款包袱和满天的谩骂追讨声。宋朝弟收购阿城钢铁后，无力拯救而陷入泥潭，2003年8月，科利华爆出公司拖欠员工的丑闻，公司总部员工星散，宋朝弟不知所终，2005年12月，科利华退市，主业营收为零。宋如华的托普集团曾膨胀到150家子公司，集团总资产号称100亿元，2002年，媒体曝光托普的软件园均为空壳，有的培训中心被承包成了旅馆，园里的小河段做了鱼塘。2004年3月，宋如华以2元的价格出让所持托普股份，仓皇出走美国。】
以上三人均以高学历青年才俊的身份亮相商界，其清新丰采自然与先前草莽出身的乡镇企业家们颇有不同。而且，他们都以“儒商”自居，风流倜傥，让人寄托无穷期盼。然而，在一个放纵的资本游戏中他们相继的沉沦了，他们遵奉的信仰似乎来自早年美国华尔街的两句名言――“把自己变成野兽，也就摆脱了做人的痛苦。”、“成功是一种了不起的除臭剂，它能带走所有你过去的味道”，其各自的行径或误于“乌托邦”或迹近欺世，在商业伎俩上则表现得鲜廉寡耻和毫无商业道德底线。
及其事迹败落，在公众舆论层面造成了不小的混乱，有人甚至用“企业家＝知识分子+流氓”这样的公式来为这些企业家“定型”。【在过去三十年的中国企业家群体中，有三个很独特而耐人寻味的人文情结，一个是“毛泽东情结”，一个是“红顶商人”情结，还有一个便是“儒商情结”。这些情结的弥漫，一方面诱发了公众对企业家群体不切实际的期望，另一方面也让企业家自身陷入了自恋式的道德迷圈之中。一个很突出的现象是，凡是“儒商”涌现最多的地方，往往是那些最热门灰色、最有暴利倾向的行业，《中国经营报》的记者曾发现了一个秘密：中国的地产巨头几乎都自诩是儒商，而京城地产界更是“理念人人有，儒商遍地走”。】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约瑟夫·斯蒂格利茨在《喧嚣的九十年代》一书中曾经讲过一句意味深长的话，他说，“毁灭的种子是什么？第一个就是繁荣自身。”此言几乎应验于所有的商业领域。发生在1999年中国股市的所有“非理性繁荣”，都将在日后一一得到报应，然而在当时，人们对此毫无所知。在那一年，与股市狂飙互为呼应的是另一个同样具有泡沫特征的互联网经济的兴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