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管理激荡三十年(下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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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0章 ·1999年:庄家“恶之花” (2)

在外界看来,这种重组似乎非常的宏大而迷人,以湘火炬为例,这家企业原本只是一家生产“火花塞”的老企业,唐万新提出“大汽配”战略,他先是收购了美国最大刹车系统进口商MAT公司及其9家在华合资企业75%的股权,从而获得了美国汽车零部件进口市场的一定份额,然后控股陕西一家汽车齿轮企业,成为该专业的国内龙头企业,紧接着湘火炬接连发布公告,与东风汽车、陕汽集团、重汽集团等发生各种重组、合资行动,到2004年,湘火炬拥有50多家子公司,成为中国齿轮、火花塞、军用越野车三个行业的最大规模企业,同时还是空调压缩机第二大生产厂家、汽车刹车系统的最大出口商等等。新疆屯河原本是新疆建设兵团旗下的水泥工厂,唐万新将之向“红色产业”转型,先后收购和新建了9家番茄酱加工厂,一度成为全球第二大番茄酱生产商之一。沈阳合金原本是一家镍合金专业制造企业,每年只有4000多万的销售收入,德隆入主后,连续收购了苏州、上海、陕西等地的多家电动工具制造企业,使之成为全国最大的专业生产商和出口商。唐万新对自己的整合理念自视极高,认为是“天下第一”的企业战略。一些经济学家也颇为激赏,与唐家兄弟有过密切交往的经济学家钟朋荣便认为,“到目前为止,中国的民营企业家还很少有人能做到他们这样的高度”。

德隆要完成这系列的购并,需要大量的资金,钱从哪里来?那就要靠坐庄炒作。德隆的坐庄技巧其实非常的简捷,唐万新通过不断地释放利好消息和整合重组概念,将股价一步一步地高抬,然后从中倒货牟利。从1996年起,德隆旗下的“三驾马车”就撒开双蹄,股价日日上涨,到今年的“5·19行情”来临,德隆系更是“好风凭借力,送尔上青云”,在中国股市上一路狂奔,创下让千万股民瞠目结舌的飚涨记录。到2001年3月,人们看到的事实是:湘火炬经过三次转配股,1股变成4·7股,经复权后计算,每股股价从7·6元涨到85元,涨幅1100%;合金股份经过四次转配股,复权后的股价从每股12元涨到186元,涨幅1500%;新疆屯河也经数此送配股,复权后的股价为每股127元,涨幅1100%。一个庄家控制的三只股票,五年之内全数狂涨10倍以上,举国顾盼,再无一人,德隆因此闯下“天下第一庄”的显赫名号,在相当长的时间里,“股不在优,有德则名,价不畏高,有隆就灵”,几乎成了中国股民想要赚钱的不二法门。根据精通财务分析的香港教授郎咸平的计算,到2001年3月,德隆庄家从这种坐庄活动中总计获利52亿元。

唐氏战略在商业逻辑上最大的漏洞是,传统产业的盈利能力并不可能在短期内爆发,其对金融板块的反哺能力十分弱小,在效益最好的年份,“三驾马车”的净利润之和也不过2.4亿元,远远算不上是“效益奇迹”。因此,实业整合出现的绩效并不能够支持金融扩张所需要的资本流量。而为了让德隆系的股价维持在一个高位上,唐万新不得不另外去构筑一个昂贵而隐秘的融资平台。

一方面,他不断在资本市场上发布让人眼花缭乱的并购公告、夸大实业整合的绩效,以此为稳定和抬高股价的炒作手段,另一方面,德隆创办和控制了多家信托金融机构,同时在银行、证券、金融租赁、保险、基金等多个领域、通过种种合法或非法的方式开展委托理财业务,日后的调查表明,德隆通过这些手段共融资250亿元。这种灰色及不规范的运作模式,让德隆渐渐衍变成了一头规模惊人而无比危险的金融怪兽。根据计算,德隆每年用于维持高股价的费用需10亿元,用于融资支付的利息需30亿元,也就是说,起码有40亿元的资金才能保证德隆系的年度正常运作。这是一个让人不寒而栗的数字,其融资成本之高,让这个游戏从一开始就注定了惨败的命运。

为了找资金,德隆几乎已经到了竭尽全力的地步。在唐万新的部署下,德隆将全国年销售收入在5000万元以上的企业18732家作为重点客户,按地域分配给旗下众多的证券金融机构,以地毯搜索的方式进行开发。当某企业需要一种综合金融服务时,与德隆有业务代理或股权纽带关系的银行、信托公司、证券公司、租赁公司、保险公司就会分别找上门去,以不同金融机构的名义却又是协作的方式展开服务。它们以委托理财的名义跟企业签订合同,这种合同都有两份,一份是供监管部门检查时用的,一份“补充合同”则注明德隆承诺的保底收益,它是保密的。一般而言,德隆提供的保底收益为3――12%,后来随着资金链的紧张,最高时上涨到了18%。为了“工作便利”,德隆还专门设计了一本《金融产品手册》,它是活页式的,“需要用到哪家金融公司出面,对方需要哪种金融服务,我们都可以随时替换。”

就这样,唐万新走上了一条无比凶险的不归路。这是一个勇猛的赌徒,孔子所谓的“暴虎冯河,死而无悔”就是指这样的人,他有一句自创的格言是“但凡拿我们的生命去赌的,一定是最精彩的。”他别无爱好,只喜打猎,经常开着一辆丰田越野车,游猎新疆各地,据说越是凶猛的猎物当前,越是莫名兴奋,他在新疆裕民县有一个农庄,会议室里挂了一块大匾,上书四字曰:“惟我独尊”。

德隆的那些“真实的谎言”要到五年后才会破灭,在1999年的股市狂热中,它显得是那么的光芒照人。8月,德隆宣布以1000万美元购进前苏联太平洋舰队的旗舰、不久前退役的明斯克号航空母舰,把它拉到广州进行封闭式大规模修整与改造。它被停泊在深圳大鹏湾的沙头角,成为了世界上第一座以航母为主体的主题公园。这条新闻轰动一时,也是从此以后,德隆以中国民营企业的“航空母舰”自居,它宣布将在五年内“成为一家世界性的大公司,进入全球500强。”

在中国资本市场上,庄家这朵“恶之花”是一个制度性的产物。

首先,那些素质赢弱、因“解困”而上市的国有企业是庄家得以存活的第一要素,这些企业上市不久便再度陷入困境,因此沦为“壳资源”――“砧板上的肉”,其次,非流通股的存在让庄家们能够以非常低廉和灰色的手段轻易控制那些企业,再者,监管机制的不成熟更是让所有无法无天的炒作手法满天乱飞。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中国股市最流行的名词是“题材”,你只要敢于想象、胆大妄为,就可能成就一番“事业”。在这样的一个放纵的年代,金钱的诱惑以及资本的放大效应,让无数人心甘情愿地放弃所有的准则,中国股市因此成为最没有道德底线的野蛮地带。根据斯坦福大学刘遵义教授的研究,1999年和2000年前后,中国股市的股票年换手率达到400%平均持股时间仅为3个月左右,而同期,美国纽约证券交易所为86%,平均持股时间1.2年,新加坡证券交易所为30.2%,平均持股时间达3年。资本市场投机色彩的浓重直接造成上市公司行为的扭曲,使中国股市的融资功能极度萎缩,基本上丧失了实业型公司借此壮大的可能性。

在1999年的股市,还活跃着几个知识分子出身的、天性无比聪慧的青年庄家,他们所表现出来的“动物凶猛”让人难忘。

在今年的股市上,号称“中国第一文化概念股”的诚成文化的股价扶摇直上,它的当家人是有“神童”之誉的刘波。1964年出生的刘波早慧,14岁就考入武汉大学中文系。四年后,进入湖南中医研究院拿到了硕士文凭,后又考上北大哲学系的博士生,师从著名文化大师季羡林学习东方哲学。之后,他便长袖翻腾,开始了自己的儒商生涯。刘波平日好穿对襟青布衫,“能穿布鞋的时候决不穿皮鞋”,他的总裁办公室满架皆书,一室斯文。他还在北京长期包租了一幢据说是东北军阀张作霖旧宅的四合院,在这里,常常夜宴宾客长欢达旦,大有名士风范。在很多报章上,他都被视为“新儒商”的标板人物。

刘波的第一桶金就与文化有关。他策划和出版了123册的《传世藏书》。这套书由他的导师、国学大匠季羡林主编,据称该书共30000多卷,计2.76亿字,累计厚度为十余米,“它汇集了国内外上千名资深专家学者,历时6年才完成。”刘波开办诚成文化公司,据说一共印了一万套,市场售价高达每套6.8万元,这一下子为诚成公司增出了数亿元的“资产评估值”。刘波还把《传世藏书》的“发行代售费”转给了建设银行,由订书者到建行交款,并由平安保险、太平洋保险作担保。由此一转,即便该书没有卖出一套,都有银行替他买了单,而诚成文化的帐面利润则十分可观。就这样,靠《传世藏书》这个“镇山之宝”,诚成文化在股市上自我炒作,十分风光。

1999年12月,在股市行情大好的背景下,它发出了三个“重大的投资重组”公告:一是画了一个金光四射的“大饼”,诚成与湖南大学共同组建“岳麓书院文化教育产业(集团)有限公司”,投资建设“千年学府论坛”、“出版发行中心”、“学生公寓城”、“湖南大学实验学校”等项目,据称,这些项目建成后,诚成文化将成为中国最大的教育投资公司。二是玩弄了一把电子商务的新概念,它宣布成立北京人文时空网络公司,由传统的图书出版社转入新兴的网络产业,宣布要建成“全球最大的华人网上书店”,成为中国的亚马逊。【从事网络图书业务的亚马逊公司是当时美国最受资本追捧的网站,35岁的贝佐斯被选为1999年《时代》周刊的年度风云人物,为史上第四年轻的当选人】三是“自倒自买”,平空造出数千万元利润,诚成文化宣布以旗下一家全资子公司“长印文化娱乐公司”的股权与第一大股东海南诚成企业集团有限公司的《传世藏书》进行资产置换,由此形成5600万元的“投资收益”。刘波的这种“画饼造利润”的做法实在太过露骨,引起业界的嘲讽和抨击,但是这并不妨碍诚成文化的股价一再涨停。

跟刘波惊人相似的是,比他大三岁的宋朝弟也是靠一本书打出天下的。宋朝弟同样是一个苦读出身的高材生,他本科读的是中国科技大学现代物理系,研究生考进了著名的清华大学激光物理专业,1991年,宋朝弟创办科利华电脑有限公司。在清华大学西门外的一隅专做教育软件,同年推出“CSC校长办公系统”。宋朝弟天资聪慧,专业能力强,他是第一个用卖保健品的方式来卖软件的人,1994年科利华在北京军事博物馆举行万人测试活动轰动一时,宋朝弟因此被评为94年“中国计算机产业十大风云人物”。1997年1月,科利华被美国《商业周刊》誉为中国软件市场的“决定性力量”之一。学物理出身的宋朝弟自诩是“科技知识分子出身的新儒商”,他提出了“量子理论”和“大跃进理论”,这两个理论认为,任何市场都不是一步一步开拓的,而是可以跳跃的。“信息时代,不能再局限于牛顿力学的思维模式——因为A,所以B,应当学会用量子思维去创造奇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