姓名：忽必烈
谥号：圣德神功文武皇帝
庙号：世祖
生卒：公元1215年-1294年
在位：公元1260年-1294年
享年：79岁
安葬地：起辇谷
皇后：察必
最擅长：征战
最得意：打出了中国历史上最大的版图
最失意：晚年侵略邻国多失败
最痛心：早年被蒙哥收回兵权
最不幸：被世人误解为奢豪无度的贪君
名言：使百姓安业力农，蒙古人未之知也
元朝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很特别的王朝，这是因为现今中华民族的辽阔幅员正是在那时开创的。朱元璋也罢，皇太极也罢，都只是继承了元的江山而已。不过，关于元帝国的缔造者，史界一直颇有争议。由于元帝国是在成吉思汗大蒙古国的基础上创建的，所以很多人习惯上把元帝国的缔造归功于成吉思汗，认为成吉思汗才是元朝的开国皇帝。实际上，成吉思汗的大蒙古国和忽必烈建立的大元帝国虽有一脉相承的关系，但把建立大元垂统这一功劳完全记在成吉思汗的名下是不对的。
蒙古族是中国一个少数民族。史书记载，成吉思汗于公元1206年统一大漠建立“蒙古汗国”，接着征服了直至欧洲、波斯的广大地域，此时在中国的版图上，除南宋之外，还有西夏、金、大理等国存在。也就是说，直至忽必烈建立元朝之前，大中华还不存在，真正统一中国的并非秦皇汉武、唐宗宋祖，也非成吉思汗，而是忽必烈。
元世祖忽必烈建立了元朝，是一个不输于成吉思汗的杰出帝王。他尚武喜文，是一位卓越的军事家、政治家，也是中华民族历史上最开放的帝王。他不仅统一了全国，结束了自唐朝以来中国长期分裂、割据的政治局面，奠定了元、明、清三代600多年国家的长期统一，而且打出了中国历史上最大的版图，在中国历史上具有深远的意义和影响。但为了宣扬威名，忽必烈晚年穷兵黩武，不断出兵征伐周边四邻国家，给人民带来了沉重负担，也激起了人民的反抗情绪。
汗位之争长兄即位
蒙古族是我国西北强悍的少数民族之一，长期过着游牧生活。到了公元11世纪末，蒙古贵族铁木真的力量逐渐强大起来。在公元1206年统一了大漠南北，建立了军事奴隶政权，开始了大规模的对外扩张，形成了空前庞大的蒙古大帝国。
宋理宗宝庆三年（公元1227年），一代天骄成吉思汗铁木真在出征西夏时病逝。他给后嗣们留下了一个横亘亚洲北部，有待于继续向南、向西扩张的蓝图。
成吉思汗的正妻孛儿帖生有四个儿子，成吉思汗曾把占领的地区分封给他们为世袭封地。长子术赤得巴尔喀什湖以西至乌拉尔山脉；次子察合台得阿姆河以东、新疆以西之地，多为原花刺子模占据之地；三子窝阔台封地中心在新疆额敏河流域；四子拖雷则按蒙古旧俗，继承克鲁伦河、鄂嫩河之蒙古本部。
关于大汗的继承权问题，成吉思汗生前久费踌躇、难以决断。把汗位传给拖雷，自然是顺理成章的事，但拖雷承继的土地、军队已够他操心；术赤与察合台素有芥蒂（在议及汗位继承人时，察合台曾当着成吉思汗的面，辱骂术赤是杂种——孛儿帖曾被蔑儿乞人俘虏，配与部人为妻。后在营救归来的路上生下术赤），选择其中的任何一个都不利于统治。成吉思汗决定立窝阔台为汗位继承人，同时也明确宣布：“至于我的牧地与营帐，及我所集聚的财货、军队，则全属拖雷。”
但依蒙古习俗，被前任大汗指定的继位者只有在忽里勒台（贵族聚会）上经过选举，才能正式即位。由于各方矛盾纠葛，忽里勒台迟迟未能召开。由于拖雷的才德在诸兄弟中鹤立鸡群，所以在成吉思汗死后的两年，大蒙古国事实上由拖雷暂时监国。
直到公元1229年秋，诸王贵族在克鲁伦河举行大会（忽里勒台），遵照成吉思汗生前意愿，选举窝阔台为大汗（公元1229年-1241年在位）。这次大会还决定继续远征，兵分三路，一支远征波斯，追击逃走的扎阑丁，一支远征俄罗斯，另一支则攻打金国，以完成成吉思汗未竟之业。
随后，窝阔台征服了中亚诸国，并于公元1234年灭了金国。次年窝阔台之子奉命征南宋，窝阔台亲征波兰、匈牙利、俄罗斯，直至德意志。
在西征途中，窝阔台之子贵由与拔都不和，时起冲突。公元1240年，窝阔台下令贵由率军返回蒙古。公元1241年，窝阔台病死，当时贵由尚在途中，于是由窝阔台之后脱列哥那暂摄国政。脱列哥那主张让贵由继承大汗位。这时察合台已死，蒙古诸王中以战功卓着之成吉思汗长孙拔都威望最高。可是拔都因与贵由不和，拒绝参加忽里勒台，致使此会迟迟不能召开。脱列哥那执政长达4年，最后于公元1246年召开忽里勒台，选出贵由为大汗。
关于蒙古大汗位的继承，成吉思汗并未规定明确制度。一方面大汗生前可以指定某一个儿子为继承人，另一方面又保存了须经忽里勒台推选的制度。统治阶级对大汗位的争夺无时不在酝酿之中。贵由只执政两年就死了，谁来担任大汗又起争执。这时成吉思汗的子孙分成两大派系，一派是以拔都为首的术赤系诸王，另一派是拖雷系诸王。拔都战功卓着，拥有钦察草原及俄罗斯之广阔封地。
拖雷因系成吉思汗幼子，一直随侍在侧。成吉思汗死后又得其封地及大帐财产，从大汗十二万兵士独得十万余人，势力强大。拖雷的四个儿子蒙哥、忽必烈、旭烈兀、阿里不哥也都是着名的王公。拔都支持蒙哥在贵由死后继承大汗位，如此则大汗位将转入拖雷系的控制中。但这一意见遭到窝阔台系、察合台系的反对，他们主张大汗位由窝阔台第三子阔阔出的长子失烈门继承，这样就可以把大汗位仍保持在窝阔台系。这一争执拖延好几年，直到1251年，才由拔都定议，召开忽里勒台，选出蒙哥为大汗（公元1251年-1259年在位）。
蒙哥即位后，首先镇压反对自己当选的窝阔台系诸王，把他们谪迁，并处死其下面的贵族70余人，然后进行了一些改革，限制蒙古诸王贵族随意向民间征敛，加强对权力的控制。随即又派遣大军四出侵略。
尊崇汉法重用汉人
忽必烈的母亲唆鲁禾帖尼是一位汉化较深且精明能干的女人。拖雷死后，她统领部众，教养诸子，巧妙地斡旋于诸王矛盾之间，为长子蒙哥夺取汗位而心力交瘁。她还经常把汉族地主知识分子请到和林（蒙古政权中心，今蒙古人民共和国境内）执经问难，探求平治天下之道。深受母亲怜爱，并与母亲形影相随的忽必烈，耳濡目染遂热心于汉文化，倾心于儒术，尤其喜欢访求前代帝王事迹。
由于战乱，有大批的知识分子北去，又加之忽必烈对中原有识之士的征召，在忽必烈的周围渐渐形成了一个汉儒幕僚集团，名儒窦默、姚枢、许衡等都应召入忽必烈府，忽必烈向他们询问为治之道。汉儒的文化教育，使得忽必烈的思想意识朝着不同于同辈皇兄弟的方向发展。
南宋淳佑二年（公元1242年），忽必烈征召僧人刘秉忠。刘秉忠绝非寻常的僧人，史称他遍览群书，尤其精通《易》及邵氏《经世书》，至于天文、地理、律历、三辰六壬遁甲之类，样样皆能，“论天下事如指掌”。于是这个精于阴阳术数，又善于治道的汉僧遂成了忽必烈幕府中最得力的谋士。忽必烈在漠北和林时，刘秉忠就提出了“以马上取天下，不可以马上治”的大问题，并把历代封建统治的经验，灌输给忽必烈。他还进一步论述了旧制度造成的弊害，主张建朝省、立法度、定官制，整饬赋税，采用汉法，对忽必烈思想意识的转变具有极大的影响。同年，另一汉族知识分子怀化（今属山西）人赵璧也奉召来到忽必烈的府下。赵璧曾跟随金末着名文人李微、兰光庭学习，颇通儒术，很受忽必烈的信任。
通过他们的帮助，忽必烈对中国前代王朝的治乱兴衰已颇为了解。例如：当他听说唐太宗为秦王时“广延四方文学之士讲论治道，终致太平”，非常景仰。淳佑四年（公元1244年），他又派赵璧请来金朝末年的状元王鹗。在应对中，王鹗凡“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道，无不陈于前”，听得忽必烈为之耸然动容，神情严峻地说：“我今天虽然不能这样做，难道日后也不能吗？”可见此时忽必烈已有了行“汉法”、成王霸之业的雄心与抱负。
淳佑七年（公元1247年），忽必烈又召见了真定名士张德辉，向他请教为治之道。张德辉向他详细地剖析了辽崩金亡的原委，指出用人对于治国是何等的重要，随即推荐了李治、元好问等20余名当时的名贤硕儒。为了进一步拉拢汉族知识分子，忽必烈还向蒙哥请求，免除了儒生的兵赋徭役。此后，大批的汉族知识分子纷纷拥入忽必烈幕府，着名的有张文谦，他曾进言以良吏治理邢州（今河北邢台），并被忽必烈采纳。
忽必烈不仅自己努力接受、学习汉文化，还要其他蒙古贵族跟着学。他的儿子真金太子从小就跟姚枢、窦默学习《孝经》；后来当上中书左丞的阔阔，原为忽必烈在“潜邸”时的近侍，忽必烈让他拜王鹗为师，学习“治道”。
蒙哥继承汗位后，汗位就由窝阔台系转到了拖雷系。为了把权力确保在拖雷系，蒙哥即位之后即将漠南汉地军国庶事全部委托给忽必烈掌管，即主管蒙古大沙漠以南中原汉族地区的军政大事。
漠南地区包含众多中原汉族地区，富冠蒙古的各个地区，且人口众多，拥有发达的农业和手工业，无论人力还是物力，都使忽必烈获得了一个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源泉。因此忽必烈听到这个消息后，喜形于色，欲摆宴庆贺，足智多谋的姚枢当即劝谏，提醒他要深藏若虚，否则有人从中离间的话，大汗势必会反悔而收回全部大权。并劝忽必烈，只掌兵权，钱粮器杖均由官府供应，如此，则能势顺理安。姚枢的及时建议，让忽必烈为之凛然，忙取消了欢宴之举。
为了更进一步接触汉人儒士，加强对漠南地区的控制，忽必烈把藩府向南移到了桓州。又隔年，蒙哥大封同姓，让忽必烈在河南、陕西中任选一地作为封地。忽必烈根据谋士的意见，挑选了“厥土上上”、“天府陆海”的关中地区。后来，蒙哥又将怀孟地区加赠给忽必烈。这样，忽必烈的势力又得到了进一步的扩大。
治理漠南巧攻大理
忽必烈所面临的漠南地区虽比较富庶，但也绝非遍地珠宝，有很大一片甚至是横遭兵燹破坏、苛政盘剥下的焦土。
蒙古军进入中原之初，采取了赤裸裸的直接抢掠政策。更有甚者，代表大多数蒙古贵族意志的别迭，竟然宣称：“汉人对国家没有什么用处，应该把他们的农田清理一空，以作为牧地。”虽然在耶律楚材的力谏下，这一主张未能实现，但成吉思汗时代，基本上进行的是掠夺性的战争。
窝阔台继位之后，掠夺形式有所改变，他任用耶律楚材进行改革，其宗旨是以中原地区行之已久的赋税办法来代替旧的蒙古贵族杀掠式的和无限制的不时索取，以便保持在汉地的统治。绍定三年（公元1230年）初行税法，小见成效，但由于蒙古贵族的反对，耶律楚材的改革以失败告终。
蒙哥即位前夕，“汉地不治”的情况更为严重，时人许衡认为，由于虐政的压迫，人民困敝至极，眼看就要到聚而为乱的地步了。登基伊始，蒙哥颇有革除积弊之势，但这些措施很快就形同虚设。人们为了逃避债务催逼，纷纷逃亡，使土地大量荒芜。
忽必烈在掌管漠南汉地军国庶事之后，面对“汉地不治”的情况，一方面进一步拉拢汉族人士，一方面为积聚雄厚的物资、军事基础，断然采取了招抚流亡、禁止妄杀、屯田积粮、整顿财政等一系列措施，并任用熟习汉法的宋金官僚、知识分子进行统治，初步扭转了这种局面。
忽必烈封地内的邢州，金朝时8县共有八万多户。在蒙古贵族入侵之后，到忽必烈受封之初，当地民户已急剧地下降到五六百户。忽必烈采用刘秉忠、张文谦的建议，决定以治邢为试点，派脱兀脱、张耕、李简等人去邢州。三人到邢州后，同心协力，洗涤蠹蔽，革除贪暴，务在安民，不到一个月，户口便增加了10倍。忽必烈从治邢的成效中大有感触，更加器重儒士，逐步委以重任。又派杨惟中、史天泽、赵璧等治理河南，使河南经济得到了部分恢复。
在漠南汉地，由于当时典章未备，法制不立，贵族、官吏随便杀人的现象经常发生。宪宗蒙哥的断事官牙剌瓦赤、布智儿等，一天内竟判决28人死刑。其中有一个盗马贼，杖后获释，后因要试刀，又追回来斩了。忽必烈责问布智儿：“凡是死罪必须详细审讯后才能行刑，今天一次就杀了28个人，肯定有不少不是死罪的。至于先杖又斩，这又是哪家的刑法？”为了安定民心，忽必烈屡次禁止诸将妄杀无辜，军士有违令的，杀以示众，致使诸军凛然，再没有人敢违犯命令。
为了筹备进攻南宋的军粮、军费，忽必烈还十分注意屯田。淳佑十二年（公元1252年），忽必烈建议在唐州（今河南唐河）、邓州（今河南邓县）等地屯田，并在邓州设立屯田万户府，屯田范围西起襄、邓，东连清口、桃源。敌至则战，敌退则耕。次年，又在凤翔（今陕西凤翔）屯田，以盐换粮，供应军饷。同年，在京兆（西安）设立交钞提举司，印发纸钞。这样，忽必烈逐渐控制了当时蒙古政权在中原汉地的很大一部分财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