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训慈（1901～1991），字叔谅，是慈溪“三陈”之一（另两人为陈训正、陈布雷）。自七岁起，先后就读于慈溪、宁波、上海等地。民国八年（1919）入南京高等师范（即后来的国立东南大学）历史系，师从著名学者、文化史研究专家柳诒徵，在史学和图书馆学上承柳氏衣钵，得其真传，与缪凤林、张其昀（鄞县人）并称“柳门三杰”。民国十三年（1924）毕业，历任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译所编辑、中学历史教员、浙江图书馆馆长、浙江大学教授等职。民国二十九（1940）因其兄陈布雷先生之招，到重庆、南京政府机关供职。新中国成立后，受聘为浙江省文物管理委员会专任委员兼浙江博物馆图书资料室主任，1981年改任浙江省博物馆顾问，并任浙江省政协一至六届委员、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委员。
陈训慈对于乡邦文献，非常重视。在他任浙江图书馆馆长期间，本着继承民族文化遗产，发扬两浙文献之目的，无论在收藏两浙文献、创办《文澜学报》、举办浙江文献展览会、迁运保护浙图藏书等方面都取得了成功，成为浙图第一个黄金时代。黄金时代的出现与他对浙图的理念和定位有关。他在《浙江文献展览会之旨趣》中写道：“浙江省立图书馆承文澜之旧绪，萃新故之典籍，久为全浙公家藏书之重镇。近年来尽力改进，为东南学术文化之一中心。而自维其保存与阐扬本省文献之职责，对于本省乡贤著作，新旧志乘，以逮书版文物，尤蓄意蒐访，且以余力从事考撰宣导之业。”作为浙图的馆长，不仅关心浙图的建设，而且对全省各地文献收藏机构也颇关注，对天一阁自然亦不例外。他在《晚近浙江省文献概述》一文中，把民国二十二年至民国二十四年（1933～1935）天一阁的重修是作为民国以来浙江省整理表扬本省文献的四件大事之一来加以阐述的。他不仅介绍了天一阁的历史，记述了重修工程的概况，更实事求是地揭示了鄞县文献委员会主天一阁重修之事的目的。他认为：“今文献会诸公之意，盖将以公家之力，筹款修复古物，仍以所有之权保之范氏，而归公管理，以广学者之观览。此与昔年故老主张以阁书归公有之议，途径有异而用意实同。”他是赞同这样的做法的，并进一步指出：“今旧阁已修成，尊经阁亦迁建观成在迩，今后如何妥筹基金，严定规制，如何设管理员，雇工修书，如何重编详目，供众观览，尤在都人士与当代热心文教之士熟图详筹者。”可谓一片热心。
不仅如此。抗战爆发以后，他不仅抢运浙图藏书，还关注天一阁图书的命运，抱着以天下为己任的精神，把它也抢运出来。整个抢运过程是这样的：民国二十六年，即1937年芦沟桥事变后，不久日军又发动“八一三”战事，杭州、宁波危在旦夕，且都在日军飞机轰炸圈内。甬上地方人士恐天一阁古书遭受损失，于八月十七日将阁藏部分精品分装三箱移藏月湖碧沚范钦祠中。后因祠旁设立防守司令部，更觉危险，于九月三十一日移至鄞西茅草漕范大冲墓庄。至民国二十八年（1939）一月二十八日又将天一阁所藏明代抄本、刻本分装九箱藏于鄞南茅山范钦墓庄。由于时局日益紧张，经陈训慈多方奔走，设法筹款，并终获教育部支持，由教育部于四月九日下令浙图藏书与天一阁藏书共同移藏浙江龙泉山中，具体由陈训慈负责指挥。于是浙江图书馆及鄞县文献会各派员会同天一阁后人范召南把鄞西、鄞南所藏的十二箱古书及《古今图书集成》十一箱运至龙泉县一个偏僻的小山村——石达石，并由范召南管理。抗战胜利后，浙江图书馆于将藏书运回杭州，天一阁藏书也运至杭州暂存。民国三十五年（1946）十二月，天一阁移藏龙泉之藏书，自杭州运回宁波，仍珍藏于天一阁宝书楼。此次天一阁藏书运藏，历时七年，据郑振铎记载，仅少地方志两种，马涯民记载则为“仅缺少方志数种”，可见损失不大。今天我们还能看到天一阁这些宝贵的图书，实在全赖陈训慈的保护之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