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中，通过长期实践，一个政权对于神权、君权、相权、兵权这四大权力的分配，早已形成了一种“常规模式”。凡符合这种模式的，才能长治久安，与这种模式有出入的，每每造成混乱；出入太大的，就会发生大乱，直至覆亡。一个政权对神权、君权、相权、兵权四大权力应该如何分配才算是常规模式？笔者认为：在探讨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不能忽略中国的特点，即与西方的封建时代相比，中国人对宗教的态度要淡薄得多。像西方那样由教皇给国王加冕的事是不会发生的；相反的，历史上某些佛教、道教的头面人物却要受皇帝之封。也就是说：神权常常要依附于君权。农民起义的队伍开始时以神权来号召，这样的事历代有之。如黄巾军崇奉太平道，方腊起义崇奉摩尼教。但那只是权宜之计，不是正常现象。朱元璋起初参加红巾军，自是白莲教徒；但他一旦羽毛丰满，正式建立政权，就毅然抛弃宗教，斥白莲教为“妖”而加以镇压。在中国的封建社会中，神权从来只是君权的附属物，谁能打平天下，谁就“君权神授”，从未发生过神权凌驾于君权之上的情况。因此在四大权力之中，君权、相权、兵权是实，而神权是虚。谁掌握了君权，也就同时掌握了神权。起义之初以神权相号召，只能是一时的权宜之计，以后就应该逐渐淡化。但在正式建立政权之后，太平天国对神权不仅没有淡化，而且不断强化，一切信天不信人，这不但成为敌方攻击的口实，也常常引起自己军民的反感。过分强化神权，正是太平天国逐渐脱离“常规”而于己不利的做法。
由于神权、君权几乎合二为一，中国历代封建政权最理想的常规模式是三权鼎立。如汉初的刘邦自掌神权（斩白蛇）与君权（兴汉业），而以萧何掌相权，韩信掌兵权，结果战胜了虽是英雄人物却刚愎自用的对手项羽，开创了西汉王朝。李世民年轻有为，才能远远超过刘邦，才敢于在一段时间之内集神权、君权、兵权于一身，但他以尚书、中书、门下三省长官共居相职，相互配合，相互制约，后来又把兵权交给可以相信的大将，没有违反三权鼎立的常规模式，所以开创了300年的唐王朝。
赵匡胤收拾50多年军阀混战、民不聊生的烂摊子，创立统一的宋王朝，也得力于他的重视文治，尊重相权，恢复了传统的常规模式。
朱元璋是元末群雄角逐中的胜利者，是个大老粗。他在建立政权之后，不让白莲教的神权凌驾于自己的君权之上，并且重用知识分子，尊重相权，这是很明智的做法，基本上符合于常规模式。可是在打平天下之后，他却大杀功臣，废掉宰相，实行一人专制。这种集三权于一身的办法，一个精明能干的皇帝也许还能勉强应付，如果是平庸无能的皇帝，大权就会落到太监与近臣的手中，造成政治腐败，民不聊生。明代的情况正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