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代的外患大都来自北方，来自一些游牧民族。中国历代的农民起义，大都起于中原，起于内部矛盾极为尖锐的地区。如果内忧和外患来自一个方向，中原王朝就比较容易对付，有时候还可以用祖国至上的口号相号召，把农民起义的力量转化为抗击外患的力量，例如南宋初年北方一些农民起义军就被收编成为抗金的队伍。至于元末的各路农民起义军就直接承担起双重任务，既要推翻腐朽的元王朝，又要把蒙古贵族赶出中国去，于是就喊出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政治口号。如果内忧和外患来自不同的两个方向，中原王朝处于双方的夹击之中，那就会捉襟见肘，穷于应付。在处理上一有失误，就有垮台的可能。明朝末年的局势就是这样。当时明王朝的首都在北京，农民起义的烽火来自陕西，来自西方；外患也就是清兵的侵略来自东方。明廷始终处于两面受敌的地位。由于农民起义军和清兵根本没有接触的机会，所以要想把农民起义军转化为抗清力量的可能性几乎是零。
事有凑巧，当时的明朝皇帝朱由检和李自成、张献忠三个人都是年龄相仿的青年人，性格又都非常执拗。他们几乎是同时登上历史舞台：1628年，崇祯帝朱由检登上帝位；同一年，因为陕西饥荒，流民四起，李自成、张献忠在不同的地方，同时起兵。这种偶然性却加大了造成民族大悲剧的必然性。如果明廷的皇帝或主政的大臣是个比较稳重的中老年人，就不会在清兵虎视眈眈、大敌当前的时候把全国主要的兵力用于镇压农民起义，造成两败俱伤。崇祯帝并不是不重视东方的大敌，他只是低估了农民起义军的力量，认为乌合之众，易于击败，决定先安内而后攘外。因为急于求成，他督促将领进兵，十分严厉，稍有失误，贬杀随之。从1628年到1638年，十年之间，明军确实打了不少胜仗。在农民起义军的三大领袖人物之中，老闯王高迎祥兵败被擒，送到北京处死；八大王张献忠于屡败之后，降于明将熊文灿；新闯王李自成全军覆没，只剩18骑逃匿山中，一时不敢复出。镇压农民起义的军事行动似乎可以告一段落。可是就在这时，关外的清兵大举南下，威胁北京，明廷不得不把主要兵力用于对付外患，于是起义军就获得了喘息的机会，东山再起，卷土重来。此后的几年，明王朝在天灾人祸、内忧外患的交相煎迫之下，终于一步步走向覆亡。10年中间，明廷的精兵良将死于内战战场上的虽多，但是由于崇祯帝的军令过于严酷，因违犯军令被杀的，打了败仗被杀的，以及畏罪自杀的人也很不少。带兵将领心有余悸，人人自危。到了辽东战场上，每每缩手缩脚，在战斗中不能发挥积极性，自然难以建功立业。崇祯帝的执拗造成了明廷兵力的重大损失，李自成与张献忠的执拗又造成了内战的一再延长。结果是明廷覆亡了，李、张两人也相继败死；在三年之内几乎是同归于尽，造成了一场民族的大悲剧。